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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是一个相对大雅的名字,这里有戏剧、有电影、有讲座、有“十佳”,每天都上演着各出好戏。其实,百讲在北大仅仅屹立了18年,它的前身是北大学生生活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大饭厅。我们一行四人分工协作,阅读资料和书籍,如刘敬圻的《“吃”在燕园》,王则柯的《五十年前读北大》,李志伟的《北大百年》和张曼菱的《那时北大》;上网搜图片……还原北大饭厅——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旧址迁至燕园。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在今天百年大讲堂所在地上,建起了一大一小两个学生食堂。它们见证了那个时代柴米油盐的琐碎、轻歌曼舞的闲适、风云际会的诡谲……
我们的青春是饥饱与苦乐
1950年代,北大的伙食曾采用供给制,学生吃饭不用付钱。大饭厅里学生分桌而食,每桌八人,一人一碗菜。伙食分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如果足够幸运,旁边桌无人落座,那么还可以多享受一份饭菜。
1956年以后,学校开始实行饭票制,当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每月最低可领14元5角,其中12元是伙食费,2元5角零用。饭票的规格,有一两、二两;菜票的规格多样:甲菜一角钱,乙菜八分钱,丙菜六分钱,丁菜四分钱。校友回忆道,五十年代末北大的伙食很好,甲菜中有不少肉食,丙菜如虾皮炒小白菜,丁菜里拌酱的凉菜也挺好下饭。大饭厅还给饭量较大的同学开辟了“包伙区”:副食自备,主食管饱。一位1965届数学系校友认为,“大跃进”中尚有如此饭食,恐怕是全国“饿着肚皮”支援北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结果。
但当困难时期的阴影真正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按三餐准时报到的大饭厅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
主食里馒头米饭越来越少见,杂粮渐多;副食取消了甲乙丙丁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只有菜叶,连豆芽也少有,更别说荤腥了;原来无人监督、自觉交付的饭票,换成了按量划格子、便于控制的饭卡。此时早饭三两、午饭四两、晚饭三两的定量安排,让不少人难以忘怀。
粮食如此珍贵,浪费现象绝不能被容忍。校刊上时常刊登声讨浪费、疾呼节约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节约小故事:主人公法律系周龙祥在大饭厅吃完饭后被同桌者叫住,对方指着桌面严肃地询问他来自什么系。他看到桌上自己吃饭时掉下的米粒,心里非常惭愧。于是他将饭粒捡起来吃掉,认真地保证下次绝不浪费一粒米,“那同学笑了,我也感到愉快”。
好不容易捱过了艰苦岁月,学生的伙食标准提高到了每月16元。可这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北大学生们各出奇招:有人开荒种菜挖菜;还有人从落叶中提取叶绿素掺在面里,蒸出的绿色馒头“质量双增”……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这是那一代人泪中带笑的共同记忆。
我们的青春是自由与远方
在北大人的记忆中,大饭厅又是苦涩和沉重的。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校长在大饭厅演讲,掷出了“新人口论”这枚炸弹: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是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选择。老校长赢得一时叹服,却在随后政治风向的转变中遭到批判。1957年5月19日,一名历史系学生在大饭厅灰色的南墙上,贴出反右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进入1980年代,大饭厅迎来了新的春天。北大学生用毛巾和带子缝成“饭包”,内装饭盒,挂在书包上。一大早,大家便拎着吃饭的家伙急匆匆赶向饭厅。还有人干脆端着玉米糊糊径直走向教室、阅览室抢座位,路上不时有清秀女生旁若无人地往嘴里送饭。楼里则自然形成或长或短的队列,端着碗等着教室开门的学生沿着楼梯一直到楼门外。有的人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单词卡片,在啜饮的间隙念念有词。饭菜简朴依旧,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成了这时最美味的佐餐佳品。
