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在反腐第一线
徐家杰，香港廉政公署原执行处副处长，于1974年进入廉政公署，是廉署第一代。参与过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贪污运动，亲历廉署从无到有到深入民心的流金岁月。有意思的是，2012年徐家杰在电影《寒战》中本色出演，饰演廉政公署处长一角，并斩获当年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同舟共进》：您当初是怎么进入廉署工作的？
徐家杰：我从政府工商处申请调入廉署，是廉署第一代。1974年2月15日廉署成立，我是5月进入第二拨训练班。当时廉署有几大部门，最大的部门是执行处，负责执法和抓人；还有一个社团关系处，负责与民间交流，其中也有情报的功能；第三个部门是防止贪污处，专门研究策略。最后一个是行政处，为职能部门。
《同舟共进》：那您在执行处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徐家杰：就是没日没夜地查案。案子出现就和猎犬一样，一见猎物就去追。当时最多的工作就是查警察，执行处开始有100多人，到1980年代增加到700人。1977年把警队贪污打垮，我们也士气大降。随着廉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开始着手调查其他的部门，包括建筑业、消防和私人机构。
我们当时的权力比警方还大，所有调查都是机密的。但人很少，案子很多，要找经济来源，找有关的人谈话。其实平时的工作很机械，当然当中很多高潮。
《同舟共进》：廉署的调查手段是什么？能否谈谈廉署请人“喝咖啡”的传统？
徐家杰：从内至外，到从外至内的调查都有的（即从核心人物开始调查到外围，或从外围开始调查至核心人物）。有时内部知情人会打电话向我们提供情报，有时我们自己会外出寻找线索再回廉署中心研究，二者结合。
廉署规定48小时内要释放被调查者，举证方在廉署。廉署调查人员的调查经常采用提问方式。至于对方会不会回答全部问题，就要考验他的心理了。他们多半会心里没底，觉得廉署会不会以为我有问题；如果说不知道，我们会拿别的证据给他，例如你姐姐、妹妹告诉我什么，等等。廉署什么都会问，看对方怎么答，这是对方要考虑的。如果被调查者把注意力引向别人，最终别人也会指证你，所以你永远是被动的，只有坦白。
被请來廉署“喝咖啡”有两种情况：一是协助调查，二是廉署逮捕的嫌疑人。我是喝咖啡传统初始的见证者。当时刚上班一周，一个反黑部门威望很高的警察来接受问话。在上司的允许下，我就约他喝咖啡，他从侍应手里接过咖啡，手一直在抖，杯子和碟碰撞下敲击声不断。我就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紧张，心里想必有鬼。
《同舟共进》：能否和我们聊聊让您印象深刻的案子？
徐家杰：那很多了，最大的案子有20多个被告，包括老外和中国人。我记得其中一个案子发生在1975年的尖沙咀，当时警署警长是个老外，他下面有个人和黑帮勾结，把黑帮的人全部收在旗下，每一级都有代理人，每周收钱。我记得当天香港刮大风，我们收到线报投诉警队贪污。我马上带人在旺角的一个酒楼旋转餐厅见面，当时有一个绰号叫“肥狗”的警员在与黑帮人士对接。我们介入调查，结果越查越远，时间不断往前推移，调查到了1970年代初，又牵扯出1960年代的人。最后抓了50多个人，把其他地方的警力调入尖沙咀，后来起诉了其中20多人。
《同舟共进》：您觉得1977年特赦令颁布前和颁布后有什么区别？1977年之后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子吗？
徐家杰：1977年之前是草创期，一往无前，感觉良好，那是一段流光岁月，只要案子有贪污成分都可以查。但很多程序和法律都不完善，需要不断改善。
因为抓了太多警察，警队受到打击后千名警察游行抗议。当时香港总督经过综合考虑后，于1977年颁布了特赦令。警队和廉署双方慢慢平衡，通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警队过往不好的东西慢慢剔除了，专业素质提高了许多。
