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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电影史上，总不乏将罪犯“正面化”的影片。
电影《公众之敌》就将美国历史上的传奇劫匪迪林杰，
塑造成了“敢作敢当、劫富济贫”的侠盗。
而他最终的伏法不但没让观众拍手叫好，反而让不少人热泪盈眶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大衰退导致人们精神涣散、信仰崩塌。全民犯罪，成了当时的一种潮流。专绑架富家子弟的阿尔文•卡皮斯、“机枪手”凯利，人称“银行自动提款机”的“娃娃脸尼尔森”、从三岁就开始偷盗的“靓仔”弗洛伊德，都是那个年代罪案榜上的“风云人物”。
在这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登记在案的“全民公敌”中，排名第一的是银行劫匪约翰•迪林杰。据称，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短短十个月，纵横美国，抢劫了13家大银行，抢走约33万美元，FBI都被他搞得人仰马翻。
今年7月初在北美上映的，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电影《公众之敌》（Public Enemies），讲述的就是劫匪迪林杰的传奇故事。
盗亦有道，劫富济贫
銀行劫匪迪林杰，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几十年来，他的故事在民间已近传说。而电影史上，也有多部影片以他为主人公。比如1945年的《迪林杰》、1965年的《年轻的迪林杰》、1995年带有戏说性质的《犯罪天堂路》等。在今年这部《公众之敌》前，被提及最多的，是约翰•米利厄斯1973年导演的《迪林杰》。
然而，无论哪部电影，都会把迪林节跋扈嚣张的少年时代略去——中学辍学后，迪林杰来到一家五金店帮工。但他早早就显示了自己不安分的内心，终日寻衅滋事为祸乡里，父亲只好将他扭送至美国海军服役。可他不久就因表现恶劣，被军中除名。
1924年，无所事事的迪林杰伙同一流氓撞开了一家杂货铺的大门，这是这位日后名震美国的大盗的“处女抢”。只是这一次，由于经验缺乏，迪林杰只莫名其妙地把店主揍了一通，分文未抢便逃之夭夭了。还没跑过街角，他就被警察捉住。坦白招供后，却遭重判——监禁20年。
大概所有导演都觉得，少年时代的这些污点，实在无益于表现一位盗亦有道的绿林英雄。因此，他们的故事大多从迪林杰的狱中经历讲起：在押期间，迪林杰结识了多位盗匪前辈，在狱中便形成了自己的帮派。
由于在狱中迪林杰做人低调，处事谦卑，在服刑八年后他奇迹般地被提前释放。可出狱翌日，他就洗劫了两家银行，开始了他戏谑政府、劫富济贫的勇猛传奇。此后，历经越狱、反扑、再越狱等诸多事件，迪林杰也因此开启了美国“全民公敌”史上的迪林杰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颇具“英雄气质”的迪林杰横空出世，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许多人破产，失业，身败名裂。社会大众开始转向对现有秩序的深刻怀疑中。此时，民众需要一个英雄、一个领袖来拯救他们早已千疮百孔的信念。甚至还有民众认为，是银行的贪婪导致了经济萧条。而那些银行抢劫犯，才是真正敢于对抗腐败和权威的象征。
因此，任何一部电影中的迪林杰，都是“正义凛然”的，还英俊帅气，且聪明绝顶。他总戴着当年最时髦的巴拿马草帽，混在银行大厅，和每个顾客谈笑风生。哪怕柜台旁的围栏明明是敞开的，他也要绅士般先行合上，再如运动健将般轻松越过，之后，举枪切入“盗抢”正题。而迪林杰越狱时，也体现了他是勇猛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每次，他都是凭借涂满鞋油的木头手枪，或是肥皂手枪模型，镇住狱警胜利逃亡。
