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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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的思绪是由一个疑问引发的:为什么,西部这样一片自唐以降被逐步东移的华夏文明社会久久遗忘了的荒野之地,近些年忽然引起了东、南部大都市中一些作家、通俗(?) 乐作家以及他们的读者与数以万计的听众的极大兴趣?大都市与遥远的西部之间,有着什么重要的精神关系吗?为便于说明问题,我想先粗拉出一幅我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分布草图。有点意思的是,从自然地貌上看,中国大陆自西端(青藏高原)向东(沿海地带),是一个巨大的阶梯状斜面。而文化地貌恰好由东南向西北,构成另一个由现代文明到游牧文明的阶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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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的思绪是由一个疑问引发的:为什么,西部这样一片自唐以降被逐步东移的华夏文明社会久久遗忘了的荒野之地,近些年忽然引起了东、南部大都市中一些作家、通俗(?) 乐作家以及他们的读者与数以万计的听众的极大兴趣?大都市与遥远的西部之间,有着什么重要的精神关系吗?为便于说明问题,我想先粗拉出一幅我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分布草图。有点意思的是,从自然地貌上看,中国大陆自西端(青藏高原)向东(沿海地带),是一个巨大的阶梯状斜面。而文化地貌恰好由东南向西北,构成另一个由现代文明到游牧文明的阶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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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神话”这个术语是近代学者从西方意译过来的。中国古人把口耳相传或载于典籍的神话传说称为“怪”。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怪”。尽管孔子不喜欢,但一些明显的“怪”却堂而皇之地记录在“经书”里。据说曾经删定过《六经》的孔子,也未敢将其删削。不论孔子是否整理过这些经典,但“怪”确实存在着,其在传统文化里的地位不容忽视。既然经籍中有“怪”,经学家就得加以解释,避而“不语”是不行的。作为古代“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的经学是如何处理这些“怪”的呢?弄清经学家对“怪”的态度,对于了解中国神话观念的演变
<正> 一学术上的分歧和冲突,在我看来应是一种常态。没有分歧和论争意味着停滞。我国文艺观念上的分歧至今存在着,有时还显得十分尖锐。这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艺的本质、目的、功能的不同的理解方面。如果我们不囿于一时一事,回顾一下近百年的历史,那么这一分歧可以说是世纪之争了。戊戍政变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继续鼓吹新思想和“政治革命”,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以为西欧政治之变革,政治小说起了启动作用;日本明治维新之成
<正> 编辑同志: 《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毛泽东与文艺》一文中,有几个主要观点是不正确的,应该批评。因此致函贵刊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一、《毛泽东与文艺》一文的主要问题对此需要专文剖析阐论,这里只能扼要地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总方针。陈涌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理论: 包括文艺在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它和政治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正> 对东北作家群的评论与研究,早在东北作家群出现不久即已开始。彼时正值三十年代初、中期,阶级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因而,作为一种国家民族濒难受厄时刻产生的、并展现了历史的真切变动和现实关系的东北作家群创作,几乎立即受到文坛的关注。鲁迅、茅盾、王统照、巴人、胡乔木、胡风、周扬、周立波、李健吾(刘西渭)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东北作家群中几乎所有作
<正>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儿时曾中过秀才的父亲为他取名“嗣(?)”,后取名胡洪騂,字适之。曾用笔名天风、希疆、藏晖、铁儿、H·S·C 等。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十四岁到上海读书。1910年留学美国。初学农学,后改习哲学、文学,从学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oy 1859—1952)。1917年毕业于哥仑比亚大学,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26年游欧美,在各国讲学。一生获荣誉博士达35个,是中外罕见的。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出使美国
本刊立足我国教育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际，密切关注国内外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动态，坚持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理论、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服务为宗旨。
<正> 几乎从一开始,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就出现自然化端倪,以后则绵绵不绝,遂不得止;大约从1985年起,又几乎随着现代派新潮小说日盛一日地在文坛上鼓噪推进,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自然化趋向一日比一日地明显起来,只不过前者是大张旗鼓地、大叫大喊地推进,后者是慢慢地、悄悄地,然而也是坚韧不拔地向前推移;而近两年来,现实主义小说自然化趋向则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头,以至于使人感到惊奇,当然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高晓声、陆文夫、铁凝、
对本刊前几年的错误倾向。读者有许多批评意见,除本刊已经发表的一部分文章外,现转发原载《中流》杂志1990年第四期的一篇文章。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对本刊存在的问题继续批评。
<正> 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有它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除了由于现代中国的动荡和战争的环境,造成了许多散文作品的散失外,还在于它的研究受着许多内在条件的制约。首先,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似乎至今还没能建立一种相对完整、系统的本体理论框架。散文是否能象诗歌、小说、戏剧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本体理论,也未可知。这正是散文史研究的困难处;没有相对可靠的理论作依据,你得自己去概括和综合,以此作为确定范畴、选择对象、评价得失的尺度。其次,散文作为一种不纯粹的文学样式,毫无
对本刊前几年的错误倾向。读者有许多批评意见,除本刊已经发表的一部分文章外,现转发原载《中流》杂志1990年第四期的一篇文章。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对本刊存在的问题继续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