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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寿斌1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元旦前，全国25个省市的异地高考方案相继出台，艰难落实了去年8月底国务院有关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指示精神。北京市从2013年起面向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有条件”地放开高职和专升本；上海市以进城务工人员的“积分”来划定随迁子女享受高考的不同权利；广东省则决定以2013年、2014年、2016年为三个时间节点，分步骤、分层次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的高考问题。
以北京市的“过渡”方案为例，凡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6年，初中毕业生只能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中职毕业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参加高职学校的考试录取；而同样身份条件的高中毕业生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毕业后可参加专升本考试录取。
上海市的方案则通过“积分”的形式来分配考生的权利，进城务工父母的“积分”达到规定标准，随迁子女才能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如果父母的“积分”达不到“标准”，只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的，则其初中毕业的子女只能参加全日制中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职毕业后再参加高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高职毕业后可在上海市参加专升本招生考试。
进城务工子女只能上了中职进高职，读完高职专升本，而始终没有平等的机会报考重点高校、名牌大学。让人觉得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被附着了“拼爹”的色彩。
在国家高考继续执行按省市切块分配录取指标的前提下，放开“异地高考”，必然会影响到城市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无异于自切蛋糕，甚至产生内心的阵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都不能成为放慢改革的借口，更不能以不成熟、不合理的对策去糊弄百姓，把职业教育当作“挡箭牌”来应付舆论。
自费课桌警醒还教育“欠账”
侯文坤1月7日在《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关于教育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可在一些地区，却是另外的一种景象：有报道称广东省吴川市个别地区，一些孩子去学校读书，除了要背着书包，还要自买一套课桌椅带着。无独有偶，湖北麻城等地也曾被曝出一些学生自带课桌上学的情况。这些现象不能不令人反思一些地方教育基础设施的“欠账问题”。
在吴川，有人一句“我孩子当年上学也是自带桌椅”说法，令人生出对缺少课桌习以为常的感觉。诚然，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能立马见效，但教育延伸出来的话题，却是随时可能挑动公众敏感神经。当学生仍旧要面对课桌或残破或自买的选择时，百十来块钱一套的课桌椅“欠账”，折射出的恐怕还是一些地方对教育重视不够，以及对保障教育投入的监管问责机制执行不到位。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而义务教育更是基础中的基础。近年来，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家一直在不断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可否认，在义务教育的发展中确有难点问题，但保障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教育的最基本设施应是不容打折的。对于职能部门而言，要完善基础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从教育公平、政府保障公共教育的责任出发，一些地方要摒弃懒惰的“锦上添花”式的教育投入思路。还应当有效运作监管和问责机制，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和经济责任审计，还有社会监督也需积极参与积极作为，确保经费不被挤占、挪用与挥霍，教育投入不“被”停滞。否则，这账只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面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欠账”，一些地方学校和教育等职能部门恐怕不仅仅要“扛起”学生的课桌椅，更需要的是“扛起”责任意识与民本理念前行。
富婆环卫工扫出真问题
任小康1月4日在《北京晨报》撰文指出：2013年第一天，早晨6点半，寒气刺骨，53岁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开始清扫马路。这位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家有17套住房，价值过千万元。
在时下的新闻里，工作辛苦、工资低微的环卫工往往站在那些穿着时尚、手牵着狗的富婆的对立面。几天前，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小区里，环卫工劝说3名带着6条狗的女子清理狗粪，但是3人不但没有搭理，反而用棍子指着清洁工大声叱骂，环卫工群体俨然成为洞观贫富世态的窗口。
余友珍一把扫帚扫出的正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对艰苦奋斗这种传统美德的彰显，另一方面，她还为自己的子女树起了榜样，现在，她的儿子在东湖风景区当司机，女儿也是上班族，这样的母爱无疑更显理性和伟大。
