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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外交领域在外交理念、外交侧重点、外交角色及外交视阈实现了划时代的转变，中国在外交领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拓展，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从外交理念看，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和谐世界”理念的升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改变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的初步外交探索成果。该原则最初在1953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处理中印关系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自那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新中国在外交领域广泛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显著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共有9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和谐世界”理念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应对科技迅猛发展态势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而提出的新外交准则。“和谐世界”理念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地拓展，它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是“和谐世界”理念的萌芽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和平解决国家间边界领土争端提供了新思路；党的十四大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概括为“求同存异”。世纪之交时期是“和谐世界”理念初步形成期：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及“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①的主张；党的十六大在十五大的基础上，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正式形成了“和谐社会”理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目标，为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升华提供了新思路。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发言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同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一全新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确立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目标，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③
“和谐世界”理念体现着世界各国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是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大一统” 、“中庸”思想，它既强调世界的一体性，更追求国际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和平共处的和谐，每个国家能够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谐世界”理念与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普遍愿望相通，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通。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基础上的互利，那么，“和谐世界”理念则是在互利基础上的利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的重大意义有二：首先，它向世界昭示中国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提升了中国软实力。“和谐世界”把中国传统的精髓凝聚其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当代中国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也标志着中国从注重硬实力向重视软实力的国际外交理念发展。其次，它有效地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妖魔化”逐步强大起来的中国，认为崛起后的中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和谐世界”的国际理念有力地证明，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实现互利合作、各国皆赢的局面，赞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联合国总部大厦标语“四海之内皆兄弟”是荀子“四海之内如一家”的最好诠释，充分表明中华和谐文化的影响力。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领域成就辉煌，中国与16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朋友遍天下。
二、从外交侧重点看，在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基础上，由重政治、重意识形态向政治、经济利益兼顾的转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新中国果断地取缔所有有损中国国家主权和权益的不平等条约。由于受冷战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外交往中往往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朋友或敌人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新中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并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外交，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绝对化，如在唐山大地震后拒绝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赈灾援助；拒绝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因此，中国虽在1971～1972年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巨大突破，但外交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这不能不是历史的缺憾。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及时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教训，指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因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④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⑤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高屋建瓴地指出：“国与国的关系应该主要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⑥经过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国解除了100多年的思想禁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党的十四大郑重声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国“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⑦紧接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年之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着重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发展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⑧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十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抵制全球化的迹象：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欧洲也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苗头，法国公开提倡经济爱国主义。面对新的挑战，中国迎难而上，继续坚持与国际之间展开对话、交流和合作。近十几年来，中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区域合作，深入参加经贸领域的国际谈判，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和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权益。中国参与并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中非首脑会议，并参与G8+5对话等。2001年，中国专门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举办了首届“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会议”，2005年，推动亚欧首脑会议通过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5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全面运作，中国自2006年起，单方面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扩大特惠关税产品范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携手自立自强的典范。中、越、菲联合开发南海的机制已经建立，使南海由争议之海变为合作之海，为妥善解决类似海上争议问题树立了新的模式。一年一度的东盟中日韩“10+3”会议已形成机制，东亚合作成为亚洲区域合作总进程中最有活力、前景最被看好的组成部分。通过组织、参与国际合作、区域合作和国际贸易谈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发生了巨大改观，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一、从外交理念看，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和谐世界”理念的升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改变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的初步外交探索成果。该原则最初在1953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处理中印关系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自那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新中国在外交领域广泛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显著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共有9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和谐世界”理念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应对科技迅猛发展态势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而提出的新外交准则。“和谐世界”理念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地拓展，它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是“和谐世界”理念的萌芽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和平解决国家间边界领土争端提供了新思路；党的十四大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概括为“求同存异”。世纪之交时期是“和谐世界”理念初步形成期：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及“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①的主张；党的十六大在十五大的基础上，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正式形成了“和谐社会”理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目标，为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升华提供了新思路。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发言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同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一全新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确立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目标，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③
“和谐世界”理念体现着世界各国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是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大一统” 、“中庸”思想，它既强调世界的一体性，更追求国际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和平共处的和谐，每个国家能够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谐世界”理念与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普遍愿望相通，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通。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基础上的互利，那么，“和谐世界”理念则是在互利基础上的利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的重大意义有二：首先，它向世界昭示中国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提升了中国软实力。“和谐世界”把中国传统的精髓凝聚其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当代中国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也标志着中国从注重硬实力向重视软实力的国际外交理念发展。其次，它有效地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妖魔化”逐步强大起来的中国，认为崛起后的中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和谐世界”的国际理念有力地证明，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实现互利合作、各国皆赢的局面，赞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联合国总部大厦标语“四海之内皆兄弟”是荀子“四海之内如一家”的最好诠释，充分表明中华和谐文化的影响力。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领域成就辉煌，中国与16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朋友遍天下。
二、从外交侧重点看，在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基础上，由重政治、重意识形态向政治、经济利益兼顾的转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新中国果断地取缔所有有损中国国家主权和权益的不平等条约。由于受冷战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外交往中往往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朋友或敌人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新中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并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外交，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绝对化，如在唐山大地震后拒绝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赈灾援助；拒绝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因此，中国虽在1971～1972年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巨大突破，但外交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这不能不是历史的缺憾。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及时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教训，指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因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④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⑤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高屋建瓴地指出：“国与国的关系应该主要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⑥经过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国解除了100多年的思想禁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党的十四大郑重声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国“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⑦紧接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年之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着重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发展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⑧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十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抵制全球化的迹象：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欧洲也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苗头，法国公开提倡经济爱国主义。面对新的挑战，中国迎难而上，继续坚持与国际之间展开对话、交流和合作。近十几年来，中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区域合作，深入参加经贸领域的国际谈判，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和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权益。中国参与并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中非首脑会议，并参与G8+5对话等。2001年，中国专门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举办了首届“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会议”，2005年，推动亚欧首脑会议通过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5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全面运作，中国自2006年起，单方面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扩大特惠关税产品范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携手自立自强的典范。中、越、菲联合开发南海的机制已经建立，使南海由争议之海变为合作之海，为妥善解决类似海上争议问题树立了新的模式。一年一度的东盟中日韩“10+3”会议已形成机制，东亚合作成为亚洲区域合作总进程中最有活力、前景最被看好的组成部分。通过组织、参与国际合作、区域合作和国际贸易谈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发生了巨大改观，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