在《公众之敌》导演迈克尔・曼眼中，以上这些仍不能完美诠释出，他心中“美国历史上最棒的银行劫匪，一个人民热爱的英雄”。于是，在新片中，迈克尔为了让观众更加崇拜迪林杰，煞费苦心地从民间传说中提取了更多传奇内容，安排进影片中。
比如，迪林杰“最具创意”的一次盗抢，是冒充“好莱坞导演”。他宣布该银行被征用，务必停止营业，协助“剧组”拍摄抢劫镜头。他在柜台外大喊“开拍”，兄弟们旋即“入戏”。而迪林杰“最勇猛”的一次盗抢，是在行动途中，发现枪支短缺。他和兄弟们索性先抢了州立武器库，再赴银行，其疯狂可见一斑。
为了让迪林杰魅力十足，迈克尔・曼还在片中加入了不少幽默桥段。比如，当迪林杰逃脱印第安纳监狱时，他搞到了一辆车——警长的新座驾，崭新的福特V8。之后，这位传奇大盗不忘给亨利•福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告诉他，自己偷车时的第一选择，永远是一辆福特轿车。
在《公众之敌》的结尾，约翰尼•德普饰演的迪林杰最终陷入FBI的埋伏，寡不敌众，中枪身亡，结束了他31年的人生。而他最终的伏法不但没让观众拍手叫好，反而让不少人热泪盈眶。因为在很多美国民众心里，迪林杰并非如FBI所说，是社会的“渣滓、毒瘤、无赖”。人们甚至认为，他是“用罪恶摆脱悲苦、获得解放的探险者”。导演迈克尔・曼正是持此观点。他甚至还因此一度考虑，该不该给迪林杰安排一个“不死”结局。
作为一个素来遵从史实的“考证派”导演，迈克尔・曼并非凭空有此想法。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人怀疑迪林杰是否真的死于1934年7月22日。以著名犯罪小说家杰伊・罗伯特・纳什为首的不少研究者都相信，当年被FBI击毙的，其实是一个叫做吉米・劳伦斯的狄林杰模仿者。
据说，当年一些认识迪林杰的人都宣称他们认不出那具尸体。迪林杰的父亲见到尸体时甚至惊呼道：“那不是我儿子！”另外，根据警方文件记载，死者的眼睛是绿色的，而迪林杰的是灰色的。验尸结果显示出死者有风湿性心脏病，但迪林杰在印第安纳州立监狱的医生的证词表明，迪林杰不可能有这种疾病，因为狱中的他是狂热的棒球手。
最终，迈克尔・曼还是让迪林杰壮烈离世。大概在他心里，迪林杰这位“总用最极端的方式，燃烧热情，戏谑社会的人”，唯有死亡这种最极端的结尾，才是他人生最好的谢幕方式。
备受宽容的罪人
无论是迈克尔・曼，还是其他电影导演，都要煞费苦心地将迪林杰这样的罪犯尽量美化，也许是因为迪林杰是大萧条重创下凋敝民心的仅有安慰。更重要的是，西方电影史上，将罪犯“正面化”，以表现人性的复杂，似乎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比如，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狂人彼埃洛》、《断了气》、阿兰・德隆主演的《独行杀手》等，讲的都是悲情杀手的故事。
另外，导演迈克尔・曼曾经执导的名片《盗火线》也是一部描写“有血有肉的坏人”的代表作。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匪徒尼尔・麦考利，混迹江湖多年，犯案累累。可他在生活中，却举止文雅，风度翩翩。对爱情也是极为忠诚，甚至会因此而萌生退意。而他最后一次与正义一方的决战，也是被情义所迫，旨在为一死一伤的手下报仇。
好莱坞电影史上，还有一部《邦尼与克莱德》，也是将罪犯“正面化”、“浪漫化”到了极致。影片人物原型是美国的一对亡命鸳鸯，和迪林杰一样同处上世纪30年代。他们抢劫银行，但从不滥杀无辜。
