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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简介：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其中1985至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筹委会委员、经济小组组长，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
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及部门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题。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但是，怎么个改法，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应运而生，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它就与“改革”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体改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为何成立，又如何消失？何以至今仍有许多人难以摆脱“体改委情结”？为此，记者走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从1982年成立就进入其中，三年后即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见证了这一部门由辉煌到消失的历程。从他的讲述中，我们或许可以管窥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传奇”机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体改委应运而生。它在漫长的30年中与“改革”大业休戚相关。
群贤毕至 “异说”纷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改委是事实上的改革决策中枢。有人说，“在体改委工作的人当时颇受其他政府部门的人艳羡。”
体改委最受人艳羡之处，不仅在于长达8年在中南海里办公，更在于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这是因为改革难度很大，”高尚全说，“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所以靠部门是不行的，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体制改革，第一要搞总体方案，第二要搞协调，所以如果一个部长当主任就协调不了。谁协调谁啊？比如现在发改委，发改委主任是正部级，而人民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税务总局局长，也都是正部级，协调就很困难。因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没有权威，谁协调得动？”
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是体改委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与此同时，升格后的体改委，人员上也得到大量补充。“初期的人员大部分是从机械委过去的。”高尚全说。体改委成立的同时，撤消了国家机械委，原本担任机械委主任的薄一波，改任体改委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机械委的大批人员也随之转移过来。高尚全也正是那时候调入体改委的。
此后，体改委先后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开始聚拢人才。“当时我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从各部门各地方集中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学者型干部。他们在工作上是比较能干的，思想上是比较解放的，对改革是有过一些研究的。”高尚全说，这批人当中，即包括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华生等等。
由于他们多是赞成市场经济的，在当年，这些人多被传统理论界视为“异端”，譬如张维迎。
1983年8月20日，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作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发文批驳。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张维迎也因此差点不能毕业。
这件事对张维迎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难关。然而“祸兮福之所倚”，这篇文章被高尚全看到了。“过去认为钱是万恶之源，而他为钱正名，让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思想，就把他调到我们体改研究所来了。”后来，体改委又把张维迎送到牛津大学去学习。
同样被送往牛津大学进修的还有郭树清（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森（曾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现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纪律检查组组长），后来他们都到了重要岗位上。
商品经济登堂入室
1984年 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
多年以后，高尚全仍然觉得：提出“商品经济”，是体改委压力最大、受到争议最多的一件事。
1984年，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销售出去，同时需要交换城市的生产资料，所以迫切要求城市改革。此前，已有学者提出“商品经济”理念，国务院财经委改革小组也提出过类似意见，但是没有被中央采纳。就在一年前，中央某报还对“商品经济论”做了有组织的批判，并将其当作“精神污染”来清除。
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定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高尚全回忆说，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高尚全参与了这个决定的起草。“起草过程中，我主张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去。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发展商品交换，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展得快、人们就比较富裕。所以我当时提出来，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之后，还要加上‘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高尚全的意见提出后，立即遭到起草小组个别成员的反对，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者的官儿都比我大。”高尚全笑道。
无奈之下，高尚全只好转而求助学者专家。“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个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大家思想很解放，一致认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高尚全把讨论的结果上报给中央。那时他并不知道，为了将“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中央决策层也正在做中央老同志们的工作。
首先，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随后，起草小组就《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特意邀请了邓力群参加。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
杨启先回答：“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
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
郑必坚回答：“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那就这样定。”总理最后说。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他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
邓力群回答说：“我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总理给老同志们写了一封信，用传统提法包装新思想，提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这一提法被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事后，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很高评价，称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
国企股改 姓资姓社
体改委主张在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是受到了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1984年一份工作报告的启发。报告对198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一个分析，说最好是借鉴股份制，搞好了也不违背公有制原则。
