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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色列在中东动作频频。一方面主动出击，加紧了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打击和遏制，显示出强势姿态;另一方面，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以及中东外的国家不丹先后“关系正常化”，实现了重大的外交突破。眼下以色列政坛暗流潜藏，内塔尼亚胡政府迫切需要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以此提升国内支持度。
当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许多迫切的挑战。首先，以色列疫情应对不力，经济形势不佳。2020年5月和10月，以色列两次宣布“封禁”来应对疫情，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截至2020年12月14日，以色列已经累积确诊新冠病例35万例，仅有900万人口的以色列成为了确诊病例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受到疫情冲击，以色列经济形势颇为严峻，经济总量缩水，失业率上升。尽管很多以色列学者指出，以色列防疫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分散的政治格局，但作为总理的内塔尼亚胡难辞其咎，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
其次，内塔尼亚胡本人面临来自于司法机构的贪腐指控。从2018年开始，以色列警方和总检察长办公室就开启了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贪腐调查。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人牵涉多起贪腐案件。2019年末以色列总检察长向以色列法院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则动用民意来向司法机构施加舆论压力，将诉讼斥为“左翼的阴谋”“巴勒斯坦人的阴谋”等。凝聚民意支持对内塔尼亚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再次，内塔尼亚胡面临来自“蓝白联盟”等党外竞争对手的抨击和批评。2019～2020年以色列前所未有地舉行了三次大选，最终形成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国防军前总参谋长甘茨领导的“蓝白联盟”联合组成的内阁。但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后，内塔尼亚胡和甘茨的关系一直不睦，双方在政府财政预算案等议题上分歧严重，最终导致议会于2020年12月22日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预计将于2021年3月21日举行。2019～2020年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一直抨击甘茨为“左翼政客”，将自己描述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保护者，在外交方面主动出击有助于强化这一形象。
最后，内塔尼亚胡面临来自利库德集团内部的纷争和压力，尤其是党内最大竞争对手吉德昂·萨阿的竞争。吉德昂与内塔尼亚胡的矛盾众所周知。2018年内塔尼亚胡还曾专门通过相关法案以防止吉德昂组阁，被舆论戏称为“吉德昂·萨阿法案”。近期，吉德昂与其他政治人物，如“蓝白联盟”领导人之一雅伊尔·拉皮德、极右翼政治人物纳夫塔利·本内特等人互动频繁，很可能会组建一个新政党。内塔尼亚胡既需要应对吉德昂在党内的挑战，又需要防止吉德昂“出走”带来利库德集团分裂。
在这种背景下，在外交上保持积极和高调，将有助于内塔尼亚胡凝聚国内民众尤其是右翼群体的支持。在占据以色列总理宝座的近14年中，内塔尼亚胡一贯善于利用外部威胁调动以色列舆论，获得民众的支持。其政策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对于以色列民众来说，伊朗的威胁是真实且迫近的。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官方一直将以色列宣传为“小撒旦”和美国的“帮凶”。伊朗研发核能力、不断取得导弹技术的突破，以及它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军”、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都让以色列如坐针毡。因此内塔尼亚胡在外交战略议题上大做文章，确实能够收获民众尤其是右翼群体的支持和认可。
内塔尼亚胡在对外事务上的一系列举动，无疑会给拜登就任总统后处理中东事务带来一些挑战。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将增加伊朗与美国沟通的难度。一些伊朗重要人员遭到暗杀的事实，以及以色列针对其所声称的伊朗在叙利亚境内军事存在的打击，都极大地激起了伊朗民众的愤怒情绪，严重削弱了伊朗温和派的国内民意基础，也增强了伊朗强硬派在国内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优势。
2020年12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附近一处医疗中心接种新冠疫苗。
以色列和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将伊朗视为最大的地区威胁。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分裂，使得中东阵营对峙之势更加“泾渭分明”。
长期以来，巴以问题是中东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这一议题的“边缘化”趋势已经难以逆转。阿拉伯国家一直是巴勒斯坦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持者，“巴以持久和平”也长期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2011年中东动荡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巴以问题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断下降。2020年，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事实上放弃了将巴以和平作为与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凸显了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政局中已经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拜登政府在斡旋巴以和平谈判时面对的将是一个分裂的阿拉伯世界。
在拜登时代，美以关系也将经受多重考验。在巴以问题方面，拜登很可能不会延续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公开“偏袒”，而是会采取更加谨慎和温和的态度。在奥巴马时期，美以关系就曾出现裂痕，美国甚至曾任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定居点的2334号决议。以色列担心，拜登当局未来会就巴以问题对以色列施加新的压力。在伊朗核问题上，拜登也有意与伊朗展开“对话”和“接触”，旨在鼓励伊朗重回伊核协议。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战略，使得伊朗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色列担心拜登未来会放松甚至解除对于伊朗的束缚。
不过，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密关系仍有望延续。首先，美国和伊朗的接触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前伊朗国内社会舆论已经被强硬派主导，强硬派主张通过推进核计划迫使美国让步。即使与美国展开谈判，伊朗强硬派也要求美国先赔付制裁给伊朗造成的损失，这无疑难以被拜登当局接受。此外，在与伊朗进行接触方面，拜登也必然会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盟国的阻力，这增加了拜登政府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难度。拜登家族及其团队也有深厚的“犹太背景”，成为维系以色列和拜登政府关系的重要纽带。如拜登家族中就有不少犹太人。拜登的大儿媳哈莉·拜登、小儿媳妇梅丽萨·科恩、小女婿霍华德·科瑞恩等都是美国犹太人。拜登家族的犹太人关系网络，也将是未来以色列政府与拜登政府的重要关系纽带。
