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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杰,1951年出生于台湾屏东,演员、剧作家、导演。从1986年起,饰演话剧《暗恋桃花源》的男主角江滨柳长达20年。参演电影《师父》《绣春刀》《一代宗师》《白银帝国》等。
金士杰回答每个问题前都要沉默两三秒,这冷静的间隔让《环球人物》记者心里凛凛生风,不禁想起他演过的那些奸诈师爷和佞臣——《白银帝国》里的刘掌柜、《一代宗师》里的五爷,《绣春刀》里的魏忠贤。过去20年中,他时常会在观众不经意间,在某部电影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闪出一张冷峻瘦削的脸,笑与不笑都让观众想穿上件衣服或者缩进座椅。他说话的语调似乎在对所有凑近他窥探的人说:保持距离。
但也有人愿意把《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里的小人物皮不笑看成他自己的化身;另一些人更愿意把他想象成《暗恋桃花源》里痴情而造化弄人的江滨柳,为某种执念等到垂垂老矣。当时与他搭档的林青霞已经退出演艺圈20年,舞台上的云之凡成了江湖传说,现实中的江滨柳还是神采奕奕。金士杰在最近上映的电影《师父》中扮演津门武行领袖,近40年艺术生涯中第一次拍武打戏。这主要归功于导演徐皓峰的个人魅力,很多惺惺相惜不必解释,懂得的人早已懂得,不懂的人永远不懂。
对于练武这件事,有一种表述,大意是说:当你刚入门的时候,别想着玩创新,踏踏实实按照规矩来,一步一步学;当你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不再拘泥于固有招式,自然会打破规矩,随心所欲皆成文章。
所以当金士杰说他在塑造角色时“有一半是蒙的”,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谦,但《环球人物》记者相信那就是事实。在表演这一行里,金士杰站的位置已经能俯视大多数规矩。
他是最早被称为“金老师”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台湾话剧还是一片荒漠的时代,金士杰就以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姿态投身舞台。他和赖声川的合作影响至今,台湾话剧史的记录者称他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能写、能演、能导、能教,就连在黑帮电影里客串时,金士杰的名字都是“金老师”。40年剧场生涯,让他成为台湾文艺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他最初是学兽医的,因为想逃避联考。“我不想读工,也不想读商,那些技术工种我不喜欢。农业好像还合乎我的兴趣,虽然也不是我这辈子最想追求的东西。当我用手摸着那些动物和农作物时,觉得跟我的调调还蛮合的,所以当时就这么选择了。”金士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是权宜之计,事实上他根本不会去当兽医,“因为我知道在一个阶段完成之后,我将回到我文艺青年的本位,去做我该做的事”。
他“该做的事”,就是演戏。
《环球人物》:在《师父》里您演一位武行领袖,当初为什么接下这个角色?
金士杰:是导演徐皓峰找上我的。他来看我们的话剧,之后一起吃饭、聊天。我看他谈吐不俗,这个不俗让我有一点向往。那时还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他就送了我一些,读后对他的文字非常喜欢。我确定,跟这个导演合作应该是很开心的事。然后又看到剧本,觉得他的写作方式确实与众不同,描写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时代,时间无情地过去,小人物在挣扎中生存,我就答应跟他合作了。之前我从来没有演过这种武打戏,但对他我是另眼相看的,他是江湖中少见的异类,我很欣赏他。
《环球人物》:拍摄过程中,徐皓峰导演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在人物塑造上您如何把握角色特点?
金士杰:我照着自己的直觉把握。我演的这个武行老大是江湖上的一个霸主,事业到了该交棒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自己欣赏的小伙子,给对方提出一些难题,也开出一些方便条件。这么一号人有他的悲哀、幽默、豪情。徐皓峰有时会给我一些指点,比如我微笑的时候嘴巴没有闭起来,半张半抿,他就告诉我,学武的人嘴巴不轻易张(笑)。刚开始我心里还有点疑惑,真要这样板着脸、一本正经的吗?但我还是接受他的意见,并从中寻找对角色的感觉。更不用说动作上的指点了,我那些招式都是徐皓峰一笔一画教出来的。他觉得这个人物一坐一行、一喜一怒都有讲究,他说他见过很多这类人,我就照着他心目中的画面去完成。当然,他没有完全强求,但某些地方会提醒我,可以更内化一点、更不形于色,于是就创造出一个跟我原来想的有点不同的人物。
《环球人物》:近年您和大陆文艺圈合作频繁,大陆的演员、导演给您印象如何?
