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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碾
“……一路上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行走在大街上，音像商店里飘出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的主题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听着这熟悉、伤感的旋律，思绪又不禁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小时候推碾的场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家乡不通电，更没有磨面机，吃的米面都是靠推碾子和拉磨（和石碾是粮食加工的孪生兄弟，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写到）来完成的。石碾主要是用来把小颗粒的粮食脱皮的，如高粱、谷子等。但家乡的碾子还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碾碎红薯干。因为家乡人一年四季的主粮是红薯和红薯干，有首歌谣就真实地道出了红薯对家乡人的重要性：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石碾由碾盘、石磙和磙框组成。碾盘是一块直径三米多、厚约半尺的大青石，固定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台子上。碾盘十分光滑，里高外低，周边有护沿，保护着粮食不撒落地上。碾盘正中有一个洞，一根胳膊粗的铁棒穿洞而过，插入土里，用来固定磙框。碾盘上面放一个大石磙，石磙上装有方形磙框。磙框对木头的要求很高，多用木质坚硬的桑、槐木做成。磙框两个边的框上各凿有一个圆洞，将碾杠插入圆洞，用力向前推，石磙就绕着铁棒在碾盘上转动，从而碾碎碾盘上的粮食。
碾谷子和高粱，目的是去皮，碾起来比较费事，需要好几遍才能将皮碾净。碾过一遍后，用簸箕簸去糠皮，再倒回碾盘上碾……直到将皮碾净为止。而把红薯干碾碎相对容易些，只须碾成指头肚大小的块就行。至于变成面，那是石磨的事了。
石碾相对于石磨，功用要小一些，毕竟需要石碾碾的就那几种粮食。所以石碾的数量要比石磨少。那时，我们村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盘石磨，可石碾全村只有一盘，支在村中央的空地上。正因为数量少，石碾很少有闲暇时候，特别在谷子、高粱和红薯干刚下来时，碾子更是闲不住，“吱呀呀、吱呀呀”，整天都这样不停地响着。哪家若要用碾，得提前去占。一个星期天，我家要碾红薯干。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喊起来，递给我一个盛了几片薯干的簸箕，让我赶紧去占碾。我揉了揉惺松的眼睛，端着簸箕就往石碾那儿跑。还好，我去的最早，石碾那儿还没人。我刚把簸箕放到石碾上，就来了几个和我一样去占碾的孩子。不一会儿，我家的簸箕后面就排起了长队：装谷子的笸箩，装高粱的篮子，还有一家啥粮食也没拿，只拿了一把面刷子排在队上。谁都知道自己家排第几位，谁都不会自己越位往前排。那种秩序，谁都不会打破。偶尔打发孩子过来瞅一眼，推碾的是谁家，碾的啥粮食，就能估摸出还得多长时间轮到自己家。
占好碾，我回家帮母亲拿来篮子、面刷子等工具。母亲背去了一口袋红薯干，将薯干摊到碾盘上，便让我帮她推碾。我在碾杠外边推，母亲在里边推，边推边扫溢出护沿的薯干……我和母亲像驴拉磨一样，一圈一圈地推，由整到碎，由粗到细，碾好一盘，撮到篮子里，再摊一盘，再碾……直到日上三竿，一口袋红薯干才算碾完。我又累又饿，两条小腿也不知道是咋迈到家里的，可母亲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做早饭。
推碾碾米，既是劳累活儿，也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边推碾，边扫碾盘，边添米，要随时观察米碾轧的程度。若掌控的不好，不是碾不净壳，就是碾碎了米。用簸箕簸去米糠，也需要用力均匀，簸动适当，其技术要领，不是三下两下就能学会和掌握的。
家乡有句歇后语，叫“木橛钉碾盘——硬对硬”，说明石碾质地坚硬。它不但石质坚硬，而且性格脾气也硬。它用其自身的硬气碾出了农人的一日三餐，也碾出了一家一家的寻常生活。
推碾不光是劳累、枯燥，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有快乐。过年时是石碾少有的闲暇时候，我们就聚集到石碾旁，把一种叫“砸炮”（一张红纸上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绿豆大小的包，里面装有火药，用锤子一砸，会发出响声）的炮摊在碾盘上，几个人推动石磙，石磙碾过砸炮，就会发出爆竹般的响声。推得越快，响声越密，就像放挂鞭一样。响声过处，碾盘上空也回荡起我们欢快地笑声。
不知从啥时起，没有人再去推碾了。因为村里通了电，村人将粮食送到碾米机房或打面机房，不大一会儿功夫，米面就出来了。从此，村里的石碾便闲置下来。听村人说，在2009年 “空心村” 改造时，原来支石碾那块地方连同老宅基地，都复垦成了耕地，承载着一代代村人生活希望、记载着村人生活记忆的石碾被推到了深沟里，再想听到石碾碾过的隆隆声响，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编 席
编席是用芦苇或秫秸作原料编制席子的过程，是过去农村常见的一种劳作。据说编席的祖师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传说他在遭庞涓陷害后，流浪并隐居在山东省胶南市泊里一带，闲暇无事便将秫秸劈成篾子，编成席子铺在身下。后来许多人也学着编起来，世代相袭，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著名作家孙犁在《荷花淀》中这样描写编席：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好一个恬静优美的醉人月夜！好一幅旖旎的田园风光！其实席编起来可没有这样富有诗意，要把收获的芦苇或秫秸变成席，需经过去根、剁梢、剥皮、破篾、浸泡、碾轧、刮篾、编织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的后面，编席师傅（村里人称他们为“席匠”）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编席一般选在农闲时节，编席师傅会走村串户，谁家需要编席，他就吃住在谁家。乡间的匠人大多不需吆喝，如果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会有第二家、第三家……找上门来，往往是一个匠人到了一个村子，没有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他是出不了这个村的。编席师傅就是这样，到了谁家，管吃管住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只需谈妥编几领席，按照席的大小，收取2-4元不等的报酬就可以了。