他们的第一次抢劫就像是社会造就的黑色幽默。克莱德走进银行，大盗一样地掏出枪，里面的银行职员很同情地指了指贴着的告示：“本银行已于三星期前破产。” 邦尼与克莱德每次犯案时，都彬彬有礼，带点天真地和人打招呼：“你好，我是邦妮，我是克莱德，我们是抢银行的。”
影片最后，公路上阳光灿烂，邦妮和克莱德一边开车赶路，一边憧憬美好未来。忽然，他们看见老莫斯的卡车抛了锚，两人热心地停下来帮忙。恰巧那时，树上飞出一群小鸟，老莫斯迅猛地往车下钻，这对情侣心头一凉，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此时枪声大作，雨点般的子弹飞来。两人临死前的四目相对，让观众无不难过感慨——是社会的压抑绝望，才让他们生出如此极端的反抗方式。
在《邦妮和克莱德》前，有一部描写另一对雌雄大盗的影片，导演里奥那多・卡索1969年拍摄的《蜜月杀手》。这个故事，取材自上世纪40年代美国一则新闻：一个女护士爱上了情场骗子，决绝地抛弃了自己的亲人，跟着她的“拉丁情人”浪迹天涯，他们扮成一对兄妹，专向有钱而寂寞的女人行骗再行凶。在他们接连地杀了几个女人和孩子后，两个人都精神崩溃，最后向警方自首。
按说，这对雌雄大盗不像天真浪漫的邦尼与克莱德，毕竟他们有血案在身。但导演里奥那多还是尽力挖掘出“罪恶”背后的复杂人性，把一段骗中有爱、愈演愈烈的杀人传奇处理得生动深刻，而观众也最终坚信，是某种可以称作“爱”的东西，导致他们误入了歧途。当他们锒铛入狱，在狱中互写情书时，观众的心已经很柔软了。
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上看，他们的确有种观念是“人人心中都有魔鬼，每个人都是善与恶交织的个体。”关键是，在备受打压的残酷环境中，善与恶的力量如何平衡对抗。或许，西方导演把迪林杰、邦妮和克莱德这些“恶人”刻意扭转成“大英雄”，的确有些投观众所好的“商业用意”。但多少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评价忠奸善恶时，是否也该留下一些人性的空隙？
电影《公众之敌》就将美国历史上的传奇劫匪迪林杰，
塑造成了“敢作敢当、劫富济贫”的侠盗。
而他最终的伏法不但没让观众拍手叫好，反而让不少人热泪盈眶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大衰退导致人们精神涣散、信仰崩塌。全民犯罪，成了当时的一种潮流。专绑架富家子弟的阿尔文•卡皮斯、“机枪手”凯利，人称“银行自动提款机”的“娃娃脸尼尔森”、从三岁就开始偷盗的“靓仔”弗洛伊德，都是那个年代罪案榜上的“风云人物”。
在这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登记在案的“全民公敌”中，排名第一的是银行劫匪约翰•迪林杰。据称，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短短十个月，纵横美国，抢劫了13家大银行，抢走约33万美元，FBI都被他搞得人仰马翻。
今年7月初在北美上映的，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电影《公众之敌》（Public Enemies），讲述的就是劫匪迪林杰的传奇故事。
盗亦有道，劫富济贫
銀行劫匪迪林杰，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几十年来，他的故事在民间已近传说。而电影史上，也有多部影片以他为主人公。比如1945年的《迪林杰》、1965年的《年轻的迪林杰》、1995年带有戏说性质的《犯罪天堂路》等。在今年这部《公众之敌》前，被提及最多的，是约翰•米利厄斯1973年导演的《迪林杰》。
然而，无论哪部电影，都会把迪林节跋扈嚣张的少年时代略去——中学辍学后，迪林杰来到一家五金店帮工。但他早早就显示了自己不安分的内心，终日寻衅滋事为祸乡里，父亲只好将他扭送至美国海军服役。可他不久就因表现恶劣，被军中除名。