在浮躁的语境里，对余友珍送上再多的溢美之辞似乎也不为过，但撕去“17套房”“富婆”等标签，她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因为没有文化和更多的一技之长，也只得从事环卫工这样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样的故事在环卫工群体中应是常见之事。为何她就成了新闻？难道有了钱就天然地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了？舆论的追捧，是否印证了朴实劳动观的稀缺？
劳动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而我们的社会，不但尊重劳动，而且自觉履行这种义务的风气都还远未形成，那些“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劳动最光荣”原本根植我们内心的价值信条也渐渐枯萎。在富婆环卫工的扫帚下，如果那些劳动价值观中的尘埃不被扫除，社会文明或许永远是蓬头垢面。
没人有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
朱旭东1月8日在新华网撰文指出：1月4日发生在河南兰考的一把大火，吞噬了7条可怜的小生命，烧出了世间百态、人间炎凉。
有人想办法推卸责任，有人想对袁厉害泼脏水，甚至还有人有单位借机表现。其实，没有人有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否则只会让自己更渺小。
首先，孩子的家长没资格。这些孩子，原本是有父母的。狠心的父母抛弃了他们，把他们留在冰冷的街头，或者推诿给袁厉害。这些孩子的生身父母谁能有资格指责袁厉害？
其次，地方政府部门没资格。这位名满兰考的女人，多年来收养了超过百名孤儿和弃婴，当地政府部门不可能不知道袁厉害的“难”与孩子们的“苦”，却因“无能为力”——没地方、没资金、没机构，只能任由袁厉害苦苦地拉扯着苦苦的孩子们。奇怪的是，火灾发生后，当地却有部门站出来表示，将采取三项措施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表态的话、风凉话，谁都会说。关键要看这些年，相关部门在照顾孤儿上，做得比袁厉害多吗？比袁厉害好吗？ 再次，诸位看客没资格。事发之后，网络上对袁厉害的种种指责层出不穷。然而在兰考县城，袁厉害却拥有极佳的口碑。县城的居民并不觉得袁厉害做错，甚至认为，把孩子送到袁厉害那里，比送给福利院和救助站更靠谱。作为旁观者，遇事都喜欢议上几句，但对于这件事，还是不要披上伪装来装高尚，因为，咱们都没袁厉害高尚。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刻反思。有专家表示，通过这起惨案，要好好想想儿童福利体制性缺陷。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更需要“人”来补缺。所以，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良心。颐指气使容易，身体力行却相当不容易。我们谁都没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
农村幼儿园还要“黑”多久
袁新文1月10日在人民网撰文指出：近日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民办幼儿园大多是未注册、没户口、办学条件和质量都不达标的“黑”幼儿园。在山东省青州市的一个村子，17个孩子挤在一个家庭作坊式幼儿园里，令人对他们的安全深感不安。许多地方农村民办幼儿园的办学水平、食宿条件、教师数量、整体素质等都存在突出问题。
既然这些民办的农村幼儿园条件不达标，安全隐患大，为什么没有被整治、查处、取缔，反而多年一直“黑”着、而且成了农村学前教育的“主力军”？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对学前教育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投入不足，公办幼儿园、托儿所少得可怜，而许多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需要托管、保育，对学前教育需求旺盛。地方政府在难以解决农村入托难的情况下，对大批“黑”幼儿园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生长、自生自灭”。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许多山村远离乡镇中心。面对离家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乡镇中心幼儿园，山村孩子和家长只能望而却步。
虽然国务院对发展学前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虽然许多地方制定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但是，解决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困境形势依然严峻，加大投入的任务依然艰巨，决不可等闲视之。农村幼儿园，还要“黑”多久？百姓渴望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代课题中获得答案。
“最坚强儿童”让成年人蒙羞
李惊亚1月14日新华网撰文指出：广西一个名叫李阿作的9岁女童引来社会关注：因父母外出打工，4年前她便开始照顾弟弟和哥哥，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被网友称赞为“最坚强留守女童”。而就在不久前，10岁贵州男孩胡镓豪的故事也震撼了很多人：母亲患尘肺病住院，他在异乡照顾重病母亲，每天帮妈妈洗脸、洗脚、擦身子，陪在妈妈身边讲笑话逗她开心。他是医院里的最小陪护，却懂事得让人心疼。
纵观媒体披露的“最坚强儿童”，往往事发西部地区家庭，而且越是贫困家庭孩子越多，父母越能够一门心思打工赚钱，对孩子不管不问。这让人想起，去年底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桶里，这些孩子的父母均健在，但长期疏于履行监护责任，以致悲剧发生。
在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网是立体的，一环缺失，另一环立刻补上。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群体，父母由于各种原因对子女监护不到位甚至缺位时，社会应尽快伸出援手。但据媒体报道，李阿作住在漏雨的简陋平房里，几块木板拼凑成一张“床”，“床”上一张凉席、一条薄被……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最坚强儿童”频频出现，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的孩子，过早背负了生活的重担，这不是家庭和社会的光荣。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为没有照顾好我们的下一代而感到羞耻。