金士杰:市场繁荣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有更多的人才出山、露脸,在这种环境里会有许多不期而遇的人。徐皓峰就是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哪怕他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朋友,我都觉得很有乐趣、很幸运。大陆这么大,应该有许多这样的人吧,但他们又都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不一样是这个市场最大的潜力,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方面大陆比台湾有更大的人才保障。
《环球人物》:您被称为“戏骨”多年,您认为演技是磨炼出来的还是天赋使然?
金士杰:先天和后天我觉得各占一半,都很重要。基因带来的某种东西是很强大的,但我们永远鼓励后天的努力,永远不嫌多。在片场少聊一点天,多想想台词、角色的关系,那样花费的时间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是胡侃、玩、磨时间,我不能说完全没价值,但总归还是努力一点好。
《环球人物》:最早看到您的戏是话剧《暗恋桃花源》和《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后来在很多电影里看过您演的师爷、谋士,您自己更偏爱哪一类角色?
金士杰:我对老谋深算的人很有兴趣啊,(接戏时)有这个追求和倾向。我觉得工于心计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艺术创作来讲也需要。比如我写文章,字句怎么造、怎么设埋伏、控制结构,就有许许多多讲究。谋士和师爷都具备这一类特质,我还蛮喜欢的。当然,每一个师爷都不一样,但他们都会字字句句推敲,眼神背后老藏着一些不让你完全明白的东西,这很有趣。
《环球人物》:很多演员都会因外表而限制戏路,您有过这方面的烦恼吗?
金士杰:多多少少有一些吧。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扮演角色的时候多少都会有难以完全到位的东西,需要自己拼拼凑凑去摸索、寻找。我也不敢说自己每一次都完全找得到,只能说找到一些,其余的部分不少是靠“蒙”的,用自己的一些人生体会传达出来。我想每个演员都会受到外形上的限制,但想象力万岁,可以帮我们做许多事情。
《环球人物》:您成名多年,但在影视剧里演的大多是配角,为什么?
金士杰:自己时间有限。我要养家糊口,回家还要照顾两个小孩,演配角占的时间不多。我自己也很喜欢演配角,虽然戏份不够多,但在有限的空间中反而能够一笔一画、小心翼翼地去经营许多事,乐趣蛮高。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一直喜欢当老二,当老三老四也不错,所以一直挺喜欢当配角的。
《环球人物》:您的台词给人印象很深,那种字正腔圆和抑扬顿挫是如何练就的?
金士杰:多年演话剧可能有些帮助,我从小生活在眷村那样的环境里,也是有帮助的。左邻右舍南腔北调,各地方言在耳朵里都留下一些印象。还有重要的一点,我对语言是喜欢的。在表达这些台词的时候,我想努力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使它生活化。我觉得哪怕是莎士比亚的诗句,也应当有这样的任务,就是完全变成生活语言。
这种功课做起来不容易。要熟读,在句子中寻找生活画面,使那些台词能不着痕迹地用生活中的嘴说出来,让人听起来不像台词。我记得在《剩者为王》中,台词我读了许多许多遍,有些还不是一下就解决得掉的,过了好多天突然开个窍,啊对对对,可以这样读、可以那样读,台词就活了。我尽量抱着不改台词的宗旨,因为我自己也是下笔的人,知道每一字每一句的可贵,演员尽量不要瞎改。我觉得就是一直读,不断地去摸索,下苦功是必须的。
《环球人物》:话剧一直被认为是“高雅而穷”的艺术,您的物质欲望是不是很低?
