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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推荐的专家之一，当时他已是美国顶尖的火箭专家之一了。
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在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才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的学识、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硬说他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当他要返回中国时，移民局将他逮捕，在拘留所里关押了十四天，此后又违反他本人的意愿，将他强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并不断作出押送出境的威胁。在经受了种种虐待之后，1955年他才得以返回祖国。
媒体上一直有传言说他与中国研制核弹有关。钱学森早期对核火箭的兴趣可能让他在中国的核研究和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怎么说，美国实际上给中国送去了一个最出色的火箭专家。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让我从头说起吧。
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在中国古老庄严的都城北京长大。他从那里一所专门培养高材生的中学毕业后，又去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193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公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有一天他来找我，就自己进一步深造的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我们初次会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非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钱学森同意了我的意见。起初，他跟我一起研究一些数学问题。我发觉他想象力非常丰富，既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他还是个学生时，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厘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于是，我俩成了亲密的同事。
钱学森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助推起飞计划做出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我的邀请，加入了空军科学顾问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非常高兴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调查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况。他还和德莱顿博士、华敦德博士一起考察了著名的科赫尔和奥茨山谷风洞。华敦德从那里受到启发，提议在美国搞一套类似的装备，后来促成了图拉霍马的阿诺德工程中心的建立。当钱学森和我在哥廷根大学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是多么奇特：一个是我的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联结在一起;另一个是我的业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了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个称呼大概是对别人的最佳赞词了。1947年2月，我非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
然而，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他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年至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非常不错的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窘的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学森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温鲍姆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共产党的一个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萨迪纳受审。钱和温鲍姆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工作，有时去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钱学森由于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可能早在审讯温鲍姆及其友人时就已经开始了。简而言之，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李·杜布里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他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里奇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
钱学森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里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站出来声援他。杜布里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的比尔·齐施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丹·金保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他打电话告知那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保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仅拘留了钱学森，进行了搜查，还把他送往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押了十五天，在重金保释之下才放出来。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重达1800磅的书籍和笔记本，硬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为题进行大肆报道。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我知道钱学森光明磊落，在装箱之前，他曾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帕萨迪纳地方检察官又复核了一遍，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学森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就这样，这个骄傲且有教养的人，仅仅几年前还得到美国政府的最高褒扬，现在却发现自己已不受信任，而且面临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危险。
帕萨迪纳移民局向钱学森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据说扣留钱学森五年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五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学森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政府真正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他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我也觉得，由于我与华盛顿关系密切，钱学森认为我本可以为他做得更多。但可悲的事实是，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一旦开始，个人即便有最强大的支持也幾乎是无能为力的。
钱学森和蒋英及两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富兰克林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看看。可惜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又给我来过几封信。在一封回复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绝不出席。
（摘自《中外书摘》）
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在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才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的学识、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硬说他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当他要返回中国时，移民局将他逮捕，在拘留所里关押了十四天，此后又违反他本人的意愿，将他强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并不断作出押送出境的威胁。在经受了种种虐待之后，1955年他才得以返回祖国。
媒体上一直有传言说他与中国研制核弹有关。钱学森早期对核火箭的兴趣可能让他在中国的核研究和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怎么说，美国实际上给中国送去了一个最出色的火箭专家。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让我从头说起吧。
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在中国古老庄严的都城北京长大。他从那里一所专门培养高材生的中学毕业后，又去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193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公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有一天他来找我，就自己进一步深造的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我们初次会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非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钱学森同意了我的意见。起初，他跟我一起研究一些数学问题。我发觉他想象力非常丰富，既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他还是个学生时，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厘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于是，我俩成了亲密的同事。
钱学森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助推起飞计划做出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我的邀请，加入了空军科学顾问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非常高兴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调查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况。他还和德莱顿博士、华敦德博士一起考察了著名的科赫尔和奥茨山谷风洞。华敦德从那里受到启发，提议在美国搞一套类似的装备，后来促成了图拉霍马的阿诺德工程中心的建立。当钱学森和我在哥廷根大学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是多么奇特：一个是我的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联结在一起;另一个是我的业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了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个称呼大概是对别人的最佳赞词了。1947年2月，我非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
然而，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他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年至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非常不错的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窘的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学森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温鲍姆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共产党的一个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萨迪纳受审。钱和温鲍姆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工作，有时去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钱学森由于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可能早在审讯温鲍姆及其友人时就已经开始了。简而言之，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李·杜布里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他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里奇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
钱学森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里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站出来声援他。杜布里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的比尔·齐施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丹·金保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他打电话告知那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保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仅拘留了钱学森，进行了搜查，还把他送往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押了十五天，在重金保释之下才放出来。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重达1800磅的书籍和笔记本，硬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为题进行大肆报道。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我知道钱学森光明磊落，在装箱之前，他曾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帕萨迪纳地方检察官又复核了一遍，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学森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就这样，这个骄傲且有教养的人，仅仅几年前还得到美国政府的最高褒扬，现在却发现自己已不受信任，而且面临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危险。
帕萨迪纳移民局向钱学森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据说扣留钱学森五年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五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学森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政府真正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他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我也觉得，由于我与华盛顿关系密切，钱学森认为我本可以为他做得更多。但可悲的事实是，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一旦开始，个人即便有最强大的支持也幾乎是无能为力的。
钱学森和蒋英及两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富兰克林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看看。可惜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又给我来过几封信。在一封回复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绝不出席。
（摘自《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