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趋同化:女儿角色变迁与家庭结构转变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ianjuyy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女性角色、地位的变化与提升是学界极为关注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女儿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家庭资源、家庭养老责任的分配、祭祀仪式的参与等方面,从明显与儿子不同发展到几乎与儿子相同,出现了儿女趋同化的现象.生育观念的转变改变了父代对女儿的情感依赖,经济自主性的提高增加了女儿对父代的经济反馈,居住空间的变化再造了父女之间的互动空间,是重构女儿在娘家角色转变的三重机制.这一系列家庭秩序的转变使得女儿具备与父代在情感、资源等方面互动的合法性,塑造了女儿与儿子近乎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儿女趋同化对家庭组织方式带来的影响形成了双系互动的"新直系家庭"结构.通过对女儿在娘家角色和地位的考察,窥探中国家庭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以便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家庭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
其他文献
当前,乡村旅游成为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过于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而忽略了两者内在逻辑的差异性.基于实体与景观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实体意义上,乡村空间是国家保护下的重要权利空间,它以集体土地制度为基础,是惠农公共资源下沉的空间载体,也是农民维持低成本高福利生产生活的空间场域.乡村旅游依循景观制造的逻辑,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吸纳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公共资源,吸引资本下乡再造商品化景观.景观制造既是乡村空间权利结构重组的过程,也是消解乡村实体功能的过程,可能对乡村振兴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1461个家庭农场的追踪面板数据,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推进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质量认证及进行认证的个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通过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条途径来实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依托企业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而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关键在于,通过地方政府的主导以及针对企业开展的经济、情感、社会和政治动员,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形成了经济、组织、社会互动等层面的新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不仅使得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相对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还再构了地方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关系.通过关联的制造,贫困户被嵌入多类型的产业链条,而企业则通过利益分享促进了贫困户的脱贫.制造关联对扶贫工作的促进能够展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展现了服
以Z市G镇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为例,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在对社会资本展开类型学区分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构建,进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社会组织是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另一关键,其中有着复杂的作用机制.异地商会、行业协会、老乡会等社会组织将以"三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的流动人口聚合在一起,帮助流动人口搭建起结合型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帮助流动人口培育出桥接型社会资本;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上下交融、左右互动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三个层次的社
社区营造理论发源于东亚国家及相关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中国理论界对于社区营造的理论也予以了多学科的关注.从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乡村社区活力的激活和内生机制的建立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社区营造是考察乡村社区活力提升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因此,中国乡村社区营造方略是什么及怎么做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对温泉小镇社区营造的实践观察,以社区营造理论为依托,以社区营造经验为参照,指出中国当下乡村社区营造的策略,即符号化与空间化.提出以符号的方式呈现乡村性、地方性、乡土美,并打造具有生活感的物理空间、具
既有研究多探讨外部环境如何塑造脱贫攻坚及其动员机制,却没有深入解释脱贫攻坚本身的治理特征和运行机制.本文基于贵州T县的脱贫攻坚实践,将脱贫攻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定义为统合治理,认为其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通过党的领导实现对原有科层制的组织重构和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统合,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一轴多元"的治理体系,构建了能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的有效模式.统合治理是有助于汲取运动式治理和科层治理优势的组织基础,其通过组织统合、行动统合和督战统合等治理策略,既强调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度,又突出了
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S村家庭成员关系,发现在集体经济分配制度与宗族文化伦理的双重影响下,家庭发展呈现以父子、婆媳关系为主轴,以夫妻、兄弟关系为辅轴,指针摆向父子关系轴的钟摆式特点."股份量化到人、固化到户、户内继承"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为原本以父权为主的宗族社会伦理提供了经济支撑,强化了父权的家庭伦理秩序.集体分配制度让父母掌握了具有较高价值的宅基地、房屋以及集体经济股权,子女在经济上依附父母,难以获得独立成长的机会,家庭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问题.集体经济发达地区的产权制度深化改革,应强调集体经
建设有效且成本合理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是乡村建设的关键命题.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主要采取项目制的供给方式,表现出"制度内自上而下"的行政理性特征,而这难以克服农民不合作的治理难题,陷入公共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基于此,地方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的制度激励,将公共品供给中的"预算外协商成本"包干给受益农户,生成了"民主包干制",塑造了制度内与制度外协同供给的制度安排.通过构建村社责任共同体与公共利益的再造机制、村庄内生性资源的激活机制、协商民主下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机制,"民主包干制
垃圾治理有利于实现乡村环境的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广东省W县提供了农村垃圾治理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成功经验可以从互动治理的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根据互动场域的不同,互动治理可分为科层间互动、跨领域互动与社会内互动3种互动模式.科层间互动通过上下联动、高位推进与行政动员推动整体治理;跨领域互动通过共识建构、多管齐下与放松规制达成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社会内互动通过行政嵌入、柔性治理与弹性执行培育良好的自治土壤.研究发现,3种互动模式在组织结构、行动逻辑与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互动模式触发先后顺序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蕴涵了农民工家庭享有尊严生活而又体面劳动的实质自由之意,然其绵延的家庭离散式日常生活实践提出了"何以可能,又何以弥合"之问.文章运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从自由的建构性与工具性层面解读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提出城市导向的发展政策聚焦于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自由,影响了农民工家庭在经济条件、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方面的工具性自由与可行能力.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悖论则进一步说明,单纯发展经济的政策弊端及对农民工家庭需求缺乏合理预期.研究启示:要在拓展需求信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