不出所料，阻力很大，不少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要。甚至人大常委会还有人为此向国家体改委提出了质询。
实际上，中央领导当时很重视股份制改革，但也害怕理论上站不住，便让体改委组织人手到马恩文集中寻找理论依据。“当时真是通读马恩全集，找基础，不这样就说服不了人家。”高尚全说。后来找到了，马恩讲过“如果没有股份制，美国今天也没有铁路”，“股份制不是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股份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金桥”这样的话。体改委又专门派出一位副主任到人大常委会解释，取得了多数人的理解之后才算通过。
1985年，体改委开始在部分城市的部分企业试点股份制改革，但是未及铺开，1986年底国企改革的思路便转向了“企业承包制”。
1991年，“企业承包制”难以为继，次年，当时的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不顾领导劝阻，重提股份制。
当年参与改革全过程的刘纪鹏在2004年撰文写道：“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凭其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来自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为以后中国股份制的推进及大陆企业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然而，由于股份制涉及到产权制度问题，进展很慢，且争议不断。
1995年，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请高尚全给省里五套班子作报告，报告结束时有人提问：“诸城模式”到底是姓“资”姓“社”？
当时诸城正在搞产权制度改革，招致很多非议，有人把诸城书记陈光称为“陈卖光”。高尚全说：“从材料上看不是姓‘资’的，应该是姓‘社’的。因为我看到诸城在推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前的一份对‘诸城模式’的问卷调查，调查了300个青年工人，提出的问卷是：假如有人在偷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办？三个答案：第一，‘跟他作斗争’；第二，‘装作没看见’；第三，‘你偷我也偷’。结果问卷调查收上来以后，220人选择了‘装作没看见’，67人选择了‘你偷我也偷’，只有13人选择了‘跟他作斗争’。问卷调查说明，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跟职工没有关系。”
“国外有个加拿大，国内则是大家拿。”高尚全说，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上世纪50年代初，他毕业分配在东北机械局，自行车都是公家的。“我们出去调研，老是没有好车：公家的车没有人维修啊。”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所有制的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上争论不休，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时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高尚全被委派参加了中央河北地区农村调查组（组长是项南，原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当时，农村不允许农民购买手推车，理由是手推车属“生产资料”，只能公有，不能私有。高尚全在调查中深深感到：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首先克服“左”倾思想。必须恢复自留地和农贸市场，允许农民饲养大牲畜，允许农民购买手推车，这样既可发展农业生产，又能方便农民，改善农民生活。
多年来，高尚全一直强调，不要以为只有国家投资才是搞社会主义，老百姓投资就搞资本主义。“比如华为就是一家民营企业，不到20年里，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电信网络供应商。华为解决了7万人的就业问题，员工中48%从事科研工作，每年用10%的资金投入科研，目前华为已经成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2007年华为上缴税金49亿元，而且是连续四年排名第一，成为中国IT百强中纳税最多的企业。这样利国利民的企业，你说它是搞资本主义？”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争论多年的股改和产权问题，终于在十五大上有了一个结论。
淡出舞台 魅力犹存
“改革开放30年，始终贯穿的一个大主题，就是姓‘资’姓‘社’的争论。”高尚全说，“意识形态的桎梏，是我国改革的最大障碍。”
“国外就比我们好得多。比如匈牙利当年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觉得行不通就取消了，没有什么争论。而国家体改委的一位领导把这个消息带回来后，却引起了国内的一场争论。有人批判说，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在旧体制、旧思想的格局下，长期以来，体改委站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致力于打破利益格局，难免遭人忌恨。而高尚全等人也经常遭到反对，甚至被一些思想保守的人攻击。
多年以后，陈锦华在其回忆录《国事忆述》中，吐露了当年任职体改委主任的心声，称担任这一敏感部门的领导，“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在一些‘左派’眼里，我们都是所谓的‘资改派’，他们坚持的才是‘社会主义’。”高尚全说。
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国家体改委降格为国务院体改办，标志着其从此退出政府内阁组成序列。这一轮回距离最初体改办成立整整18年。降格后的体改办，按上级要求奉行三不原则，即“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声音日渐衰微，成了真正的“清议机构”。
2003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为综合协调各方面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为发展服务，将国家计委改组为发展和改革委。将国务院体改办的职能，并入发展和改革委。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至此，作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伟大实践的专门机构不复存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简称叫什么？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定为“发展委”。对此，高尚全据理力争：“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明明是发展和改革两个职能，单简称‘发展委’，只有发展一个职能，没有反映改革的职能；第二，当时取消体改机构时，有一种误解，认为好像改革任务已经完成了，因此不要改革的专门机构了，如果简称‘发展委’，只会使人民加深这种误解；第三，如果认为简称叫‘发改委’叫起来不顺口，更不是理由，多叫叫就会顺口的。领导上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所以不叫‘发展委’了。事实证明，现在叫‘发改委’已经很顺口了。”
体改委存在期间，为我国改革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前文述及的两项外，还先后牵头或参与研究制定了改革总体规划设想和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并积极推进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这些改革，有些成功了，有些还在曲折中前行。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体改委就提出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局。而在实践中反复徘徊13年之后，我们才又建立了国资委。客观地说，中国现在继续推进的很多项改革政策，都是与当年体改委的工作基础分不开的。
自体改机构撤并以后，恢复体改委的提议始终未曾中断。在今年初热议“大部制”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发改委模式进行了反思。他说，现在看来，把体改办这样一个“整个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放在一个机构内，不一定合适。这个部门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如果放在一个政府部门内，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也呼吁：“建议尽快恢复设立类似体改委那样的专门负责体制改革工作的超脱、中立、公正、权威的机构，并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发挥其在研究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的‘利益中立’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
如果说高尚全等“老体改委”的呼吁有难撇清关系之嫌，那么汪玉凯、宗庆后等人的立场则要中立得多。“体改委情结”之所以挥之不去，表达的是公众对当下改革无法回避部门利益羁绊的不满，是对一个超脱的综合协调部门的期待。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其中1985至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筹委会委员、经济小组组长，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