以北京市的“过渡”方案为例，凡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6年，初中毕业生只能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中职毕业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参加高职学校的考试录取；而同样身份条件的高中毕业生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毕业后可参加专升本考试录取。
上海市的方案则通过“积分”的形式来分配考生的权利，进城务工父母的“积分”达到规定标准，随迁子女才能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如果父母的“积分”达不到“标准”，只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的，则其初中毕业的子女只能参加全日制中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职毕业后再参加高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高职毕业后可在上海市参加专升本招生考试。
进城务工子女只能上了中职进高职，读完高职专升本，而始终没有平等的机会报考重点高校、名牌大学。让人觉得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被附着了“拼爹”的色彩。
在国家高考继续执行按省市切块分配录取指标的前提下，放开“异地高考”，必然会影响到城市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无异于自切蛋糕，甚至产生内心的阵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都不能成为放慢改革的借口，更不能以不成熟、不合理的对策去糊弄百姓，把职业教育当作“挡箭牌”来应付舆论。
自费课桌警醒还教育“欠账”
侯文坤1月7日在《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关于教育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可在一些地区，却是另外的一种景象：有报道称广东省吴川市个别地区，一些孩子去学校读书，除了要背着书包，还要自买一套课桌椅带着。无独有偶，湖北麻城等地也曾被曝出一些学生自带课桌上学的情况。这些现象不能不令人反思一些地方教育基础设施的“欠账问题”。
在吴川，有人一句“我孩子当年上学也是自带桌椅”说法，令人生出对缺少课桌习以为常的感觉。诚然，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能立马见效，但教育延伸出来的话题，却是随时可能挑动公众敏感神经。当学生仍旧要面对课桌或残破或自买的选择时，百十来块钱一套的课桌椅“欠账”，折射出的恐怕还是一些地方对教育重视不够，以及对保障教育投入的监管问责机制执行不到位。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而义务教育更是基础中的基础。近年来，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家一直在不断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可否认，在义务教育的发展中确有难点问题，但保障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教育的最基本设施应是不容打折的。对于职能部门而言，要完善基础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从教育公平、政府保障公共教育的责任出发，一些地方要摒弃懒惰的“锦上添花”式的教育投入思路。还应当有效运作监管和问责机制，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和经济责任审计，还有社会监督也需积极参与积极作为，确保经费不被挤占、挪用与挥霍，教育投入不“被”停滞。否则，这账只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面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欠账”，一些地方学校和教育等职能部门恐怕不仅仅要“扛起”学生的课桌椅，更需要的是“扛起”责任意识与民本理念前行。
富婆环卫工扫出真问题
任小康1月4日在《北京晨报》撰文指出：2013年第一天，早晨6点半，寒气刺骨，53岁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开始清扫马路。这位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家有17套住房，价值过千万元。
在时下的新闻里，工作辛苦、工资低微的环卫工往往站在那些穿着时尚、手牵着狗的富婆的对立面。几天前，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小区里，环卫工劝说3名带着6条狗的女子清理狗粪，但是3人不但没有搭理，反而用棍子指着清洁工大声叱骂，环卫工群体俨然成为洞观贫富世态的窗口。
余友珍一把扫帚扫出的正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对艰苦奋斗这种传统美德的彰显，另一方面，她还为自己的子女树起了榜样，现在，她的儿子在东湖风景区当司机，女儿也是上班族，这样的母爱无疑更显理性和伟大。
在浮躁的语境里，对余友珍送上再多的溢美之辞似乎也不为过，但撕去“17套房”“富婆”等标签，她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因为没有文化和更多的一技之长，也只得从事环卫工这样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样的故事在环卫工群体中应是常见之事。为何她就成了新闻？难道有了钱就天然地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了？舆论的追捧，是否印证了朴实劳动观的稀缺？