大饭厅自从建成起就没有座位,北大人吃饭必须带上小凳,否则就要蹲着或站着吃饭。这种设计将它的附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校园里真正的礼堂在原燕大的办公楼里,小而容量有限。每逢大型会议、放电影、文艺汇演和舞会,大小饭厅就任起了礼堂的兼差。
文艺也悄然复兴,大饭厅的舞台迎来一批批艺术家和文化讲座。崔健尚未成名时曾在学二食堂演出,彼时观者寥寥,空气里只余饭菜的味道。一年后,他在大饭厅再度扛起青春的大旗,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几乎掀翻了顶棚。
大饭厅的西端有个不小的舞台,放电影时幕布就悬于其上。1950年代放的电影多来自苏联东欧,也有颇为“捆手捆脚”的国产片,不为宣传教育而放映的片子很少。1980年代后,风气悄然改变——从名作经典、卖座热片到先锋前卫,大饭厅放映的影片无所不包。大饭厅里放的电影票价低廉,又是难得的娱乐活动,因此每到放映日门口便排满了自带方凳的学生。
周末夜晚的大饭厅里则是另一番暗潮涌动。“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围巾。”这是在大饭厅举办的“廉价”舞会,1982届中文系校友张曼菱回忆,“最初的舞会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不过,在那个由诗歌和理想烹成饕餮盛宴的年代,诗人才是校园里最抢手的宝贝。大饭厅里最火爆的莫过于诗人见面会。每到这时,大饭厅里早早就挤得水泄不通,台下翘首盼望的脸上带着年轻稚嫩的激动、陶醉。顾城、北岛……这些璀璨的名字在简陋的大饭厅里刻下华美的印痕,也把理想的光芒久久映在每颗心上。现在,未名诗歌节阴错阳差地仍在如今的百讲、当年的大饭厅举办,像是一场跨越漫长时空隧道的问答。
1983年,原来的大饭厅改建为大讲堂,条件依然简陋:一色青灰,大门破旧,东墙上漆着大字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1997年6月,在老饭厅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世纪大讲堂正式动工。1998年,时值北大百年校庆,这座“百周年纪念讲堂”正式投入使用。
大饭厅是那段历史中北大校园文化的缩影,北大人自由洒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会、舞会、演讲……那一代人的青春激昂里总是伴着饭香。
“每次我走进世纪大讲堂,总是百感交集。既怀念在这里度过的难忘时光,又为它的日新月异而骄傲自豪。”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坚在自己博客里这样写道。
责任编辑:尹颖尧
我们的青春是饥饱与苦乐
1950年代,北大的伙食曾采用供给制,学生吃饭不用付钱。大饭厅里学生分桌而食,每桌八人,一人一碗菜。伙食分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如果足够幸运,旁边桌无人落座,那么还可以多享受一份饭菜。
1956年以后,学校开始实行饭票制,当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每月最低可领14元5角,其中12元是伙食费,2元5角零用。饭票的规格,有一两、二两;菜票的规格多样:甲菜一角钱,乙菜八分钱,丙菜六分钱,丁菜四分钱。校友回忆道,五十年代末北大的伙食很好,甲菜中有不少肉食,丙菜如虾皮炒小白菜,丁菜里拌酱的凉菜也挺好下饭。大饭厅还给饭量较大的同学开辟了“包伙区”:副食自备,主食管饱。一位1965届数学系校友认为,“大跃进”中尚有如此饭食,恐怕是全国“饿着肚皮”支援北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结果。
但当困难时期的阴影真正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按三餐准时报到的大饭厅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
主食里馒头米饭越来越少见,杂粮渐多;副食取消了甲乙丙丁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只有菜叶,连豆芽也少有,更别说荤腥了;原来无人监督、自觉交付的饭票,换成了按量划格子、便于控制的饭卡。此时早饭三两、午饭四两、晚饭三两的定量安排,让不少人难以忘怀。
粮食如此珍贵,浪费现象绝不能被容忍。校刊上时常刊登声讨浪费、疾呼节约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节约小故事:主人公法律系周龙祥在大饭厅吃完饭后被同桌者叫住,对方指着桌面严肃地询问他来自什么系。他看到桌上自己吃饭时掉下的米粒,心里非常惭愧。于是他将饭粒捡起来吃掉,认真地保证下次绝不浪费一粒米,“那同学笑了,我也感到愉快”。