那年我家要编几领席，编席师傅就在我家住了下来，我亲眼目睹了编席的整个过程：师傅先将秫秸的根梢去掉，剥去皮，用一把专用的篾刀将秫秸一破两半，在水里浸泡一个时辰，捞出淋水，拿到场里碾轧。碾轧秫秸需要平展的场地，母亲便让我带师傅去场里。师傅将“半成品”的篾子一把一把地铺到石磙下，摊平，然后站到石磙上，脚尖用力朝前蹬，石磙便缓缓地向前滚动。石磙过处，篾子发出“啪啪”的声响。石磙滚到头后，师傅既不下来，也不转身，而是脚后跟用力向后蹬，石磙像个听话的孩子，沿篾子向后碾轧。如此往返三四个来回，然后刮去瓤，这样编席的篾就成形了。 我很惊奇——师傅站在石磙上，手中没有任何支撑，在石磙的滚动中，完全靠身体掌握平衡。特别是石磙向后滚动时，师傅看不见石磙滚动的轨迹，但石磙却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在篾子上走，不能不说是一项绝技。看到我眼里羡慕的神色，师傅让我上去试试，我真的就站到石磙上。可任凭我怎么用力，石磙都纹丝不动。我无奈地跳下来。师傅安慰我说，你年纪还小，力气不够，等长大了，自然就能滚动了。
没见到编席时，总以为席是从一头编起的，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而是从一角编起的。用若干条篾子做径条，将纬条逐根编入，每隔两根篾子挑两根压两根。只见师傅娴熟地用双手同时挑起径条，然后用左胳膊揽着挑起的径条，右手拿过纬条，顺势编入被揽起的径条底下，放下径条，用一把像镰刀一样的编席刀将纬条朝怀里拨一拨，使其密实，再编下一根。看到师傅双手挑捡径条的动作像钢琴家弹奏钢琴那样娴熟，实在令人惊叹。“毛席”编成后，把四边的篾子剪去，留下十公分，折回，用编席刀撬起席背面的篾子，插入折回的篾子，展平，一领席就编成了。
农家编席子，最大的功用是铺。但有一种席不是铺的，而是围在床边，当作装饰品。农村人睡觉，床是靠墙角放的，所以就靠两面墙。这种围在床边的席叫“花席”，是在娶媳妇时用的。这种席用红白两种秫秸篾子编织而成，上面编有双“喜”、“福”、“寿”等字样，有的还编上“喜鹊登枝”、“年年有余”等图案。字，工工整整；图，栩栩如生，显示出编席师傅高超的技艺。编这样的席，东家要额外给编席师傅加钱，并且在饭食上要好一些，编完后，条件好的还要给师傅打壶酒喝。毕竟这是编席师傅用编席这种方式在给东家道喜哩！
编席并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轻松，实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活儿，不说编席前的准备工作，单说编时，圪蹴在地上，一圪蹴就是半晌，腰酸腿麻自不必说，整天和篾子打交道，手经常被扎得一块一块的，那种滋味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这一“编”便是几千年。近年来，家乡已不再种植高粱，芦苇也随着小河的干涸早已绝迹，加之人们发明了机械编席，所用原料大都是竹子。机械编席效率高，质量好，过去的手工编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成为又一项被机械取代的传统的劳作方式。
淘 井
在压水井进入村里以前，村里人吃水都是去“东南井”挑。东南井是一口土井，是村里惟一的水井，因在村子的东南角，故村人叫它东南井。井的直径约两米，深约十米，敞开的井口像一张大嘴，小孩子时不时往里面扔些泥块砖头；遇到大风天气，风卷着树叶草屑往里面刮；畜禽受到惊吓，偶尔也会失足掉入井里；更有甚者，村妇因生活压力、拌嘴生气等原因，一时想不开了，就往井里跳；一到冬季，村里人在井里滤粉条，碎渣掉入井里，污染水质。这样日积月累，慢慢地，井底被泥土淤积，泉眼堵塞，水量减少，水质变差。这时就需要淘井了。
淘井的日子大都选在夏天（特殊情况例外，如畜禽掉井、村妇跳井等）。选在夏天，主要是考虑夏天气温高，下井的人不容易冻感冒。
淘井的工具比较简单：井口上用三根木头搭个三角架，上面吊个滑轮，一根带钩的煞车绳卡在滑轮的槽里。淘井前，要先把井水一桶一桶地吊上来，等见到井底时，赶快把淘井的人送下去。下井的人要身披蓑衣，头戴凉帽，以防泥水砖头砸落到身上头上，发生危险。下井前，还要喝几口烧酒，以驱除寒气。下井者多为有经验的青壮劳力。因为受水位升降的冲刷，井筒增大，加上土质的原因，井壁极易垮塌。有经验的人能一边干活儿，一边随时观察井下的动静。下井的人为了能让全村人吃上干净水，是冒着生命危险下井的。所以每一次淘井，生产队都给每个下井的人记五个劳力的工分。就是这样优厚的待遇，许多人还是不敢下，也不愿下井的。
水桶下到井底后，淘井人会趁少水的黄金时间，赶紧往桶里铲淤泥砖块。铲满后，朝井口喊一声“满了”，井口的人听到喊声，“唉”地答应一声，快速拉绳。为了不耽误时间，井下的人会往另一只水桶里铲杂物，等拉上去的水桶又续下来时，这只水桶刚好铲满。换了水桶，继续铲。这样循环往复，直至把淤泥砖头清理干净为止。
因为井下的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猫着腰不停地劳作，时间长了既劳累，又容易感冒。假如淤泥砖头多时，中间要换一个人下去，替换一下先下去的人。有时能换几个人，这样才能确保既不让下井的人着凉，又不停工。因为一停工，水很快就会冒上来。有的夏天雨水多，水位浅，淤泥砖头还没清理完，水就冒上来了。遇到这种情况，要再次把水拉上来，才能继续清理。
人畜、庄稼啥时也离不开水，井是主要的水源，所以井与村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它不单是饮水之源，在村人心里，由于积聚了太多的汗水与故事，在村人的泛神观念里，往往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色彩，就是神祇。所以，村人骨子里对井有一种敬意。淘井前，要先给井烧三柱香，磕三个头，祈求神灵在受到惊动时，不要怪罪，还要保佑下井的人平安无事。淘井的人都是男人，女人是不能近前的，连我们小孩子也不许观看，以免我们毫无顾忌的喧哗声惊动了神灵。淘井的人更是处处小心谨慎，切忌说出粗话、脏话，连清理杂物时，也要避免用力过大。这是村人对井神的崇拜，更是他们对生活和自身命运的祝福与祈祷。
村人对井神的崇拜，还表现在久旱无雨时。一遇干旱，就要淘井。村人都坚信，如果把井淘了，把污浊的井水换成清澈的甘泉，必将引来天上之水。有时真能应验，头天淘过井，第二天就下起了雨。没有应验时，村人会认为是淘井时用心不诚，冒犯了神灵。所以再淘井时，就会多烧香，多磕头，祈求井神显灵，让“哗哗”的雨水倾盆而下，滋润久旱的禾苗。
也有人会在不经意间冒犯井神。这种人或为生活所迫，或因与邻里、家人生气吵架，失去了生活勇气，一时想不开而跳井。村里人认为，这样的人身上沾满晦气，会污染井水，人吃了被污染的水会生病。这时是必须淘井的。记得有一年秋天，长林媳妇儿因琐事被丈夫打了一顿。长林媳妇儿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一时想不开，跑到东南井，跳了下去。这件事像风一样很快在村里传开，我们小孩子赶紧跑到井边看热闹。这时，大人们已经把长林媳妇儿捞了上来。只见长林发疯一般从家里拿来一口大铁锅，扣在地上，把媳妇儿弄趴在锅上，还不时地捶媳妇儿的后背。当时我们很好奇，不知道大人们这样做是弄啥。直到长林媳妇儿“哇”的吐出一大口井水，大人们如释重负地说了句“吐了”时，我们才知道那样做是为了让长林媳妇儿控出肚里的井水。吐了一口水后，长林媳妇儿的嘴像拧开的水龙头，哗哗地流个不停。直到水吐得差不多，人也缓过了劲儿时，几个大人才用一块门板将她抬回家。 村里人一天也离不开水，出了这样的事，管事的就吆喝了几个青壮劳力，开始淘井。这次淘井，因为是人为造成的，队里没有给淘井人记工分，而是由长林家管了一顿饭完事。
