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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风君子之度
我同龚育之的交往,缘自我写的一篇考证文章。那时,我还在苏北淮安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做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也是由于一篇文章的缘故,我参加了刚由中央批准成立的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工作。在搜集张闻天文稿的过程中,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三篇文章。1982年夏,我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从文章内容与作者身份、写作时间、文章观点、文风和用语进行考证,证明“歌特”是张闻天化名。其中从张闻天1932年所写54篇文章中找出他的5个“个人惯用语”,像用试纸检测PH值那样,用来检测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确定其作者是张闻天。编写组把考证文章印出来,请一些老同志和有关部门领导审阅。没有想到,竟得到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和唐弢、李何林等学者的好评,其中就有龚育之。他那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他在这篇《“歌特”试考》文稿的天头,写下批语。肯定这篇文章的科学态度,要求印发给文献研究室业务人员学习。这篇考证文章是在曾彦修(“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领导小组成员)的指导下写成的。他看到了这个批语,特别高兴,立即把复印件寄给了我。我一个“无名小卒”,居然受到这样抬爱,内心很激动: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真是解放,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
199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我和妻子夏杏珍一起调来北京。首先确定的研究课题是1975年整顿。毛泽东主席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是1975年整顿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批示,从党内发的文件到权威性的评价文章,最后一句都作“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这“党内文艺政策”,显然是不通的。可是,在个人迷信盛行的年月,谁敢提出疑问?到北京后研究这个课题了,有机会看到档案,才算解决了久存心中的疑窦。原来毛主席写的是“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写的是草书,最早整理毛泽东手稿的同志把“的”字误认为“内”字了。夏杏珍围绕《创业》批示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毛泽东的左眼手术与〈创业〉批示》,对包括这个误认在内的一些差错予以纠正。文章发表在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刊物上。没有想到,没多久,在《读书》杂志上登出的《以小识大》一组文章中,作者诚恳表示接受批评,坦率承认是他搞错了。文章署名“郁之”。郁之是育之的谐音,脑子不用转弯,就知道是龚育之的笔名。我们被龚育之的谦虚坦诚深深感动。因为关于《创业》批示的评价文章并不是他写的,他却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真正展现了学者之风,君子之度!
后来,我接受了编辑胡乔木文集和撰写胡乔木传记的任务。龚育之长期在胡乔木手下工作,对胡乔木自有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理解。胡乔木传记组长期在玉泉山办公,龚育之也常去那里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接触的机会很多,请教问题也很方便。从交往中,我感悟到他待人的热情,学识的渊博,做事的精心。
思维缜密学风严谨
龚育之给我帮助最大、印象最深的,是编纂《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出了五六十期“运动简报”。反面文章正面看,从这些运动中的揭发材料,可以看到1975年邓小平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人领导整顿的情况。我有意把邓小平在此期间同胡乔木等人谈的话,胡乔木他们在邓小平指导下做的事,整理出来,以存史实。担任胡乔木传记组组长的邓力群很赞成,要我向一些亲身经历的负责同志请教,龚育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人。
2003年冬,我把整理出来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打字稿送给龚育之,请他修改。他对文稿修改的精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字素养,令我感动,也令我钦佩。
2004年1月7日,龚育之写了一封长信,谈他的修改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他说:“对于《二十四次谈话》,提供几点意见,仅作参考”。以下就一一条列,一共有将近20条。例如:
第6页第16行,李鑫那时未任中办副主任,他是粉碎四人帮后几天任此职的,我在《忆往:读毛与编毛》中亦弄错了,别人给我指正的。
第36页第16行,9月3日给邓看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过程稿,先让邓看看这样改行不行,邓肯定了,又改了几天才改出上送国务院讨论的稿子。把9月2日稿同9月26日讨论时用的稿子一比较,就可知。
第54页第4行,不是9月2日稿,理由同上。第13行,连夜编好送去的附件,题目是:《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毛论述五条,恩格斯列宁论述十二条。你提到的那个附件,是后来补充许多条,重新编辑,又送上去的。
第59页第7行,小册子为《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论科学技术工作。
此页下半页谈的《汇报提纲所引出处》,国务院讨论时即附了,所以纪登奎在会上说到两个附件,即一个《出处》,一个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28日改过以后送毛主席的汇报提纲稿,也附有《出处》。这两个出处,都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出处,都有马克思的一句话作注释。只是10月24日以后改出的准备报毛的稿子,正文中删去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附《出处》中才不再包括这句话,因而也不再写它的出处,不再引马克思的话作注释。
另外,他用“附件”发给我他所写的关于汇报提纲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
那年春节以后,按龚育之及其他同志意见修改后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稿,《中共党史资料》定在2004年第2期发表前面11次,拟在第3期续完。我又将清样寄给龚育之,请他审定。5月31日,他将校阅过的前面十一次谈话稿退给我。清样左上方写道:“中原同志:先送上这部分,略有修改,理由用方框注旁边,供参考。”6月10日上午,他又把后一部分改过退我。这说明他是在十分忙碌的状况下悉心校阅、修改这份样稿的。今天捧读这份他亲手校改的清样,我仍禁不住热泪盈眶。
龚育之的修改是那么精心细致。文稿设定,叙述语言用宋体字,人物语言用楷体字。前一部分校样上不一致者有10多处,他都一一加批:“改宋体”、“改楷体”或“宋体大一号”。发现失校的漏字和错字,他即补足或改正。他对文稿中有些用语的批改,非常重要,使判断准确而有分寸,显示出他思维的缜密,学风的严谨。例如:原稿说邓小平领导整顿抓两个重点,一是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条》