金士杰:(果断地)很低。没有别的,就是很低。
金士杰回答每个问题前都要沉默两三秒,这冷静的间隔让《环球人物》记者心里凛凛生风,不禁想起他演过的那些奸诈师爷和佞臣——《白银帝国》里的刘掌柜、《一代宗师》里的五爷,《绣春刀》里的魏忠贤。过去20年中,他时常会在观众不经意间,在某部电影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闪出一张冷峻瘦削的脸,笑与不笑都让观众想穿上件衣服或者缩进座椅。他说话的语调似乎在对所有凑近他窥探的人说:保持距离。
但也有人愿意把《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里的小人物皮不笑看成他自己的化身;另一些人更愿意把他想象成《暗恋桃花源》里痴情而造化弄人的江滨柳,为某种执念等到垂垂老矣。当时与他搭档的林青霞已经退出演艺圈20年,舞台上的云之凡成了江湖传说,现实中的江滨柳还是神采奕奕。金士杰在最近上映的电影《师父》中扮演津门武行领袖,近40年艺术生涯中第一次拍武打戏。这主要归功于导演徐皓峰的个人魅力,很多惺惺相惜不必解释,懂得的人早已懂得,不懂的人永远不懂。
境界
对于练武这件事,有一种表述,大意是说:当你刚入门的时候,别想着玩创新,踏踏实实按照规矩来,一步一步学;当你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不再拘泥于固有招式,自然会打破规矩,随心所欲皆成文章。
所以当金士杰说他在塑造角色时“有一半是蒙的”,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谦,但《环球人物》记者相信那就是事实。在表演这一行里,金士杰站的位置已经能俯视大多数规矩。
他是最早被称为“金老师”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台湾话剧还是一片荒漠的时代,金士杰就以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姿态投身舞台。他和赖声川的合作影响至今,台湾话剧史的记录者称他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能写、能演、能导、能教,就连在黑帮电影里客串时,金士杰的名字都是“金老师”。40年剧场生涯,让他成为台湾文艺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他最初是学兽医的,因为想逃避联考。“我不想读工,也不想读商,那些技术工种我不喜欢。农业好像还合乎我的兴趣,虽然也不是我这辈子最想追求的东西。当我用手摸着那些动物和农作物时,觉得跟我的调调还蛮合的,所以当时就这么选择了。”金士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是权宜之计,事实上他根本不会去当兽医,“因为我知道在一个阶段完成之后,我将回到我文艺青年的本位,去做我该做的事”。
他“该做的事”,就是演戏。
师父
《环球人物》:在《师父》里您演一位武行领袖,当初为什么接下这个角色?
金士杰:是导演徐皓峰找上我的。他来看我们的话剧,之后一起吃饭、聊天。我看他谈吐不俗,这个不俗让我有一点向往。那时还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他就送了我一些,读后对他的文字非常喜欢。我确定,跟这个导演合作应该是很开心的事。然后又看到剧本,觉得他的写作方式确实与众不同,描写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时代,时间无情地过去,小人物在挣扎中生存,我就答应跟他合作了。之前我从来没有演过这种武打戏,但对他我是另眼相看的,他是江湖中少见的异类,我很欣赏他。
《环球人物》:拍摄过程中,徐皓峰导演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在人物塑造上您如何把握角色特点?
金士杰:我照着自己的直觉把握。我演的这个武行老大是江湖上的一个霸主,事业到了该交棒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自己欣赏的小伙子,给对方提出一些难题,也开出一些方便条件。这么一号人有他的悲哀、幽默、豪情。徐皓峰有时会给我一些指点,比如我微笑的时候嘴巴没有闭起来,半张半抿,他就告诉我,学武的人嘴巴不轻易张(笑)。刚开始我心里还有点疑惑,真要这样板着脸、一本正经的吗?但我还是接受他的意见,并从中寻找对角色的感觉。更不用说动作上的指点了,我那些招式都是徐皓峰一笔一画教出来的。他觉得这个人物一坐一行、一喜一怒都有讲究,他说他见过很多这类人,我就照着他心目中的画面去完成。当然,他没有完全强求,但某些地方会提醒我,可以更内化一点、更不形于色,于是就创造出一个跟我原来想的有点不同的人物。
《环球人物》:近年您和大陆文艺圈合作频繁,大陆的演员、导演给您印象如何?