不知从啥时起，村人用上了压水井。压水井严格地说不能叫井，它只是用拳头粗的铁棒在地上戳的窟窿。压水井几乎家家都有，用着方便，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水，省却了外出挑水的劳顿。村里的那眼土井就被冷落到了一边，孤零零地待在那儿。后来，砌井口的四块条石不知被谁抬走，井口比地面低了，一遇雨天，雨水就裹挟着泥沙流入井里。这时的村人，早没了对土井的依赖，任由泥沙横流。天长日久，井被泥沙淤平，那眼滋养了几代村人的土井便消失了，连土井消失的，还有被井水浸润过的文化和传统。
从此，村人不再淘井。
做布鞋
像我这个年龄段、老家在农村的人，小时候没有几个不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的。过去，做布鞋是每个家庭妇女的必修课、基本功，她们中很少有人不会纳鞋底、做布鞋。若连双布鞋都不会做，那是连个婆家也难寻到的。
记忆里，做鞋是从抿袼褙开始的。袼褙所用的布，家乡叫铺衬。铺衬是把穿破了的衣服拆开剪下来，颜色各种各样，新旧程度不同，连厚薄也不一样。铺衬攒到足够多时，选个日头毒的日子，把门板或小方桌子支在当院里，端出一盆事先打好的红薯面糨子，就可以抿袼褙了。
先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选几块大一些的铺衬粘在门板上，上面刷一层糨子，把碎铺衬按新旧厚薄错开，一张一张均匀的粘在底层的大块铺衬上。一层抿好后，再刷一层糨子，把碎铺衬压着茬一块一块铺过去。一层抿好，再抿下一层，到最后一层，也要抿上大块的铺衬。然后，在日头底下晒干，揭下来就可以剪鞋帮了。
袼褙是专用于剪鞋帮的，剪鞋底则要用“阕子”（不清楚家乡为啥叫阕子，只好用这个“阕”字代替）。抿阕子的方法和抿袼褙相同，只是抿阕子的原料不是铺衬，而是麻瓤儿。先将沤好晒干的麻剪成尺把长的段，用棒槌捶软，然后用木梳将麻梳成头发一样细的丝，就成了麻瓤儿。抿时，先将一大块布粘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将麻瓤儿顺着压茬铺一层，再刷一层糨子，铺一层麻瓤儿，最后抿上一大块布，晒干即成。
袼褙和阕子晒干后，翻出鞋样（因为鞋的种类不同，每个成年人都有几个鞋样。小孩子的脚长得快，鞋样几乎一年一换），将其按在袼褙、阕子上，就剪出了鞋帮和鞋底。
做鞋面的新布早已买好，大多是黑呢子、黑洋布和红花布，条件好的也有买灯芯绒的。另外还有白洋布，是沿鞋口用的。巧手的母亲会根据鞋和布块的大小，先剪大人的，剩下的边边角角再给小孩子剪，做到充分利用，一点也不浪费。一块块鞋面剪好后，用糨子和袼褙粘在一起，晾干，用斜剪的白布条把上下鞋口沿了，鞋帮就做成了。鞋底则要把白洋布粘到剪成的阕子上，晾干后才能纳。
纳鞋底是件很费工费时的活儿。纳鞋底一般不占用出工时间，大多在闲暇的阴雨天和晚上纳。但女人们似乎很会利用时间，在出工或开会时，身上必揣着一只鞋底，歇工时纳上几针。特别在开会时，两只耳朵支棱着，边听边纳，满屋子都是“刺啦刺啦”拽麻线的声音。至于队长讲的啥，她们是不会过多关心的。纳时，右手中指带上顶针，拿针尖在头皮上蹭几下，对准鞋底一针扎下去，用顶针向上一顶，针便露出一大截儿，用力一拔，针便带出麻线，“刺啦”一声，整条麻线穿过针眼，把麻线缠到手上紧一紧，一针才算纳完。这样缠不上几回，手背上便被勒出道道紫痕。若纳较厚的鞋底，光用顶针还不够，要用针锥先扎一下，把针续进去，再用顶针顶，等针露出头时，用夹板（竹片制成）夹着针头，才能把针拔出来。鞋底不但要纳得结实，还要保证针脚不能破缝。第一行的针脚和下一行的针脚要错开，同时间距要匀称。为使麻线光滑，纳起来省力，有条件的人家事先会用黄蜡把麻线反复捋一捋。这样一针一针地纳下去，要按照旧时鞋店里“一寸地儿要纳上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一只成年人的鞋底得多少针才能纳成啊！当我们穿上轻巧、透气、舒爽的布鞋时，是否体会到母亲倾注心血、一针一线做鞋所流下的汗水？母亲不单是为子女做鞋，连对子女的爱都纳进了鞋底啊！
一次母亲为我纳鞋底时，特意用一块布包着鞋底。我不解，便问母亲：“娘，您为啥要用布包着纳，二蛋他娘咋没用布包呀？”母亲笑着说：“再过几天你就是学生了，娘要让你穿上新崭崭的鞋去上学。”我还是不解，两眼迷惘地望着母亲。母亲又说：“你想啊，一只鞋底得在娘手上来回倒腾多少回才能纳成？要是不用布包着，不早把鞋底弄成‘老耄脸’了吗？”后来想起此事，我不禁感慨：母亲为了子女，真是操碎了心呀！
鞋底纳好后，把鞋帮上到鞋底上，一只鞋才算做成。有条件的人家，还要把鞋底用桐油油一遍，这样能使鞋底耐磨一些。当我写上“桐油”二字时，仿佛又闻到了母亲油在我鞋上的桐油的香味！
布鞋式样单一，远远没有现在的皮鞋、运动鞋那么式样繁多，大多为圆口，松紧口、棉靴和“虎头鞋”。圆口，鞋脸短，夏天穿不会热得太难受；松紧口（鞋帮两侧各缝上一块松紧布），可松可紧脱穿方便；棉靴，冬天穿着舒适、暖和。至于“虎头鞋”，那里给小孩子穿的，寓意虎头虎脑，吉祥如意。
看一眼纳的鞋底，就能窥出女人的心思，你信不？倘若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做的鞋，用的布新，针脚密，线的力道大，纳时还要用布包着。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如丈夫前妻的孩子、有点矛盾的婆婆老公公等，用的布旧，针脚大，线也纳得松松垮垮，“稀针大麻线”这句话就是形象、贴切的比喻。
仔细回忆一下，最后一次穿母亲做的布鞋，至少也在30年前。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感觉到穿在脚上的温度。如今，母亲老了，以后若想再穿一双母亲做的布鞋，难！
拾麦穗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小麦产量低，辛辛苦苦干一年，一家也分不了多少。但要在低产的情况下做到颗粒归仓，就全靠人了。因此，生产队在将麦子运回麦场后，都会组织社员复收。复收只是流于形式，人们像放羊一样，从麦地这头儿到麦地那头儿走一趟，每人象征性地捡拾一把麦子了事。他们十分清楚，复收拾的麦子归生产队，放哄拾的麦子才归个人，复收得太干净了，接下来的放哄还拾啥？这样的小聪明队长心知肚明，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罢了。这样像梳子梳头一样梳了三遍后，麦穗已经很少，但人们舍不得让一穗麦子烂遗落，便三三两两地踏入麦地，开始了第四遍“梳头”。 男女劳力要干活儿抓工分，老汉们要喂牛放羊，拾麦穗的大多是老婆婆和小孩子。他们在放过哄的麦地里，弯着腰，一手摁着篮子襻儿，一手捡拾麦穗，恨不得将浅浅的麦茬都变成麦穗，拾进篮子。当篮子拾满时，他们就坐在地头儿的树荫下，将麦穗揉碎，将麦糠扬飞，篮子里只剩下籽粒饱满、泛着香气的麦粒。这样既可以腾出篮子的空间，多拾麦穗，也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歇一下发酸发困的腿脚。当饱满的麦粒乖乖地躺在篮子里时，他们的脸上会挂着幸福的笑，像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
