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的这句话言犹在耳,此时,全球性的流感病毒正携现代交通之便,从墨西哥扩散到美洲大陆以外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时下,“非典”期间的一部畅销书《人类瘟疫报告》再一次被人们频频提及。正如该书所言,人类对病毒的战争陷入了一种有气无力的局面,就像一场阵地消耗战,双方在奋力支撑,以备在战壕中等待下一次的战斗。“病毒就在外面,等着进攻我们”,2003年以来,非典、禽流感、猪流感轮番来袭,致命的病原体通过基因重组形成新的病种,令人措手不及。
　　正如《人类瘟疫报告》所言,“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是考场”,流行疾病对人类造成灾难的程度日渐得到控制,既要归结为医学技术的进步,更要归因于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而后者才是现代卫生防疫体系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
　　一些历史碎片,记录了在病毒引发的公共危机面前,政府治理技术的渐趋完善。在公元6世纪那场鼠疫中,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拿出大量黄金,派专人造墓掩埋死者尸体,算是历史上较早的“政府行为”;1347年黑死病席卷欧洲,唯一未受重大损失的城市米兰,得益于用砖石对病人居住房屋进行封锁的政府行动,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隔离措施”;1465年黑死病浩劫之后,意大利要求船只在孤绝之地抛锚停留40天,实施了历史上第一次“海港检疫”——这些孤立的历史事件说明,在公共危机面前,国家动员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关乎社会枯荣、文化起落和国运兴衰。
　　人类与病毒交战,在一次次进退失守之中,新病毒总能借尸还魂,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今天,甲型H1N1流感病毒就是猪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基因片段的混合体。疫苗研发技术与病毒新毒株的赛跑,总有一个滞后效应,全球流感大爆发的防控,在眼下更多地仰仗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发挥功效,而非新的医学技术。
　　作为新世纪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经历过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国家,中国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应对已经有了长足进步。SARS期间建立起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以基层政权为支撑,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疾病预防网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系统,更能让北京在几秒钟时间内掌握到全国任一地方发现的最新疫情。从4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8条防控措施可以看出,中国此次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思路,沿袭了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那就是不仅仅把宝押在高科技手段上,而是充分利用传统公共卫生思路和方法。也就是说,新的疫苗没有研制出来之前,在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情况下,只能让政府治理技术发挥到极致。
　　眼下,流感病毒入侵防不胜防,应急反应和信息监控,就成为衡量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两大指标。从最早发现流感病毒的墨西哥来看,随着疫情的蔓延,墨西哥卫生部门承认已经没有足够资源和人力走访所有出现死亡病例的家庭。这意味着最有潜在可能感染和传播流感的庞大人群处于政府监控之外。缺少对患者家人和接触者的追踪和发病监控,将使政府无法确切掌握疫情源头、感染途径、地域分布等关键环节。对疫情信息雾里看花,已经让墨西哥政府流感防控工作处于被动之地。
　　“病毒永远比人聪明”,2009年初夏,甲型H1N1流感对人类的侵扰才刚刚开始,不死的病毒和全球考场,各国政府将给出什么样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