总之，尽管可能存在分歧，以色列仍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紧密的合作关系也将会延续下去。
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多重挑战
当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许多迫切的挑战。首先，以色列疫情应对不力，经济形势不佳。2020年5月和10月，以色列两次宣布“封禁”来应对疫情，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截至2020年12月14日，以色列已经累积确诊新冠病例35万例，仅有900万人口的以色列成为了确诊病例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受到疫情冲击，以色列经济形势颇为严峻，经济总量缩水，失业率上升。尽管很多以色列学者指出，以色列防疫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分散的政治格局，但作为总理的内塔尼亚胡难辞其咎，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
其次，内塔尼亚胡本人面临来自于司法机构的贪腐指控。从2018年开始，以色列警方和总检察长办公室就开启了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贪腐调查。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人牵涉多起贪腐案件。2019年末以色列总检察长向以色列法院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则动用民意来向司法机构施加舆论压力，将诉讼斥为“左翼的阴谋”“巴勒斯坦人的阴谋”等。凝聚民意支持对内塔尼亚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再次，内塔尼亚胡面临来自“蓝白联盟”等党外竞争对手的抨击和批评。2019～2020年以色列前所未有地舉行了三次大选，最终形成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国防军前总参谋长甘茨领导的“蓝白联盟”联合组成的内阁。但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后，内塔尼亚胡和甘茨的关系一直不睦，双方在政府财政预算案等议题上分歧严重，最终导致议会于2020年12月22日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预计将于2021年3月21日举行。2019～2020年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一直抨击甘茨为“左翼政客”，将自己描述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保护者，在外交方面主动出击有助于强化这一形象。
最后，内塔尼亚胡面临来自利库德集团内部的纷争和压力，尤其是党内最大竞争对手吉德昂·萨阿的竞争。吉德昂与内塔尼亚胡的矛盾众所周知。2018年内塔尼亚胡还曾专门通过相关法案以防止吉德昂组阁，被舆论戏称为“吉德昂·萨阿法案”。近期，吉德昂与其他政治人物，如“蓝白联盟”领导人之一雅伊尔·拉皮德、极右翼政治人物纳夫塔利·本内特等人互动频繁，很可能会组建一个新政党。内塔尼亚胡既需要应对吉德昂在党内的挑战，又需要防止吉德昂“出走”带来利库德集团分裂。
在这种背景下，在外交上保持积极和高调，将有助于内塔尼亚胡凝聚国内民众尤其是右翼群体的支持。在占据以色列总理宝座的近14年中，内塔尼亚胡一贯善于利用外部威胁调动以色列舆论，获得民众的支持。其政策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对于以色列民众来说，伊朗的威胁是真实且迫近的。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官方一直将以色列宣传为“小撒旦”和美国的“帮凶”。伊朗研发核能力、不断取得导弹技术的突破，以及它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军”、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都让以色列如坐针毡。因此内塔尼亚胡在外交战略议题上大做文章，确实能够收获民众尤其是右翼群体的支持和认可。
美以关系将经受多重考验
内塔尼亚胡在对外事务上的一系列举动，无疑会给拜登就任总统后处理中东事务带来一些挑战。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将增加伊朗与美国沟通的难度。一些伊朗重要人员遭到暗杀的事实，以及以色列针对其所声称的伊朗在叙利亚境内军事存在的打击，都极大地激起了伊朗民众的愤怒情绪，严重削弱了伊朗温和派的国内民意基础，也增强了伊朗强硬派在国内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优势。
以色列和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将伊朗视为最大的地区威胁。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分裂，使得中东阵营对峙之势更加“泾渭分明”。
长期以来，巴以问题是中东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这一议题的“边缘化”趋势已经难以逆转。阿拉伯国家一直是巴勒斯坦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持者，“巴以持久和平”也长期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2011年中东动荡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巴以问题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断下降。2020年，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事实上放弃了将巴以和平作为与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凸显了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政局中已经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拜登政府在斡旋巴以和平谈判时面对的将是一个分裂的阿拉伯世界。
在拜登时代，美以关系也将经受多重考验。在巴以问题方面，拜登很可能不会延续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公开“偏袒”，而是会采取更加谨慎和温和的态度。在奥巴马时期，美以关系就曾出现裂痕，美国甚至曾任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定居点的2334号决议。以色列担心，拜登当局未来会就巴以问题对以色列施加新的压力。在伊朗核问题上，拜登也有意与伊朗展开“对话”和“接触”，旨在鼓励伊朗重回伊核协议。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战略，使得伊朗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色列担心拜登未来会放松甚至解除对于伊朗的束缚。
不过，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密关系仍有望延续。首先，美国和伊朗的接触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前伊朗国内社会舆论已经被强硬派主导，强硬派主张通过推进核计划迫使美国让步。即使与美国展开谈判，伊朗强硬派也要求美国先赔付制裁给伊朗造成的损失，这无疑难以被拜登当局接受。此外，在与伊朗进行接触方面，拜登也必然会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盟国的阻力，这增加了拜登政府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难度。拜登家族及其团队也有深厚的“犹太背景”，成为维系以色列和拜登政府关系的重要纽带。如拜登家族中就有不少犹太人。拜登的大儿媳哈莉·拜登、小儿媳妇梅丽萨·科恩、小女婿霍华德·科瑞恩等都是美国犹太人。拜登家族的犹太人关系网络，也将是未来以色列政府与拜登政府的重要关系纽带。
总之，尽管可能存在分歧，以色列仍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紧密的合作关系也将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