小时候的麦季，我时常跟随奶奶拾麦穗。奶奶缠过脚，平时走路都颤巍巍的，但去地里拾麦穗时，走得比我们小孩子还快。她颠着“三寸金莲”，一只胳膊挎着草篮子，一只手来回划着，头一点一点的，好像风里起伏着的麦穗。见奶奶远远地把我甩在了后面，我加快脚步撵奶奶。快到麦地时，我突然奔跑起来，很快超过了奶奶，抢先赶到麦田，拾到了第一穗麦子。奶奶追上我时，已是气喘吁吁：“孙子，你还挺鬼哩，和我赛起跑来了，没人跟你抢！”我说：“奶奶，您不是常说，每一粒麦子都是农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一粒也不能糟塌吗？我跑在前面，就是要把麦穗拾干净。”“好，俺孙子有志气，等拾回麦子，磨了新面，给俺孙子蒸好馍吃。”奶奶笑着，露出了没牙的牙床。
拾麦穗时头顶烈日，太阳烤得人身上火辣辣的，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脸颊、脖子淌，流进眼里，蛰得眼睛生疼；硬硬地麦茬像一把把锥子，一不小心，脚脖子就会被扎一锥子，现出一道血迹。这时候，人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无数次的弯腰、低头、伸手，小孩子往往经不住这单调枯燥的动作的折磨，如果没有大人们的“监督”，保不准就跑到树荫下凉快去了。反观老婆婆，她们像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不停地重复着弯腰、低头、伸手的动作，拾得一丝不苟，拾得充满信心和希望。
包产到户后，记得有一则因为拾麦穗成就一桩姻缘的故事：大栓、小栓兄弟俩赶着毛驴车在地里运麦，大栓赶驴回了场，留下小栓在麦地搂麦子。忽然，小栓发现一个外村姑娘来地里拾麦穗。那年小栓十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还没说下媳妇，异性对他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小栓见那姑娘和自己年龄差不多，脸很白，眼很大，头发很黑，长得很标致，顿生好感，故意把麦子搂得毛糙些，多剩些让姑娘拾。小伙子一旦对哪个姑娘有意了，就会想法主动接触姑娘。小栓也不例外，拿起水壶让姑娘喝水。姑娘害羞，摇了摇头。小栓胆子大，把水壶硬塞到姑娘手中。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二人的话就多了起来。小栓问姑娘是哪里人，姑娘说山口村。姑娘问小栓咋不外出打工，小栓说收罢麦就出去。很快，二人就无话不谈了。大栓回到地里时，见二人有说有笑，又看到姑娘篮子里鼓得小山似的麦穗，顿时明白了。等一车麦子装好，大栓让小栓煞车运麦，自己留在地里搂麦。小栓煞好车，极不情愿地赶驴上路，谁知驴就是不走。让回场里，小栓本来就有气，可又没理由向哥撒，这下正好撒在驴身上。小栓狠劲打驴，驴一拘挛，还是不走。小栓更加恼怒，抡起桑杈又打，把驴打得前腿乱跳，可仍然不走。大栓感到蹊跷，近前看究竟，发现小栓竟把驴的一条后腿捆住了。大栓黑着脸熊小栓：“捆住了驴腿，你还发驴脾气，啥人？”姑娘在一旁忍不住大笑起来，小栓脸一红，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麦罢后，小栓就让爹托媒人去姑娘家说媒。因为拾麦时对小栓的好印象，姑娘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栓就把姑娘娶进了家门。
如今，家乡割麦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联合收割机走过麦田，一边出麦，一边出麦秸，哪里还有遗落的麦穗？农人再也体验不到拾麦穗的期盼和快乐了。想想，不免有点遗憾，但更多的是感叹现代文明给收麦带来的巨大变化，得以让农人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季收成。
钉 掌
农耕时代，牛马驴骡是农人的四件宝贝：送粪、拉庄稼离不开它们，犁地、耙地、耩地、打场离不开它们，就连走亲访友也离不开它们。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能量，有一件事必不可少——为它们钉掌。
牛马驴骡的蹄子外面是一层角质皮，质地坚韧，用来保护肌肉组织。牲畜经过长期的奔走之后，角质皮会被磨损，脚掌如果得不到保护，很容易被路面和地里的砖头瓦块等硬物硌伤。只有为它们钉上掌后，才能继续干活儿。
钉掌其实就像人穿鞋一样，为牛马驴骡穿上“鞋”。我小时候，四里外的陌陂街上就有一处专门为牛马驴骡“穿鞋”的地方，那地方是我们上街赶集的必经之地，每次去赶集，第一件事就是看钉掌。小孩子对啥都好奇，钉掌也不例外。只见街边空地上栽有四根碗口粗的木桩，上面再用两根木头相连，形成一个长方形木架，这就是钉掌的“工作台”。钉掌师傅五十多岁，人们都叫他“王师傅”。他不但是钉掌师傅，还是打铁师傅，因为钉掌所需的掌和钉都由他亲自打制，打铁的炉子就盘在临街的房内。有钉掌的来了，就钉掌。没有钉掌的来，他就打铁，一刻也不闲着。每有钉掌的来，王师傅先让牲畜的主人把牲畜牵到工作台里，拴牢缰绳，自己再走上前，轻轻地拍拍牲畜的头，捋捋牲畜的毛，和牲畜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然后用绳子麻利地将牲畜的四肢拴到木桩上，再从牲畜的肚皮下兜两根绳子，防止牲畜受惊挣扎。
一切准备工作做完，王师傅会让牲畜安静一会儿。趁这个机会，他会进屋取掌、钉和钉掌的工具。钉掌工具不多，但都是特制的：一只高腿木凳、一把小铁锤、一个像“7”字型铁具、一把铁铲、还有一把锋利无比的镰刀。为牲畜穿新鞋前，得先把旧鞋换下。只见王师傅娴熟地将牲畜的一条腿搬起，放到木凳上，将蹄子底面朝上翻起扎紧，拔掉旧掌，用铁铲将蹄子的底面铲平，再用镰刀将豁豁牙牙地“趾甲”修一修，然后拿新掌贴合在蹄子上。这时，我们小孩子会围上去看个仔细，王师傅就大声地提醒我们：“离远点儿，别让牲畜踢着了！”我们不情愿地往后挪挪。
在选新掌时，王师傅特别细心，拿一个贴上，稍不合适，就换一个，直到掌与蹄子大小吻合，贴上严丝合缝才行。然后选七颗铁钉，衔在嘴里，右手握锤，左手持“7”字型铁具，从嘴里取出一颗钉子，“叭叭”两下，把钉子敲入蹄子里，等钉子刚一露头，用“7”型铁具顶端顶着钉头，再轻锤钉盖，钉头慢慢弯回蹄子，直至铆实。如是再三，直到七颗钉子全部钉上，才算钉好一只蹄子。把四只蹄子钉完，王师傅头上已沁出汗珠。
面对牲畜这些庞然大物，钉掌必须胆大心细，胆子小的人是胜任不了这一工作的。钉掌时，师傅们始终高度紧张，没有片刻的轻松，稍有不慎，被踢一下，或抵一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往轻处说皮破流血，往重处说伤筋动骨，甚至要了性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家乡，从种到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从种到收，均由机器替代，运输用上了机动三轮车和汽车，出行有了摩托车、小汽车，昔日为农人生活立下汗马功劳的牛马驴骡，已很难再觅到它们的身影。街上的王师傅早已作古，随他而去的，不只是钉掌用的“工作台”，还有钉掌这门行当。