我同龚育之的交往,缘自我写的一篇考证文章。那时,我还在苏北淮安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做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也是由于一篇文章的缘故,我参加了刚由中央批准成立的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工作。在搜集张闻天文稿的过程中,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三篇文章。1982年夏,我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从文章内容与作者身份、写作时间、文章观点、文风和用语进行考证,证明“歌特”是张闻天化名。其中从张闻天1932年所写54篇文章中找出他的5个“个人惯用语”,像用试纸检测PH值那样,用来检测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确定其作者是张闻天。编写组把考证文章印出来,请一些老同志和有关部门领导审阅。没有想到,竟得到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和唐弢、李何林等学者的好评,其中就有龚育之。他那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他在这篇《“歌特”试考》文稿的天头,写下批语。肯定这篇文章的科学态度,要求印发给文献研究室业务人员学习。这篇考证文章是在曾彦修(“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领导小组成员)的指导下写成的。他看到了这个批语,特别高兴,立即把复印件寄给了我。我一个“无名小卒”,居然受到这样抬爱,内心很激动: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真是解放,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
199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我和妻子夏杏珍一起调来北京。首先确定的研究课题是1975年整顿。毛泽东主席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是1975年整顿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批示,从党内发的文件到权威性的评价文章,最后一句都作“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这“党内文艺政策”,显然是不通的。可是,在个人迷信盛行的年月,谁敢提出疑问?到北京后研究这个课题了,有机会看到档案,才算解决了久存心中的疑窦。原来毛主席写的是“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写的是草书,最早整理毛泽东手稿的同志把“的”字误认为“内”字了。夏杏珍围绕《创业》批示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毛泽东的左眼手术与〈创业〉批示》,对包括这个误认在内的一些差错予以纠正。文章发表在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刊物上。没有想到,没多久,在《读书》杂志上登出的《以小识大》一组文章中,作者诚恳表示接受批评,坦率承认是他搞错了。文章署名“郁之”。郁之是育之的谐音,脑子不用转弯,就知道是龚育之的笔名。我们被龚育之的谦虚坦诚深深感动。因为关于《创业》批示的评价文章并不是他写的,他却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真正展现了学者之风,君子之度!
后来,我接受了编辑胡乔木文集和撰写胡乔木传记的任务。龚育之长期在胡乔木手下工作,对胡乔木自有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理解。胡乔木传记组长期在玉泉山办公,龚育之也常去那里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接触的机会很多,请教问题也很方便。从交往中,我感悟到他待人的热情,学识的渊博,做事的精心。
思维缜密学风严谨
龚育之给我帮助最大、印象最深的,是编纂《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出了五六十期“运动简报”。反面文章正面看,从这些运动中的揭发材料,可以看到1975年邓小平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人领导整顿的情况。我有意把邓小平在此期间同胡乔木等人谈的话,胡乔木他们在邓小平指导下做的事,整理出来,以存史实。担任胡乔木传记组组长的邓力群很赞成,要我向一些亲身经历的负责同志请教,龚育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人。
2003年冬,我把整理出来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打字稿送给龚育之,请他修改。他对文稿修改的精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字素养,令我感动,也令我钦佩。
2004年1月7日,龚育之写了一封长信,谈他的修改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他说:“对于《二十四次谈话》,提供几点意见,仅作参考”。以下就一一条列,一共有将近20条。例如:
第6页第16行,李鑫那时未任中办副主任,他是粉碎四人帮后几天任此职的,我在《忆往:读毛与编毛》中亦弄错了,别人给我指正的。
第36页第16行,9月3日给邓看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过程稿,先让邓看看这样改行不行,邓肯定了,又改了几天才改出上送国务院讨论的稿子。把9月2日稿同9月26日讨论时用的稿子一比较,就可知。
第54页第4行,不是9月2日稿,理由同上。第13行,连夜编好送去的附件,题目是:《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毛论述五条,恩格斯列宁论述十二条。你提到的那个附件,是后来补充许多条,重新编辑,又送上去的。
第59页第7行,小册子为《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论科学技术工作。
此页下半页谈的《汇报提纲所引出处》,国务院讨论时即附了,所以纪登奎在会上说到两个附件,即一个《出处》,一个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28日改过以后送毛主席的汇报提纲稿,也附有《出处》。这两个出处,都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出处,都有马克思的一句话作注释。只是10月24日以后改出的准备报毛的稿子,正文中删去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附《出处》中才不再包括这句话,因而也不再写它的出处,不再引马克思的话作注释。
另外,他用“附件”发给我他所写的关于汇报提纲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
那年春节以后,按龚育之及其他同志意见修改后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稿,《中共党史资料》定在2004年第2期发表前面11次,拟在第3期续完。我又将清样寄给龚育之,请他审定。5月31日,他将校阅过的前面十一次谈话稿退给我。清样左上方写道:“中原同志:先送上这部分,略有修改,理由用方框注旁边,供参考。”6月10日上午,他又把后一部分改过退我。这说明他是在十分忙碌的状况下悉心校阅、修改这份样稿的。今天捧读这份他亲手校改的清样,我仍禁不住热泪盈眶。
龚育之的修改是那么精心细致。文稿设定,叙述语言用宋体字,人物语言用楷体字。前一部分校样上不一致者有10多处,他都一一加批:“改宋体”、“改楷体”或“宋体大一号”。发现失校的漏字和错字,他即补足或改正。他对文稿中有些用语的批改,非常重要,使判断准确而有分寸,显示出他思维的缜密,学风的严谨。例如:原稿说邓小平领导整顿抓两个重点,一是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