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末巨大雾霾下，伴生的另一个话题同样让人感觉沉重，那就是“曹德旺痛点”。
　　什么是“曹德旺痛点”？一句话：税费太高，企业难以承受。
　　媒体对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一次普通采访对话，引发社会各界激烈反应并非偶然。
　　就在上个月，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过重的话题已经引起普遍关注。而当曹德旺现身说法，亲口用实际数字掰开揉碎说出来的时候，带来的震撼仍然相当强烈。
　　曹德旺提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跟美国比高出35%。他还提到，福耀的美国工厂大到“足以装下41个橄榄球场”，但几乎没花钱。原因就在于，政府的税收来源不是靠土地升值，只有把土地交给能够创造税收的企业才能获得财政收入。
　　此外，他还专门提到了美国运输成本更低，原因是中国的过路费太高。这个老问题喊了多年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我注意到，除了少量来自财税部门较为无力的解释性文章外，没有人不承认曹德旺说的都是大实话。
　　的确，熟悉中国且长期观察美国市场环境的曹德旺很清楚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有人略带刻薄地“翻译”曹德旺的说法：“在美国，人很贵但其他资源都便宜，在中国，除了人便宜其他资源都比较贵。”
　　这句玩笑话折射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曹德旺的实践告诉我们，尽管美国人力资源很贵，但综合来看在美国办厂依然能比中国多赚10%，原因就在于税负等差距足以消化人工成本。
　　这种负担不仅是曹德旺们的痛点，也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最大痛点，是多年来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没有解决？！
　　套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是因为维持一种经济运行体制的成本低于改变或优化它的成本。
　　改革的难度就在于，信息费用和既得利益的反对力度奇高无比。
　　而现在，当企业普遍感到难以负担，原有运行模式难以为继的时候，两种成本的比值就会出现转换。如果决策层痛下决心，用更高层面的突破性政策为切入点，让改变现有经济运行模式的费用显著下降，改革就将自然重启。
　　所以我相信，“曹德旺事件”引发争论，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一个绝好的改革契机，对于广大挣扎在生命线上的实体经济企业而言，他们热烈期盼政策的积极反馈。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振兴实体经济。就在舆论热议如何振兴实体经济的当口，曹德旺给我们也给决策者上了相当生动的一课，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