“……一路上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行走在大街上，音像商店里飘出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的主题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听着这熟悉、伤感的旋律，思绪又不禁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小时候推碾的场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家乡不通电，更没有磨面机，吃的米面都是靠推碾子和拉磨（和石碾是粮食加工的孪生兄弟，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写到）来完成的。石碾主要是用来把小颗粒的粮食脱皮的，如高粱、谷子等。但家乡的碾子还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碾碎红薯干。因为家乡人一年四季的主粮是红薯和红薯干，有首歌谣就真实地道出了红薯对家乡人的重要性：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石碾由碾盘、石磙和磙框组成。碾盘是一块直径三米多、厚约半尺的大青石，固定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台子上。碾盘十分光滑，里高外低，周边有护沿，保护着粮食不撒落地上。碾盘正中有一个洞，一根胳膊粗的铁棒穿洞而过，插入土里，用来固定磙框。碾盘上面放一个大石磙，石磙上装有方形磙框。磙框对木头的要求很高，多用木质坚硬的桑、槐木做成。磙框两个边的框上各凿有一个圆洞，将碾杠插入圆洞，用力向前推，石磙就绕着铁棒在碾盘上转动，从而碾碎碾盘上的粮食。
碾谷子和高粱，目的是去皮，碾起来比较费事，需要好几遍才能将皮碾净。碾过一遍后，用簸箕簸去糠皮，再倒回碾盘上碾……直到将皮碾净为止。而把红薯干碾碎相对容易些，只须碾成指头肚大小的块就行。至于变成面，那是石磨的事了。
石碾相对于石磨，功用要小一些，毕竟需要石碾碾的就那几种粮食。所以石碾的数量要比石磨少。那时，我们村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盘石磨，可石碾全村只有一盘，支在村中央的空地上。正因为数量少，石碾很少有闲暇时候，特别在谷子、高粱和红薯干刚下来时，碾子更是闲不住，“吱呀呀、吱呀呀”，整天都这样不停地响着。哪家若要用碾，得提前去占。一个星期天，我家要碾红薯干。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喊起来，递给我一个盛了几片薯干的簸箕，让我赶紧去占碾。我揉了揉惺松的眼睛，端着簸箕就往石碾那儿跑。还好，我去的最早，石碾那儿还没人。我刚把簸箕放到石碾上，就来了几个和我一样去占碾的孩子。不一会儿，我家的簸箕后面就排起了长队：装谷子的笸箩，装高粱的篮子，还有一家啥粮食也没拿，只拿了一把面刷子排在队上。谁都知道自己家排第几位，谁都不会自己越位往前排。那种秩序，谁都不会打破。偶尔打发孩子过来瞅一眼，推碾的是谁家，碾的啥粮食，就能估摸出还得多长时间轮到自己家。
占好碾，我回家帮母亲拿来篮子、面刷子等工具。母亲背去了一口袋红薯干，将薯干摊到碾盘上，便让我帮她推碾。我在碾杠外边推，母亲在里边推，边推边扫溢出护沿的薯干……我和母亲像驴拉磨一样，一圈一圈地推，由整到碎，由粗到细，碾好一盘，撮到篮子里，再摊一盘，再碾……直到日上三竿，一口袋红薯干才算碾完。我又累又饿，两条小腿也不知道是咋迈到家里的，可母亲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做早饭。
推碾碾米，既是劳累活儿，也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边推碾，边扫碾盘，边添米，要随时观察米碾轧的程度。若掌控的不好，不是碾不净壳，就是碾碎了米。用簸箕簸去米糠，也需要用力均匀，簸动适当，其技术要领，不是三下两下就能学会和掌握的。
家乡有句歇后语，叫“木橛钉碾盘——硬对硬”，说明石碾质地坚硬。它不但石质坚硬，而且性格脾气也硬。它用其自身的硬气碾出了农人的一日三餐，也碾出了一家一家的寻常生活。
推碾不光是劳累、枯燥，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有快乐。过年时是石碾少有的闲暇时候，我们就聚集到石碾旁，把一种叫“砸炮”（一张红纸上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绿豆大小的包，里面装有火药，用锤子一砸，会发出响声）的炮摊在碾盘上，几个人推动石磙，石磙碾过砸炮，就会发出爆竹般的响声。推得越快，响声越密，就像放挂鞭一样。响声过处，碾盘上空也回荡起我们欢快地笑声。
不知从啥时起，没有人再去推碾了。因为村里通了电，村人将粮食送到碾米机房或打面机房，不大一会儿功夫，米面就出来了。从此，村里的石碾便闲置下来。听村人说，在2009年 “空心村” 改造时，原来支石碾那块地方连同老宅基地，都复垦成了耕地，承载着一代代村人生活希望、记载着村人生活记忆的石碾被推到了深沟里，再想听到石碾碾过的隆隆声响，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编 席
编席是用芦苇或秫秸作原料编制席子的过程，是过去农村常见的一种劳作。据说编席的祖师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传说他在遭庞涓陷害后，流浪并隐居在山东省胶南市泊里一带，闲暇无事便将秫秸劈成篾子，编成席子铺在身下。后来许多人也学着编起来，世代相袭，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著名作家孙犁在《荷花淀》中这样描写编席：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好一个恬静优美的醉人月夜！好一幅旖旎的田园风光！其实席编起来可没有这样富有诗意，要把收获的芦苇或秫秸变成席，需经过去根、剁梢、剥皮、破篾、浸泡、碾轧、刮篾、编织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的后面，编席师傅（村里人称他们为“席匠”）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编席一般选在农闲时节，编席师傅会走村串户，谁家需要编席，他就吃住在谁家。乡间的匠人大多不需吆喝，如果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会有第二家、第三家……找上门来，往往是一个匠人到了一个村子，没有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他是出不了这个村的。编席师傅就是这样，到了谁家，管吃管住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只需谈妥编几领席，按照席的大小，收取2-4元不等的报酬就可以了。