1990年代初，我们处理过胡礼达律政高官受贿案，轰动一时。胡礼达曾被喻为律政署“四大天王”之一。1989年，廉署接到情报，展开代号为“耶路撒冷”的调查行动。调查中发现这位年薪高达50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财富增长异常。当时廉署很多人一起参与调查，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他被关在廉署最高一层的安全屋里，电梯不可直达，别人进去不了。安全屋内全部有监控，没有任何可以自杀的工具。在调查期内胡礼达弃保潜逃至菲律宾，最终遣送归港被判入狱8年。
《同舟共进》：廉署在平时工作中如何保持独立性？
徐家杰：首先，香港法律规定廉署是调查贪污的独有机关，这就从法律层面保证了廉署工作的独立性。当时最大的争议是特首是否可以受调查。英治时期这个问题是不用探讨的，因为特首是至高无上的。但回归后这个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因为商人做特首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容易上下其手。2008年修改了《防止贿赂条例》后，特首也纳入廉署的监督范围。
另外，廉署的保密程序也是自身独立性的保障。如果案件涉及高官，比如某政府部门首长，上报后就直接到了执行处长手里，其他人无法了解案子情况。档案按保密级别分为黄皮、橙皮和红皮，红皮是最高机密，只有指定官员才可以碰。除此之外，所有的案子都需要律政司起诉。
你要抓人家，自己一定要清白。廉署的内部监控很严厉，内部专门有一组监督人员，身份高度保密。如果有人投诉廉署的人，廉署专员也要接受盘问。廉署对员工的监控很厉害，走歪了就开除。我见过身边一次开除20多人。不只是受贿问题，有可能是纪律方面的。比如廉署会用大量的财力去调查，廉署调查人员有很大的权限，有时候就把握不好。像有人去内地和公安的人搞生意、喝酒，发现了马上就被开除。
《同舟共进》：廉署的制度在哪些方面对内地有借鉴意义？
徐家杰：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老百姓来说投诉有门，政府可行可靠，廉署不会出卖举报人，也有利于政府公信力提高；第二，政府部门有了看门人，有力压制腐败，否则永远有人会铤而走险，而有专职机构他就不敢胡来；第三，政府最高权力对外讲话得体，对外宣传可以说我们有廉政公署。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徐家杰，香港廉政公署原执行处副处长，于1974年进入廉政公署，是廉署第一代。参与过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贪污运动，亲历廉署从无到有到深入民心的流金岁月。有意思的是，2012年徐家杰在电影《寒战》中本色出演，饰演廉政公署处长一角，并斩获当年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同舟共进》：您当初是怎么进入廉署工作的？
徐家杰：我从政府工商处申请调入廉署，是廉署第一代。1974年2月15日廉署成立，我是5月进入第二拨训练班。当时廉署有几大部门，最大的部门是执行处，负责执法和抓人；还有一个社团关系处，负责与民间交流，其中也有情报的功能；第三个部门是防止贪污处，专门研究策略。最后一个是行政处，为职能部门。
《同舟共进》：那您在执行处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徐家杰：就是没日没夜地查案。案子出现就和猎犬一样，一见猎物就去追。当时最多的工作就是查警察，执行处开始有100多人，到1980年代增加到700人。1977年把警队贪污打垮，我们也士气大降。随着廉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开始着手调查其他的部门，包括建筑业、消防和私人机构。
我们当时的权力比警方还大，所有调查都是机密的。但人很少，案子很多，要找经济来源，找有关的人谈话。其实平时的工作很机械，当然当中很多高潮。
《同舟共进》：廉署的调查手段是什么？能否谈谈廉署请人“喝咖啡”的传统？
徐家杰：从内至外，到从外至内的调查都有的（即从核心人物开始调查到外围，或从外围开始调查至核心人物）。有时内部知情人会打电话向我们提供情报，有时我们自己会外出寻找线索再回廉署中心研究，二者结合。
廉署规定48小时内要释放被调查者，举证方在廉署。廉署调查人员的调查经常采用提问方式。至于对方会不会回答全部问题，就要考验他的心理了。他们多半会心里没底，觉得廉署会不会以为我有问题；如果说不知道，我们会拿别的证据给他，例如你姐姐、妹妹告诉我什么，等等。廉署什么都会问，看对方怎么答，这是对方要考虑的。如果被调查者把注意力引向别人，最终别人也会指证你，所以你永远是被动的，只有坦白。
