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为大家所熟悉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大师，其实他身上有两百多个“职务”，会议一个接一个，来访者更是不断，但他的《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32册，有一千多万字，那么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季羡林先生戏言自己是利用“三上”，忙中偷闲写出来的。季羡林先生风趣地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欧阳修写文章，多在‘马上、枕上、厕上’，我写文章。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
　　季羡林先生身上的职务有实有虚，但有的会议还是得参加，因此会议占用了他大部分时间。季羡林先生并不反对开会，认为通过开会．可以沟通思想．传达任务，交流学术，促进研究，开阔视野。但是，有一些会议开起来就显得有些太冗长了，像是皮厚馅少的包子，咬两三口都吃不着馅儿。会议前半部分拖沓，“脖子长”，很长时间进入不了主题：会议后半部分重复，尾巴长。会中有的人讲话有些啰嗦，有的人还时不时地来个重复，套话太多，空话太多，会议的效率就大大打了折扣。
　　季羡林先生常对会议时间进行“优化组合”，在本地开会，提前到，这样就有一段等会的时间，又免得误了开会：到外地开会，一般是提前一天到会，也有休息一下的时间。季老就把这些短暂的时间利用起来构思文章。会议期间，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记会议内容．把握会议中心，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就见缝插针，忙自己的事情。季羡林先生幽默地说：“好多会议我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抓住讲话的全部内容。这时候，我往往一边听会，一边构思文章。或考虑别的问题。”会前、会后甚至会中，奇思妙想，联翩飞来，思维的火花进射。当别人鼓掌的时候，他也跟着鼓掌。但在鼓掌声中，他的一篇短文或者一段文章的构思，已在心中完成或是有了雏形。一次开会．季老没带稿纸，却有灵感涌来，季老就拿出开会的请柬来记下。眼看请柬记满，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朝他笑了笑，把他那张请柬也递了过来，于是，季老又埋头写了起来。《怀念西府海棠》一文，就是季老1987年4月26日在去上海开会期间写的。刚刚到达住所，“行袋甫卸，倦意犹存。在京构思多日的这篇短文，忽然骚动于心中．于是悚然而起，援笔立就，如有天助，心中甚喜。”
　　“文革”中，季羡林先生曾被指定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等，他就利用晚上把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译成汉文，写成纸条装在口袋内，白天守楼时，悄悄拿出来思考，下班回去将思考的内容写下来。从1974年起，季老就是依仗着“心灵深处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克服了无数困难，将那部两千年来驰名印度和世界的长达250万字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全部翻译完毕。
　　进入90年代之后，季羡林先生致力于多种文化体系对比来研究人类文化走向，任务繁重，也占用了季羡林先生的很多时间。季羡林先生在家的时候，就将写作时间固定在每天凌晨四时到七时三十分，早上或晚饭后户外散步，雷打不动。散步期间．就在散步途中构思文章。八十岁时，季羡林先生说：“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的程度，连一些青年或成年人都会望而却步。”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方言《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忙中偷闲挤时间完成的。
　　即使是生病住院期间，凡是输液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总是习惯地伸出左手，留下右手写文章。季老一生惜时如金，发愤图强，学贯中西，堪称后世典范。
　　编辑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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