那年我家要编几领席，编席师傅就在我家住了下来，我亲眼目睹了编席的整个过程：师傅先将秫秸的根梢去掉，剥去皮，用一把专用的篾刀将秫秸一破两半，在水里浸泡一个时辰，捞出淋水，拿到场里碾轧。碾轧秫秸需要平展的场地，母亲便让我带师傅去场里。师傅将“半成品”的篾子一把一把地铺到石磙下，摊平，然后站到石磙上，脚尖用力朝前蹬，石磙便缓缓地向前滚动。石磙过处，篾子发出“啪啪”的声响。石磙滚到头后，师傅既不下来，也不转身，而是脚后跟用力向后蹬，石磙像个听话的孩子，沿篾子向后碾轧。如此往返三四个来回，然后刮去瓤，这样编席的篾就成形了。 我很惊奇——师傅站在石磙上，手中没有任何支撑，在石磙的滚动中，完全靠身体掌握平衡。特别是石磙向后滚动时，师傅看不见石磙滚动的轨迹，但石磙却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在篾子上走，不能不说是一项绝技。看到我眼里羡慕的神色，师傅让我上去试试，我真的就站到石磙上。可任凭我怎么用力，石磙都纹丝不动。我无奈地跳下来。师傅安慰我说，你年纪还小，力气不够，等长大了，自然就能滚动了。
没见到编席时，总以为席是从一头编起的，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而是从一角编起的。用若干条篾子做径条，将纬条逐根编入，每隔两根篾子挑两根压两根。只见师傅娴熟地用双手同时挑起径条，然后用左胳膊揽着挑起的径条，右手拿过纬条，顺势编入被揽起的径条底下，放下径条，用一把像镰刀一样的编席刀将纬条朝怀里拨一拨，使其密实，再编下一根。看到师傅双手挑捡径条的动作像钢琴家弹奏钢琴那样娴熟，实在令人惊叹。“毛席”编成后，把四边的篾子剪去，留下十公分，折回，用编席刀撬起席背面的篾子，插入折回的篾子，展平，一领席就编成了。
农家编席子，最大的功用是铺。但有一种席不是铺的，而是围在床边，当作装饰品。农村人睡觉，床是靠墙角放的，所以就靠两面墙。这种围在床边的席叫“花席”，是在娶媳妇时用的。这种席用红白两种秫秸篾子编织而成，上面编有双“喜”、“福”、“寿”等字样，有的还编上“喜鹊登枝”、“年年有余”等图案。字，工工整整；图，栩栩如生，显示出编席师傅高超的技艺。编这样的席，东家要额外给编席师傅加钱，并且在饭食上要好一些，编完后，条件好的还要给师傅打壶酒喝。毕竟这是编席师傅用编席这种方式在给东家道喜哩！
编席并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轻松，实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活儿，不说编席前的准备工作，单说编时，圪蹴在地上，一圪蹴就是半晌，腰酸腿麻自不必说，整天和篾子打交道，手经常被扎得一块一块的，那种滋味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这一“编”便是几千年。近年来，家乡已不再种植高粱，芦苇也随着小河的干涸早已绝迹，加之人们发明了机械编席，所用原料大都是竹子。机械编席效率高，质量好，过去的手工编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成为又一项被机械取代的传统的劳作方式。
淘 井
在压水井进入村里以前，村里人吃水都是去“东南井”挑。东南井是一口土井，是村里惟一的水井，因在村子的东南角，故村人叫它东南井。井的直径约两米，深约十米，敞开的井口像一张大嘴，小孩子时不时往里面扔些泥块砖头；遇到大风天气，风卷着树叶草屑往里面刮；畜禽受到惊吓，偶尔也会失足掉入井里；更有甚者，村妇因生活压力、拌嘴生气等原因，一时想不开了，就往井里跳；一到冬季，村里人在井里滤粉条，碎渣掉入井里，污染水质。这样日积月累，慢慢地，井底被泥土淤积，泉眼堵塞，水量减少，水质变差。这时就需要淘井了。
淘井的日子大都选在夏天（特殊情况例外，如畜禽掉井、村妇跳井等）。选在夏天，主要是考虑夏天气温高，下井的人不容易冻感冒。
淘井的工具比较简单：井口上用三根木头搭个三角架，上面吊个滑轮，一根带钩的煞车绳卡在滑轮的槽里。淘井前，要先把井水一桶一桶地吊上来，等见到井底时，赶快把淘井的人送下去。下井的人要身披蓑衣，头戴凉帽，以防泥水砖头砸落到身上头上，发生危险。下井前，还要喝几口烧酒，以驱除寒气。下井者多为有经验的青壮劳力。因为受水位升降的冲刷，井筒增大，加上土质的原因，井壁极易垮塌。有经验的人能一边干活儿，一边随时观察井下的动静。下井的人为了能让全村人吃上干净水，是冒着生命危险下井的。所以每一次淘井，生产队都给每个下井的人记五个劳力的工分。就是这样优厚的待遇，许多人还是不敢下，也不愿下井的。
水桶下到井底后，淘井人会趁少水的黄金时间，赶紧往桶里铲淤泥砖块。铲满后，朝井口喊一声“满了”，井口的人听到喊声，“唉”地答应一声，快速拉绳。为了不耽误时间，井下的人会往另一只水桶里铲杂物，等拉上去的水桶又续下来时，这只水桶刚好铲满。换了水桶，继续铲。这样循环往复，直至把淤泥砖头清理干净为止。
因为井下的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猫着腰不停地劳作，时间长了既劳累，又容易感冒。假如淤泥砖头多时，中间要换一个人下去，替换一下先下去的人。有时能换几个人，这样才能确保既不让下井的人着凉，又不停工。因为一停工，水很快就会冒上来。有的夏天雨水多，水位浅，淤泥砖头还没清理完，水就冒上来了。遇到这种情况，要再次把水拉上来，才能继续清理。
人畜、庄稼啥时也离不开水，井是主要的水源，所以井与村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它不单是饮水之源，在村人心里，由于积聚了太多的汗水与故事，在村人的泛神观念里，往往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色彩，就是神祇。所以，村人骨子里对井有一种敬意。淘井前，要先给井烧三柱香，磕三个头，祈求神灵在受到惊动时，不要怪罪，还要保佑下井的人平安无事。淘井的人都是男人，女人是不能近前的，连我们小孩子也不许观看，以免我们毫无顾忌的喧哗声惊动了神灵。淘井的人更是处处小心谨慎，切忌说出粗话、脏话，连清理杂物时，也要避免用力过大。这是村人对井神的崇拜，更是他们对生活和自身命运的祝福与祈祷。
村人对井神的崇拜，还表现在久旱无雨时。一遇干旱，就要淘井。村人都坚信，如果把井淘了，把污浊的井水换成清澈的甘泉，必将引来天上之水。有时真能应验，头天淘过井，第二天就下起了雨。没有应验时，村人会认为是淘井时用心不诚，冒犯了神灵。所以再淘井时，就会多烧香，多磕头，祈求井神显灵，让“哗哗”的雨水倾盆而下，滋润久旱的禾苗。
也有人会在不经意间冒犯井神。这种人或为生活所迫，或因与邻里、家人生气吵架，失去了生活勇气，一时想不开而跳井。村里人认为，这样的人身上沾满晦气，会污染井水，人吃了被污染的水会生病。这时是必须淘井的。记得有一年秋天，长林媳妇儿因琐事被丈夫打了一顿。长林媳妇儿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一时想不开，跑到东南井，跳了下去。这件事像风一样很快在村里传开，我们小孩子赶紧跑到井边看热闹。这时，大人们已经把长林媳妇儿捞了上来。只见长林发疯一般从家里拿来一口大铁锅，扣在地上，把媳妇儿弄趴在锅上，还不时地捶媳妇儿的后背。当时我们很好奇，不知道大人们这样做是弄啥。直到长林媳妇儿“哇”的吐出一大口井水，大人们如释重负地说了句“吐了”时，我们才知道那样做是为了让长林媳妇儿控出肚里的井水。吐了一口水后，长林媳妇儿的嘴像拧开的水龙头，哗哗地流个不停。直到水吐得差不多，人也缓过了劲儿时，几个大人才用一块门板将她抬回家。 村里人一天也离不开水，出了这样的事，管事的就吆喝了几个青壮劳力，开始淘井。这次淘井，因为是人为造成的，队里没有给淘井人记工分，而是由长林家管了一顿饭完事。