被请來廉署“喝咖啡”有两种情况：一是协助调查，二是廉署逮捕的嫌疑人。我是喝咖啡传统初始的见证者。当时刚上班一周，一个反黑部门威望很高的警察来接受问话。在上司的允许下，我就约他喝咖啡，他从侍应手里接过咖啡，手一直在抖，杯子和碟碰撞下敲击声不断。我就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紧张，心里想必有鬼。
《同舟共进》：能否和我们聊聊让您印象深刻的案子？
徐家杰：那很多了，最大的案子有20多个被告，包括老外和中国人。我记得其中一个案子发生在1975年的尖沙咀，当时警署警长是个老外，他下面有个人和黑帮勾结，把黑帮的人全部收在旗下，每一级都有代理人，每周收钱。我记得当天香港刮大风，我们收到线报投诉警队贪污。我马上带人在旺角的一个酒楼旋转餐厅见面，当时有一个绰号叫“肥狗”的警员在与黑帮人士对接。我们介入调查，结果越查越远，时间不断往前推移，调查到了1970年代初，又牵扯出1960年代的人。最后抓了50多个人，把其他地方的警力调入尖沙咀，后来起诉了其中20多人。
《同舟共进》：您觉得1977年特赦令颁布前和颁布后有什么区别？1977年之后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子吗？
徐家杰：1977年之前是草创期，一往无前，感觉良好，那是一段流光岁月，只要案子有贪污成分都可以查。但很多程序和法律都不完善，需要不断改善。
因为抓了太多警察，警队受到打击后千名警察游行抗议。当时香港总督经过综合考虑后，于1977年颁布了特赦令。警队和廉署双方慢慢平衡，通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警队过往不好的东西慢慢剔除了，专业素质提高了许多。
1990年代初，我们处理过胡礼达律政高官受贿案，轰动一时。胡礼达曾被喻为律政署“四大天王”之一。1989年，廉署接到情报，展开代号为“耶路撒冷”的调查行动。调查中发现这位年薪高达50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财富增长异常。当时廉署很多人一起参与调查，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他被关在廉署最高一层的安全屋里，电梯不可直达，别人进去不了。安全屋内全部有监控，没有任何可以自杀的工具。在调查期内胡礼达弃保潜逃至菲律宾，最终遣送归港被判入狱8年。
《同舟共进》：廉署在平时工作中如何保持独立性？
徐家杰：首先，香港法律规定廉署是调查贪污的独有机关，这就从法律层面保证了廉署工作的独立性。当时最大的争议是特首是否可以受调查。英治时期这个问题是不用探讨的，因为特首是至高无上的。但回归后这个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因为商人做特首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容易上下其手。2008年修改了《防止贿赂条例》后，特首也纳入廉署的监督范围。
另外，廉署的保密程序也是自身独立性的保障。如果案件涉及高官，比如某政府部门首长，上报后就直接到了执行处长手里，其他人无法了解案子情况。档案按保密级别分为黄皮、橙皮和红皮，红皮是最高机密，只有指定官员才可以碰。除此之外，所有的案子都需要律政司起诉。
你要抓人家，自己一定要清白。廉署的内部监控很严厉，内部专门有一组监督人员，身份高度保密。如果有人投诉廉署的人，廉署专员也要接受盘问。廉署对员工的监控很厉害，走歪了就开除。我见过身边一次开除20多人。不只是受贿问题，有可能是纪律方面的。比如廉署会用大量的财力去调查，廉署调查人员有很大的权限，有时候就把握不好。像有人去内地和公安的人搞生意、喝酒，发现了马上就被开除。
《同舟共进》：廉署的制度在哪些方面对内地有借鉴意义？
徐家杰：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老百姓来说投诉有门，政府可行可靠，廉署不会出卖举报人，也有利于政府公信力提高；第二，政府部门有了看门人，有力压制腐败，否则永远有人会铤而走险，而有专职机构他就不敢胡来；第三，政府最高权力对外讲话得体，对外宣传可以说我们有廉政公署。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