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上午，到医院探望父亲的两拨学生刚走，父亲拉着我的手，望着我艰难地说：“我累了，我要睡一会儿。”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刚好十点。可是我们全家人都万万没想到，父亲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事业和学生们……

　　我想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父亲。那时我家兄妹五人，最大的才十三四岁，最小的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候国家粮食紧张，成人每月31斤粮票，孩子折半，有时还会用豆饼代替。所以我家开饭的时候，经常是每人限量吃，记得父亲总是端起饭碗，看着我们谁的饭少就拨给谁一点。父亲吃得那么少，还要经常读书写作到后半夜一两点钟。有一天夜晚，母亲把一块豆腐端到父亲的桌上，父亲舍不得吃，在母亲再三催促下，父亲只切了一小块，把大半块推给母亲，轻声说：“留给你和孩子们吃吧。”
　　从小到大，父親对我们每个孩子都非常关心体贴。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兄妹大都作为知识青年在外地下乡，当时我二哥患重病住院并被隔离，不让家属陪护。但父亲放心不下，一连十几天，就在病房楼道硬板凳上对付住，白天还要骑自行车近一个小时去师大上班。后来二哥病好出院了，可父亲却因疲劳过度患上了冠心病。
　　我想起了父亲引领我走上党史研究的岁月。
　　我上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毕业时面临着到司法部门或到党史研究部门工作的选择。父亲坚定地支持我到党史研究室去。他说：“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充满着风雨和阳光，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科学，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研究前景，是一辈子也干不完的事业。”正是父亲对党史事业的执着热爱，让我下定了决心从事党史研究工作，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想起了父亲当副校长的一些小事。
　　1983年到1986年，父亲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在这期间，我妻子在一家企业做会计工作，考虑到师大离家近，为了方便照顾家庭和双方老人，她自己联系了师大有关部门。他们看我妻子业务精通，正赶上缺人就同意调入。当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却说：“这件事，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不同意！”就这样，没调成。我妻子知道后哭了一场，只好联系另外一家国有企业去上班，不久就因国企改制下岗了。但那段时间，父亲每月都给我们一定的生活补贴，他后来对我们说：“其实对这件事，我一直心存愧疚，知道你们是为了家里好。可是我在领导岗位，更要以身作则，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父亲在担任副校长期间，各方反映都是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清正廉洁，我们也都理解了这位不一样的父亲。
　　父亲对我们一直是这样严格要求，但对优秀的博士生，总是想尽办法向有关单位推荐。二姐曾对父亲说：“爸爸，你对学生比对我们都好。”父亲说：“遇到一个好学生不容易，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会给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对学生是公事，对你们是私事，私事我张不开嘴呀。人呐，要公私分明。”我们也渐渐明白，心有大我，就要把国家、大家放在心上。
　　父亲把为党培养党史研究人才看作是最大的公事。2012年末，父亲接受了结肠癌手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所以手术后伤口不易愈合。父亲的刀口七寸长一寸深，当时刀口表皮刚要愈合，但深部没愈合，有的地方还有感染化脓。由于担心频繁使用麻药会刺激大脑，父亲坚持不用麻药，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换药。他跟我们说：“我还要给学生上课呢，讲党史可不能迷糊。”学生和父亲商量：“老师，等您伤口好了再给我们上课吧？”父亲却说：“没事儿，一上课我的疼痛就减轻多了。”我看到，父亲上课时精神十足，可当学生走后，他却按着伤口，一身汗水。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总是在点滴的事情中营造“健康、和谐、朴素、互助”的优良家风。在去世前几个月，还在叮嘱我们：“优良的家风要继续传下去，要传到第三代第四代，要永远地传下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父亲有信仰，并把他的信仰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给了我们！（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