劳动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而我们的社会，不但尊重劳动，而且自觉履行这种义务的风气都还远未形成，那些“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劳动最光荣”原本根植我们内心的价值信条也渐渐枯萎。在富婆环卫工的扫帚下，如果那些劳动价值观中的尘埃不被扫除，社会文明或许永远是蓬头垢面。
没人有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
朱旭东1月8日在新华网撰文指出：1月4日发生在河南兰考的一把大火，吞噬了7条可怜的小生命，烧出了世间百态、人间炎凉。
有人想办法推卸责任，有人想对袁厉害泼脏水，甚至还有人有单位借机表现。其实，没有人有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否则只会让自己更渺小。
首先，孩子的家长没资格。这些孩子，原本是有父母的。狠心的父母抛弃了他们，把他们留在冰冷的街头，或者推诿给袁厉害。这些孩子的生身父母谁能有资格指责袁厉害？
其次，地方政府部门没资格。这位名满兰考的女人，多年来收养了超过百名孤儿和弃婴，当地政府部门不可能不知道袁厉害的“难”与孩子们的“苦”，却因“无能为力”——没地方、没资金、没机构，只能任由袁厉害苦苦地拉扯着苦苦的孩子们。奇怪的是，火灾发生后，当地却有部门站出来表示，将采取三项措施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表态的话、风凉话，谁都会说。关键要看这些年，相关部门在照顾孤儿上，做得比袁厉害多吗？比袁厉害好吗？ 再次，诸位看客没资格。事发之后，网络上对袁厉害的种种指责层出不穷。然而在兰考县城，袁厉害却拥有极佳的口碑。县城的居民并不觉得袁厉害做错，甚至认为，把孩子送到袁厉害那里，比送给福利院和救助站更靠谱。作为旁观者，遇事都喜欢议上几句，但对于这件事，还是不要披上伪装来装高尚，因为，咱们都没袁厉害高尚。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刻反思。有专家表示，通过这起惨案，要好好想想儿童福利体制性缺陷。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更需要“人”来补缺。所以，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良心。颐指气使容易，身体力行却相当不容易。我们谁都没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
农村幼儿园还要“黑”多久
袁新文1月10日在人民网撰文指出：近日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民办幼儿园大多是未注册、没户口、办学条件和质量都不达标的“黑”幼儿园。在山东省青州市的一个村子，17个孩子挤在一个家庭作坊式幼儿园里，令人对他们的安全深感不安。许多地方农村民办幼儿园的办学水平、食宿条件、教师数量、整体素质等都存在突出问题。
既然这些民办的农村幼儿园条件不达标，安全隐患大，为什么没有被整治、查处、取缔，反而多年一直“黑”着、而且成了农村学前教育的“主力军”？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对学前教育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投入不足，公办幼儿园、托儿所少得可怜，而许多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需要托管、保育，对学前教育需求旺盛。地方政府在难以解决农村入托难的情况下，对大批“黑”幼儿园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生长、自生自灭”。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许多山村远离乡镇中心。面对离家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乡镇中心幼儿园，山村孩子和家长只能望而却步。
虽然国务院对发展学前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虽然许多地方制定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但是，解决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困境形势依然严峻，加大投入的任务依然艰巨，决不可等闲视之。农村幼儿园，还要“黑”多久？百姓渴望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代课题中获得答案。
“最坚强儿童”让成年人蒙羞
李惊亚1月14日新华网撰文指出：广西一个名叫李阿作的9岁女童引来社会关注：因父母外出打工，4年前她便开始照顾弟弟和哥哥，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被网友称赞为“最坚强留守女童”。而就在不久前，10岁贵州男孩胡镓豪的故事也震撼了很多人：母亲患尘肺病住院，他在异乡照顾重病母亲，每天帮妈妈洗脸、洗脚、擦身子，陪在妈妈身边讲笑话逗她开心。他是医院里的最小陪护，却懂事得让人心疼。
纵观媒体披露的“最坚强儿童”，往往事发西部地区家庭，而且越是贫困家庭孩子越多，父母越能够一门心思打工赚钱，对孩子不管不问。这让人想起，去年底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桶里，这些孩子的父母均健在，但长期疏于履行监护责任，以致悲剧发生。
在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网是立体的，一环缺失，另一环立刻补上。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群体，父母由于各种原因对子女监护不到位甚至缺位时，社会应尽快伸出援手。但据媒体报道，李阿作住在漏雨的简陋平房里，几块木板拼凑成一张“床”，“床”上一张凉席、一条薄被……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最坚强儿童”频频出现，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的孩子，过早背负了生活的重担，这不是家庭和社会的光荣。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为没有照顾好我们的下一代而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