金士杰:市场繁荣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有更多的人才出山、露脸,在这种环境里会有许多不期而遇的人。徐皓峰就是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哪怕他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朋友,我都觉得很有乐趣、很幸运。大陆这么大,应该有许多这样的人吧,但他们又都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不一样是这个市场最大的潜力,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方面大陆比台湾有更大的人才保障。
戏骨
《环球人物》:您被称为“戏骨”多年,您认为演技是磨炼出来的还是天赋使然?
金士杰:先天和后天我觉得各占一半,都很重要。基因带来的某种东西是很强大的,但我们永远鼓励后天的努力,永远不嫌多。在片场少聊一点天,多想想台词、角色的关系,那样花费的时间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是胡侃、玩、磨时间,我不能说完全没价值,但总归还是努力一点好。
《环球人物》:最早看到您的戏是话剧《暗恋桃花源》和《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后来在很多电影里看过您演的师爷、谋士,您自己更偏爱哪一类角色?
金士杰:我对老谋深算的人很有兴趣啊,(接戏时)有这个追求和倾向。我觉得工于心计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艺术创作来讲也需要。比如我写文章,字句怎么造、怎么设埋伏、控制结构,就有许许多多讲究。谋士和师爷都具备这一类特质,我还蛮喜欢的。当然,每一个师爷都不一样,但他们都会字字句句推敲,眼神背后老藏着一些不让你完全明白的东西,这很有趣。
《环球人物》:很多演员都会因外表而限制戏路,您有过这方面的烦恼吗?
金士杰:多多少少有一些吧。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扮演角色的时候多少都会有难以完全到位的东西,需要自己拼拼凑凑去摸索、寻找。我也不敢说自己每一次都完全找得到,只能说找到一些,其余的部分不少是靠“蒙”的,用自己的一些人生体会传达出来。我想每个演员都会受到外形上的限制,但想象力万岁,可以帮我们做许多事情。
《环球人物》:您成名多年,但在影视剧里演的大多是配角,为什么?
金士杰:自己时间有限。我要养家糊口,回家还要照顾两个小孩,演配角占的时间不多。我自己也很喜欢演配角,虽然戏份不够多,但在有限的空间中反而能够一笔一画、小心翼翼地去经营许多事,乐趣蛮高。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一直喜欢当老二,当老三老四也不错,所以一直挺喜欢当配角的。
《环球人物》:您的台词给人印象很深,那种字正腔圆和抑扬顿挫是如何练就的?
金士杰:多年演话剧可能有些帮助,我从小生活在眷村那样的环境里,也是有帮助的。左邻右舍南腔北调,各地方言在耳朵里都留下一些印象。还有重要的一点,我对语言是喜欢的。在表达这些台词的时候,我想努力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使它生活化。我觉得哪怕是莎士比亚的诗句,也应当有这样的任务,就是完全变成生活语言。
这种功课做起来不容易。要熟读,在句子中寻找生活画面,使那些台词能不着痕迹地用生活中的嘴说出来,让人听起来不像台词。我记得在《剩者为王》中,台词我读了许多许多遍,有些还不是一下就解决得掉的,过了好多天突然开个窍,啊对对对,可以这样读、可以那样读,台词就活了。我尽量抱着不改台词的宗旨,因为我自己也是下笔的人,知道每一字每一句的可贵,演员尽量不要瞎改。我觉得就是一直读,不断地去摸索,下苦功是必须的。
《环球人物》:话剧一直被认为是“高雅而穷”的艺术,您的物质欲望是不是很低?
金士杰:(果断地)很低。没有别的,就是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