1924年，无所事事的迪林杰伙同一流氓撞开了一家杂货铺的大门，这是这位日后名震美国的大盗的“处女抢”。只是这一次，由于经验缺乏，迪林杰只莫名其妙地把店主揍了一通，分文未抢便逃之夭夭了。还没跑过街角，他就被警察捉住。坦白招供后，却遭重判——监禁20年。
大概所有导演都觉得，少年时代的这些污点，实在无益于表现一位盗亦有道的绿林英雄。因此，他们的故事大多从迪林杰的狱中经历讲起：在押期间，迪林杰结识了多位盗匪前辈，在狱中便形成了自己的帮派。
由于在狱中迪林杰做人低调，处事谦卑，在服刑八年后他奇迹般地被提前释放。可出狱翌日，他就洗劫了两家银行，开始了他戏谑政府、劫富济贫的勇猛传奇。此后，历经越狱、反扑、再越狱等诸多事件，迪林杰也因此开启了美国“全民公敌”史上的迪林杰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颇具“英雄气质”的迪林杰横空出世，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许多人破产，失业，身败名裂。社会大众开始转向对现有秩序的深刻怀疑中。此时，民众需要一个英雄、一个领袖来拯救他们早已千疮百孔的信念。甚至还有民众认为，是银行的贪婪导致了经济萧条。而那些银行抢劫犯，才是真正敢于对抗腐败和权威的象征。
因此，任何一部电影中的迪林杰，都是“正义凛然”的，还英俊帅气，且聪明绝顶。他总戴着当年最时髦的巴拿马草帽，混在银行大厅，和每个顾客谈笑风生。哪怕柜台旁的围栏明明是敞开的，他也要绅士般先行合上，再如运动健将般轻松越过，之后，举枪切入“盗抢”正题。而迪林杰越狱时，也体现了他是勇猛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每次，他都是凭借涂满鞋油的木头手枪，或是肥皂手枪模型，镇住狱警胜利逃亡。
在《公众之敌》导演迈克尔・曼眼中，以上这些仍不能完美诠释出，他心中“美国历史上最棒的银行劫匪，一个人民热爱的英雄”。于是，在新片中，迈克尔为了让观众更加崇拜迪林杰，煞费苦心地从民间传说中提取了更多传奇内容，安排进影片中。
比如，迪林杰“最具创意”的一次盗抢，是冒充“好莱坞导演”。他宣布该银行被征用，务必停止营业，协助“剧组”拍摄抢劫镜头。他在柜台外大喊“开拍”，兄弟们旋即“入戏”。而迪林杰“最勇猛”的一次盗抢，是在行动途中，发现枪支短缺。他和兄弟们索性先抢了州立武器库，再赴银行，其疯狂可见一斑。
为了让迪林杰魅力十足，迈克尔・曼还在片中加入了不少幽默桥段。比如，当迪林杰逃脱印第安纳监狱时，他搞到了一辆车——警长的新座驾，崭新的福特V8。之后，这位传奇大盗不忘给亨利•福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告诉他，自己偷车时的第一选择，永远是一辆福特轿车。
在《公众之敌》的结尾，约翰尼•德普饰演的迪林杰最终陷入FBI的埋伏，寡不敌众，中枪身亡，结束了他31年的人生。而他最终的伏法不但没让观众拍手叫好，反而让不少人热泪盈眶。因为在很多美国民众心里，迪林杰并非如FBI所说，是社会的“渣滓、毒瘤、无赖”。人们甚至认为，他是“用罪恶摆脱悲苦、获得解放的探险者”。导演迈克尔・曼正是持此观点。他甚至还因此一度考虑，该不该给迪林杰安排一个“不死”结局。
作为一个素来遵从史实的“考证派”导演，迈克尔・曼并非凭空有此想法。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人怀疑迪林杰是否真的死于1934年7月22日。以著名犯罪小说家杰伊・罗伯特・纳什为首的不少研究者都相信，当年被FBI击毙的，其实是一个叫做吉米・劳伦斯的狄林杰模仿者。