不知从啥时起，村人用上了压水井。压水井严格地说不能叫井，它只是用拳头粗的铁棒在地上戳的窟窿。压水井几乎家家都有，用着方便，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水，省却了外出挑水的劳顿。村里的那眼土井就被冷落到了一边，孤零零地待在那儿。后来，砌井口的四块条石不知被谁抬走，井口比地面低了，一遇雨天，雨水就裹挟着泥沙流入井里。这时的村人，早没了对土井的依赖，任由泥沙横流。天长日久，井被泥沙淤平，那眼滋养了几代村人的土井便消失了，连土井消失的，还有被井水浸润过的文化和传统。
从此，村人不再淘井。
做布鞋
像我这个年龄段、老家在农村的人，小时候没有几个不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的。过去，做布鞋是每个家庭妇女的必修课、基本功，她们中很少有人不会纳鞋底、做布鞋。若连双布鞋都不会做，那是连个婆家也难寻到的。
记忆里，做鞋是从抿袼褙开始的。袼褙所用的布，家乡叫铺衬。铺衬是把穿破了的衣服拆开剪下来，颜色各种各样，新旧程度不同，连厚薄也不一样。铺衬攒到足够多时，选个日头毒的日子，把门板或小方桌子支在当院里，端出一盆事先打好的红薯面糨子，就可以抿袼褙了。
先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选几块大一些的铺衬粘在门板上，上面刷一层糨子，把碎铺衬按新旧厚薄错开，一张一张均匀的粘在底层的大块铺衬上。一层抿好后，再刷一层糨子，把碎铺衬压着茬一块一块铺过去。一层抿好，再抿下一层，到最后一层，也要抿上大块的铺衬。然后，在日头底下晒干，揭下来就可以剪鞋帮了。
袼褙是专用于剪鞋帮的，剪鞋底则要用“阕子”（不清楚家乡为啥叫阕子，只好用这个“阕”字代替）。抿阕子的方法和抿袼褙相同，只是抿阕子的原料不是铺衬，而是麻瓤儿。先将沤好晒干的麻剪成尺把长的段，用棒槌捶软，然后用木梳将麻梳成头发一样细的丝，就成了麻瓤儿。抿时，先将一大块布粘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将麻瓤儿顺着压茬铺一层，再刷一层糨子，铺一层麻瓤儿，最后抿上一大块布，晒干即成。
袼褙和阕子晒干后，翻出鞋样（因为鞋的种类不同，每个成年人都有几个鞋样。小孩子的脚长得快，鞋样几乎一年一换），将其按在袼褙、阕子上，就剪出了鞋帮和鞋底。
做鞋面的新布早已买好，大多是黑呢子、黑洋布和红花布，条件好的也有买灯芯绒的。另外还有白洋布，是沿鞋口用的。巧手的母亲会根据鞋和布块的大小，先剪大人的，剩下的边边角角再给小孩子剪，做到充分利用，一点也不浪费。一块块鞋面剪好后，用糨子和袼褙粘在一起，晾干，用斜剪的白布条把上下鞋口沿了，鞋帮就做成了。鞋底则要把白洋布粘到剪成的阕子上，晾干后才能纳。
纳鞋底是件很费工费时的活儿。纳鞋底一般不占用出工时间，大多在闲暇的阴雨天和晚上纳。但女人们似乎很会利用时间，在出工或开会时，身上必揣着一只鞋底，歇工时纳上几针。特别在开会时，两只耳朵支棱着，边听边纳，满屋子都是“刺啦刺啦”拽麻线的声音。至于队长讲的啥，她们是不会过多关心的。纳时，右手中指带上顶针，拿针尖在头皮上蹭几下，对准鞋底一针扎下去，用顶针向上一顶，针便露出一大截儿，用力一拔，针便带出麻线，“刺啦”一声，整条麻线穿过针眼，把麻线缠到手上紧一紧，一针才算纳完。这样缠不上几回，手背上便被勒出道道紫痕。若纳较厚的鞋底，光用顶针还不够，要用针锥先扎一下，把针续进去，再用顶针顶，等针露出头时，用夹板（竹片制成）夹着针头，才能把针拔出来。鞋底不但要纳得结实，还要保证针脚不能破缝。第一行的针脚和下一行的针脚要错开，同时间距要匀称。为使麻线光滑，纳起来省力，有条件的人家事先会用黄蜡把麻线反复捋一捋。这样一针一针地纳下去，要按照旧时鞋店里“一寸地儿要纳上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一只成年人的鞋底得多少针才能纳成啊！当我们穿上轻巧、透气、舒爽的布鞋时，是否体会到母亲倾注心血、一针一线做鞋所流下的汗水？母亲不单是为子女做鞋，连对子女的爱都纳进了鞋底啊！
一次母亲为我纳鞋底时，特意用一块布包着鞋底。我不解，便问母亲：“娘，您为啥要用布包着纳，二蛋他娘咋没用布包呀？”母亲笑着说：“再过几天你就是学生了，娘要让你穿上新崭崭的鞋去上学。”我还是不解，两眼迷惘地望着母亲。母亲又说：“你想啊，一只鞋底得在娘手上来回倒腾多少回才能纳成？要是不用布包着，不早把鞋底弄成‘老耄脸’了吗？”后来想起此事，我不禁感慨：母亲为了子女，真是操碎了心呀！
鞋底纳好后，把鞋帮上到鞋底上，一只鞋才算做成。有条件的人家，还要把鞋底用桐油油一遍，这样能使鞋底耐磨一些。当我写上“桐油”二字时，仿佛又闻到了母亲油在我鞋上的桐油的香味！
布鞋式样单一，远远没有现在的皮鞋、运动鞋那么式样繁多，大多为圆口，松紧口、棉靴和“虎头鞋”。圆口，鞋脸短，夏天穿不会热得太难受；松紧口（鞋帮两侧各缝上一块松紧布），可松可紧脱穿方便；棉靴，冬天穿着舒适、暖和。至于“虎头鞋”，那里给小孩子穿的，寓意虎头虎脑，吉祥如意。
看一眼纳的鞋底，就能窥出女人的心思，你信不？倘若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做的鞋，用的布新，针脚密，线的力道大，纳时还要用布包着。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如丈夫前妻的孩子、有点矛盾的婆婆老公公等，用的布旧，针脚大，线也纳得松松垮垮，“稀针大麻线”这句话就是形象、贴切的比喻。
仔细回忆一下，最后一次穿母亲做的布鞋，至少也在30年前。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感觉到穿在脚上的温度。如今，母亲老了，以后若想再穿一双母亲做的布鞋，难！
拾麦穗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小麦产量低，辛辛苦苦干一年，一家也分不了多少。但要在低产的情况下做到颗粒归仓，就全靠人了。因此，生产队在将麦子运回麦场后，都会组织社员复收。复收只是流于形式，人们像放羊一样，从麦地这头儿到麦地那头儿走一趟，每人象征性地捡拾一把麦子了事。他们十分清楚，复收拾的麦子归生产队，放哄拾的麦子才归个人，复收得太干净了，接下来的放哄还拾啥？这样的小聪明队长心知肚明，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罢了。这样像梳子梳头一样梳了三遍后，麦穗已经很少，但人们舍不得让一穗麦子烂遗落，便三三两两地踏入麦地，开始了第四遍“梳头”。 男女劳力要干活儿抓工分，老汉们要喂牛放羊，拾麦穗的大多是老婆婆和小孩子。他们在放过哄的麦地里，弯着腰，一手摁着篮子襻儿，一手捡拾麦穗，恨不得将浅浅的麦茬都变成麦穗，拾进篮子。当篮子拾满时，他们就坐在地头儿的树荫下，将麦穗揉碎，将麦糠扬飞，篮子里只剩下籽粒饱满、泛着香气的麦粒。这样既可以腾出篮子的空间，多拾麦穗，也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歇一下发酸发困的腿脚。当饱满的麦粒乖乖地躺在篮子里时，他们的脸上会挂着幸福的笑，像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