好不容易捱过了艰苦岁月,学生的伙食标准提高到了每月16元。可这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北大学生们各出奇招:有人开荒种菜挖菜;还有人从落叶中提取叶绿素掺在面里,蒸出的绿色馒头“质量双增”……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这是那一代人泪中带笑的共同记忆。
我们的青春是自由与远方
在北大人的记忆中,大饭厅又是苦涩和沉重的。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校长在大饭厅演讲,掷出了“新人口论”这枚炸弹: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是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选择。老校长赢得一时叹服,却在随后政治风向的转变中遭到批判。1957年5月19日,一名历史系学生在大饭厅灰色的南墙上,贴出反右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进入1980年代,大饭厅迎来了新的春天。北大学生用毛巾和带子缝成“饭包”,内装饭盒,挂在书包上。一大早,大家便拎着吃饭的家伙急匆匆赶向饭厅。还有人干脆端着玉米糊糊径直走向教室、阅览室抢座位,路上不时有清秀女生旁若无人地往嘴里送饭。楼里则自然形成或长或短的队列,端着碗等着教室开门的学生沿着楼梯一直到楼门外。有的人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单词卡片,在啜饮的间隙念念有词。饭菜简朴依旧,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成了这时最美味的佐餐佳品。
大饭厅自从建成起就没有座位,北大人吃饭必须带上小凳,否则就要蹲着或站着吃饭。这种设计将它的附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校园里真正的礼堂在原燕大的办公楼里,小而容量有限。每逢大型会议、放电影、文艺汇演和舞会,大小饭厅就任起了礼堂的兼差。
文艺也悄然复兴,大饭厅的舞台迎来一批批艺术家和文化讲座。崔健尚未成名时曾在学二食堂演出,彼时观者寥寥,空气里只余饭菜的味道。一年后,他在大饭厅再度扛起青春的大旗,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几乎掀翻了顶棚。
大饭厅的西端有个不小的舞台,放电影时幕布就悬于其上。1950年代放的电影多来自苏联东欧,也有颇为“捆手捆脚”的国产片,不为宣传教育而放映的片子很少。1980年代后,风气悄然改变——从名作经典、卖座热片到先锋前卫,大饭厅放映的影片无所不包。大饭厅里放的电影票价低廉,又是难得的娱乐活动,因此每到放映日门口便排满了自带方凳的学生。
周末夜晚的大饭厅里则是另一番暗潮涌动。“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围巾。”这是在大饭厅举办的“廉价”舞会,1982届中文系校友张曼菱回忆,“最初的舞会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不过,在那个由诗歌和理想烹成饕餮盛宴的年代,诗人才是校园里最抢手的宝贝。大饭厅里最火爆的莫过于诗人见面会。每到这时,大饭厅里早早就挤得水泄不通,台下翘首盼望的脸上带着年轻稚嫩的激动、陶醉。顾城、北岛……这些璀璨的名字在简陋的大饭厅里刻下华美的印痕,也把理想的光芒久久映在每颗心上。现在,未名诗歌节阴错阳差地仍在如今的百讲、当年的大饭厅举办,像是一场跨越漫长时空隧道的问答。
1983年,原来的大饭厅改建为大讲堂,条件依然简陋:一色青灰,大门破旧,东墙上漆着大字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1997年6月,在老饭厅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世纪大讲堂正式动工。1998年,时值北大百年校庆,这座“百周年纪念讲堂”正式投入使用。
大饭厅是那段历史中北大校园文化的缩影,北大人自由洒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会、舞会、演讲……那一代人的青春激昂里总是伴着饭香。
“每次我走进世纪大讲堂,总是百感交集。既怀念在这里度过的难忘时光,又为它的日新月异而骄傲自豪。”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坚在自己博客里这样写道。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