据说，当年一些认识迪林杰的人都宣称他们认不出那具尸体。迪林杰的父亲见到尸体时甚至惊呼道：“那不是我儿子！”另外，根据警方文件记载，死者的眼睛是绿色的，而迪林杰的是灰色的。验尸结果显示出死者有风湿性心脏病，但迪林杰在印第安纳州立监狱的医生的证词表明，迪林杰不可能有这种疾病，因为狱中的他是狂热的棒球手。
最终，迈克尔・曼还是让迪林杰壮烈离世。大概在他心里，迪林杰这位“总用最极端的方式，燃烧热情，戏谑社会的人”，唯有死亡这种最极端的结尾，才是他人生最好的谢幕方式。
备受宽容的罪人
无论是迈克尔・曼，还是其他电影导演，都要煞费苦心地将迪林杰这样的罪犯尽量美化，也许是因为迪林杰是大萧条重创下凋敝民心的仅有安慰。更重要的是，西方电影史上，将罪犯“正面化”，以表现人性的复杂，似乎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比如，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狂人彼埃洛》、《断了气》、阿兰・德隆主演的《独行杀手》等，讲的都是悲情杀手的故事。
另外，导演迈克尔・曼曾经执导的名片《盗火线》也是一部描写“有血有肉的坏人”的代表作。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匪徒尼尔・麦考利，混迹江湖多年，犯案累累。可他在生活中，却举止文雅，风度翩翩。对爱情也是极为忠诚，甚至会因此而萌生退意。而他最后一次与正义一方的决战，也是被情义所迫，旨在为一死一伤的手下报仇。
好莱坞电影史上，还有一部《邦尼与克莱德》，也是将罪犯“正面化”、“浪漫化”到了极致。影片人物原型是美国的一对亡命鸳鸯，和迪林杰一样同处上世纪30年代。他们抢劫银行，但从不滥杀无辜。
他们的第一次抢劫就像是社会造就的黑色幽默。克莱德走进银行，大盗一样地掏出枪，里面的银行职员很同情地指了指贴着的告示：“本银行已于三星期前破产。” 邦尼与克莱德每次犯案时，都彬彬有礼，带点天真地和人打招呼：“你好，我是邦妮，我是克莱德，我们是抢银行的。”
影片最后，公路上阳光灿烂，邦妮和克莱德一边开车赶路，一边憧憬美好未来。忽然，他们看见老莫斯的卡车抛了锚，两人热心地停下来帮忙。恰巧那时，树上飞出一群小鸟，老莫斯迅猛地往车下钻，这对情侣心头一凉，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此时枪声大作，雨点般的子弹飞来。两人临死前的四目相对，让观众无不难过感慨——是社会的压抑绝望，才让他们生出如此极端的反抗方式。
在《邦妮和克莱德》前，有一部描写另一对雌雄大盗的影片，导演里奥那多・卡索1969年拍摄的《蜜月杀手》。这个故事，取材自上世纪40年代美国一则新闻：一个女护士爱上了情场骗子，决绝地抛弃了自己的亲人，跟着她的“拉丁情人”浪迹天涯，他们扮成一对兄妹，专向有钱而寂寞的女人行骗再行凶。在他们接连地杀了几个女人和孩子后，两个人都精神崩溃，最后向警方自首。
按说，这对雌雄大盗不像天真浪漫的邦尼与克莱德，毕竟他们有血案在身。但导演里奥那多还是尽力挖掘出“罪恶”背后的复杂人性，把一段骗中有爱、愈演愈烈的杀人传奇处理得生动深刻，而观众也最终坚信，是某种可以称作“爱”的东西，导致他们误入了歧途。当他们锒铛入狱，在狱中互写情书时，观众的心已经很柔软了。
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上看，他们的确有种观念是“人人心中都有魔鬼，每个人都是善与恶交织的个体。”关键是，在备受打压的残酷环境中，善与恶的力量如何平衡对抗。或许，西方导演把迪林杰、邦妮和克莱德这些“恶人”刻意扭转成“大英雄”，的确有些投观众所好的“商业用意”。但多少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评价忠奸善恶时，是否也该留下一些人性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