小时候的麦季，我时常跟随奶奶拾麦穗。奶奶缠过脚，平时走路都颤巍巍的，但去地里拾麦穗时，走得比我们小孩子还快。她颠着“三寸金莲”，一只胳膊挎着草篮子，一只手来回划着，头一点一点的，好像风里起伏着的麦穗。见奶奶远远地把我甩在了后面，我加快脚步撵奶奶。快到麦地时，我突然奔跑起来，很快超过了奶奶，抢先赶到麦田，拾到了第一穗麦子。奶奶追上我时，已是气喘吁吁：“孙子，你还挺鬼哩，和我赛起跑来了，没人跟你抢！”我说：“奶奶，您不是常说，每一粒麦子都是农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一粒也不能糟塌吗？我跑在前面，就是要把麦穗拾干净。”“好，俺孙子有志气，等拾回麦子，磨了新面，给俺孙子蒸好馍吃。”奶奶笑着，露出了没牙的牙床。
拾麦穗时头顶烈日，太阳烤得人身上火辣辣的，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脸颊、脖子淌，流进眼里，蛰得眼睛生疼；硬硬地麦茬像一把把锥子，一不小心，脚脖子就会被扎一锥子，现出一道血迹。这时候，人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无数次的弯腰、低头、伸手，小孩子往往经不住这单调枯燥的动作的折磨，如果没有大人们的“监督”，保不准就跑到树荫下凉快去了。反观老婆婆，她们像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不停地重复着弯腰、低头、伸手的动作，拾得一丝不苟，拾得充满信心和希望。
包产到户后，记得有一则因为拾麦穗成就一桩姻缘的故事：大栓、小栓兄弟俩赶着毛驴车在地里运麦，大栓赶驴回了场，留下小栓在麦地搂麦子。忽然，小栓发现一个外村姑娘来地里拾麦穗。那年小栓十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还没说下媳妇，异性对他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小栓见那姑娘和自己年龄差不多，脸很白，眼很大，头发很黑，长得很标致，顿生好感，故意把麦子搂得毛糙些，多剩些让姑娘拾。小伙子一旦对哪个姑娘有意了，就会想法主动接触姑娘。小栓也不例外，拿起水壶让姑娘喝水。姑娘害羞，摇了摇头。小栓胆子大，把水壶硬塞到姑娘手中。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二人的话就多了起来。小栓问姑娘是哪里人，姑娘说山口村。姑娘问小栓咋不外出打工，小栓说收罢麦就出去。很快，二人就无话不谈了。大栓回到地里时，见二人有说有笑，又看到姑娘篮子里鼓得小山似的麦穗，顿时明白了。等一车麦子装好，大栓让小栓煞车运麦，自己留在地里搂麦。小栓煞好车，极不情愿地赶驴上路，谁知驴就是不走。让回场里，小栓本来就有气，可又没理由向哥撒，这下正好撒在驴身上。小栓狠劲打驴，驴一拘挛，还是不走。小栓更加恼怒，抡起桑杈又打，把驴打得前腿乱跳，可仍然不走。大栓感到蹊跷，近前看究竟，发现小栓竟把驴的一条后腿捆住了。大栓黑着脸熊小栓：“捆住了驴腿，你还发驴脾气，啥人？”姑娘在一旁忍不住大笑起来，小栓脸一红，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麦罢后，小栓就让爹托媒人去姑娘家说媒。因为拾麦时对小栓的好印象，姑娘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栓就把姑娘娶进了家门。
如今，家乡割麦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联合收割机走过麦田，一边出麦，一边出麦秸，哪里还有遗落的麦穗？农人再也体验不到拾麦穗的期盼和快乐了。想想，不免有点遗憾，但更多的是感叹现代文明给收麦带来的巨大变化，得以让农人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季收成。
钉 掌
农耕时代，牛马驴骡是农人的四件宝贝：送粪、拉庄稼离不开它们，犁地、耙地、耩地、打场离不开它们，就连走亲访友也离不开它们。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能量，有一件事必不可少——为它们钉掌。
牛马驴骡的蹄子外面是一层角质皮，质地坚韧，用来保护肌肉组织。牲畜经过长期的奔走之后，角质皮会被磨损，脚掌如果得不到保护，很容易被路面和地里的砖头瓦块等硬物硌伤。只有为它们钉上掌后，才能继续干活儿。
钉掌其实就像人穿鞋一样，为牛马驴骡穿上“鞋”。我小时候，四里外的陌陂街上就有一处专门为牛马驴骡“穿鞋”的地方，那地方是我们上街赶集的必经之地，每次去赶集，第一件事就是看钉掌。小孩子对啥都好奇，钉掌也不例外。只见街边空地上栽有四根碗口粗的木桩，上面再用两根木头相连，形成一个长方形木架，这就是钉掌的“工作台”。钉掌师傅五十多岁，人们都叫他“王师傅”。他不但是钉掌师傅，还是打铁师傅，因为钉掌所需的掌和钉都由他亲自打制，打铁的炉子就盘在临街的房内。有钉掌的来了，就钉掌。没有钉掌的来，他就打铁，一刻也不闲着。每有钉掌的来，王师傅先让牲畜的主人把牲畜牵到工作台里，拴牢缰绳，自己再走上前，轻轻地拍拍牲畜的头，捋捋牲畜的毛，和牲畜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然后用绳子麻利地将牲畜的四肢拴到木桩上，再从牲畜的肚皮下兜两根绳子，防止牲畜受惊挣扎。
一切准备工作做完，王师傅会让牲畜安静一会儿。趁这个机会，他会进屋取掌、钉和钉掌的工具。钉掌工具不多，但都是特制的：一只高腿木凳、一把小铁锤、一个像“7”字型铁具、一把铁铲、还有一把锋利无比的镰刀。为牲畜穿新鞋前，得先把旧鞋换下。只见王师傅娴熟地将牲畜的一条腿搬起，放到木凳上，将蹄子底面朝上翻起扎紧，拔掉旧掌，用铁铲将蹄子的底面铲平，再用镰刀将豁豁牙牙地“趾甲”修一修，然后拿新掌贴合在蹄子上。这时，我们小孩子会围上去看个仔细，王师傅就大声地提醒我们：“离远点儿，别让牲畜踢着了！”我们不情愿地往后挪挪。
在选新掌时，王师傅特别细心，拿一个贴上，稍不合适，就换一个，直到掌与蹄子大小吻合，贴上严丝合缝才行。然后选七颗铁钉，衔在嘴里，右手握锤，左手持“7”字型铁具，从嘴里取出一颗钉子，“叭叭”两下，把钉子敲入蹄子里，等钉子刚一露头，用“7”型铁具顶端顶着钉头，再轻锤钉盖，钉头慢慢弯回蹄子，直至铆实。如是再三，直到七颗钉子全部钉上，才算钉好一只蹄子。把四只蹄子钉完，王师傅头上已沁出汗珠。
面对牲畜这些庞然大物，钉掌必须胆大心细，胆子小的人是胜任不了这一工作的。钉掌时，师傅们始终高度紧张，没有片刻的轻松，稍有不慎，被踢一下，或抵一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往轻处说皮破流血，往重处说伤筋动骨，甚至要了性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家乡，从种到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从种到收，均由机器替代，运输用上了机动三轮车和汽车，出行有了摩托车、小汽车，昔日为农人生活立下汗马功劳的牛马驴骡，已很难再觅到它们的身影。街上的王师傅早已作古，随他而去的，不只是钉掌用的“工作台”，还有钉掌这门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