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年代熬过来的人，一定会对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毒液四溅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记忆犹新。
　　那末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谁炮制？又是怎样出笼的？请看：
　　
　　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5月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小组，后来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二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仅两天，即1966年5月3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召集总政宣传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党委委员朱悦鹏（记者处长）、李久胜（通联处长）谈话，交待一项重要任务：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作为工作组成员，所以挑选你们3个去，希望你们能愉快接受任务，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到。
　　
　　三
　　次日，即1966年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李久胜因有其他任务，改为尚力科。尚时任《解放军报》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3位解放军总政治部选派的干部，准时赶到戒备森严的钓鱼台，径直到8楼，接待人员将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以及其他两个人已经就坐。
　　谈话开始后，陈伯达用他那极难听懂的闽南话，首先讲了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重大意义，说下午3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由中央领导人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讲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
　　快中午12点了，康生没讲什么，只是表示同意陈伯达讲话的内容。
　　谈话要结束时，陈伯达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陈伯达指明这篇社论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起草。
　　钱抵千问陈伯达，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你刚才讲的内容来写？陈伯达点头表示同意，并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特意强调：“社论是报纸的旗帜，是灵魂，今天一定要赶写出来，明天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令人耳目一新。”
　　
　　四
　　1966年5月31日下午3时半，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厅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陈伯达、康生一道，召集首都主要报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层以上干部开会。
　　会上，邓小平严肃宣布中央一个重要决定：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接着，邓小平解释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最后，邓小平正式宣布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杨丁等六人。邓小平讲完后说：“老夫子（这是当时邓小平对陈伯达的戏称——笔者注），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康生倒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
　　
　　五
　　下午5点多，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驱车赴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早已得到通知，当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直上到办公楼3楼会议室时，报社部门以上负责人早已集合在会议室等候了。
　　陈伯达开门见山地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明天开始，各部门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总编辑吴冷西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
　　
　　六
　　陈伯达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赶快回去吃饭，晚10点以前把社论稿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让他过目。
　　要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拿出能让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理论权威”陈伯达满意的，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谈何容易！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均感到压力很大。如果现在各自回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时间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当机立断，邀朱、尚二人就近去他家吃点便饭。三人边吃边研究，丢下饭碗立即动笔。
　　钱抵千当时有“军内才子”之称，中苏大论战时，曾参加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所以他对陈伯达、康生在文字上的爱好和性格特点颇为了解，便对朱、尚二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当下，钱抵千提议由他按照记录口述，朱、尚二人各记一段进行整理，然后串起来统改。
　　三人奋笔疾书，字斟句酌，到夜里10点，总算将2000多字的社论草就。但颇费周折，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得去绞尽脑汁，搜肚刮肠。
　　起草过程中，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变经》——笔者注），要把林彪讲话中关于政权的那一段塞进去。朱悦鹏认为，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吗？钱抵千知道底细，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七
　　当晚10点以后，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拿着社论草稿到《人民日报》社陈伯达的临时办公室，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已坐在那里等候。
　　陈伯达让用大号字把社论排出，然后修改。排字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内容写的，所以改动不大。
　　陈伯达也同意将林彪那段话插进去，并亲自动笔对社论初稿进行修改，加上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铺垫，用以吓唬人。这些新名词，后来随着社论的发表，一时间风靡全中国。
　　关于社论的题目，初稿原定的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精通文墨的陈伯达深知一篇社论标题之重要，对这个题目不甚满意，觉得用这个题目不醒目、不带劲、火药味不浓，在座的人抠了半天，也未想出更贴切、更有号召力的题目。
　　陈伯达凝思良久，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划来划去，拟了好几个题目，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定稿后，陈伯达要求：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
　　当夜，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将第二天要见报的社论小样，又小心翼翼的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审校了几遍，直到6月1日拂晓《人民日报》开印后才回到宿舍。
　　
　　八
　　这篇直接影响到整个“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作用的社论，当夜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审查，第二天，即1966年6月1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一发表，举国闹腾，几乎使当时整个国家都“疯”了。它宛若一颗爆炸了的毒气弹，弥漫神州大地，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祸害无穷的灾难。
　　毫无疑问，这篇臭名昭著的社论，也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与林彪相勾结，进行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的一支序曲。
　　1980年11月28日，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骨干分子的特别法庭上，陈伯达面对法庭出示的他亲笔修改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初稿和清样，深知罪孽深重，不得不主动认罪，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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