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及部门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题。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但是，怎么个改法，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应运而生，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它就与“改革”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体改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为何成立，又如何消失？何以至今仍有许多人难以摆脱“体改委情结”？为此，记者走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从1982年成立就进入其中，三年后即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见证了这一部门由辉煌到消失的历程。从他的讲述中，我们或许可以管窥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传奇”机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体改委应运而生。它在漫长的30年中与“改革”大业休戚相关。
群贤毕至 “异说”纷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改委是事实上的改革决策中枢。有人说，“在体改委工作的人当时颇受其他政府部门的人艳羡。”
体改委最受人艳羡之处，不仅在于长达8年在中南海里办公，更在于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这是因为改革难度很大，”高尚全说，“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所以靠部门是不行的，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体制改革，第一要搞总体方案，第二要搞协调，所以如果一个部长当主任就协调不了。谁协调谁啊？比如现在发改委，发改委主任是正部级，而人民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税务总局局长，也都是正部级，协调就很困难。因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没有权威，谁协调得动？”
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是体改委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与此同时，升格后的体改委，人员上也得到大量补充。“初期的人员大部分是从机械委过去的。”高尚全说。体改委成立的同时，撤消了国家机械委，原本担任机械委主任的薄一波，改任体改委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机械委的大批人员也随之转移过来。高尚全也正是那时候调入体改委的。
此后，体改委先后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开始聚拢人才。“当时我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从各部门各地方集中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学者型干部。他们在工作上是比较能干的，思想上是比较解放的，对改革是有过一些研究的。”高尚全说，这批人当中，即包括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华生等等。
由于他们多是赞成市场经济的，在当年，这些人多被传统理论界视为“异端”，譬如张维迎。
1983年8月20日，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作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发文批驳。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张维迎也因此差点不能毕业。
这件事对张维迎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难关。然而“祸兮福之所倚”，这篇文章被高尚全看到了。“过去认为钱是万恶之源，而他为钱正名，让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思想，就把他调到我们体改研究所来了。”后来，体改委又把张维迎送到牛津大学去学习。
同样被送往牛津大学进修的还有郭树清（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森（曾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现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纪律检查组组长），后来他们都到了重要岗位上。
商品经济登堂入室
1984年 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
多年以后，高尚全仍然觉得：提出“商品经济”，是体改委压力最大、受到争议最多的一件事。
1984年，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销售出去，同时需要交换城市的生产资料，所以迫切要求城市改革。此前，已有学者提出“商品经济”理念，国务院财经委改革小组也提出过类似意见，但是没有被中央采纳。就在一年前，中央某报还对“商品经济论”做了有组织的批判，并将其当作“精神污染”来清除。
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定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高尚全回忆说，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高尚全参与了这个决定的起草。“起草过程中，我主张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去。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发展商品交换，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展得快、人们就比较富裕。所以我当时提出来，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之后，还要加上‘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高尚全的意见提出后，立即遭到起草小组个别成员的反对，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者的官儿都比我大。”高尚全笑道。
无奈之下，高尚全只好转而求助学者专家。“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个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大家思想很解放，一致认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高尚全把讨论的结果上报给中央。那时他并不知道，为了将“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中央决策层也正在做中央老同志们的工作。
首先，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随后，起草小组就《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特意邀请了邓力群参加。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
杨启先回答：“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
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
郑必坚回答：“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那就这样定。”总理最后说。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他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
邓力群回答说：“我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总理给老同志们写了一封信，用传统提法包装新思想，提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这一提法被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事后，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很高评价，称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
国企股改 姓资姓社
体改委主张在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是受到了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1984年一份工作报告的启发。报告对198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一个分析，说最好是借鉴股份制，搞好了也不违背公有制原则。
不出所料，阻力很大，不少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要。甚至人大常委会还有人为此向国家体改委提出了质询。
实际上，中央领导当时很重视股份制改革，但也害怕理论上站不住，便让体改委组织人手到马恩文集中寻找理论依据。“当时真是通读马恩全集，找基础，不这样就说服不了人家。”高尚全说。后来找到了，马恩讲过“如果没有股份制，美国今天也没有铁路”，“股份制不是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股份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金桥”这样的话。体改委又专门派出一位副主任到人大常委会解释，取得了多数人的理解之后才算通过。
1985年，体改委开始在部分城市的部分企业试点股份制改革，但是未及铺开，1986年底国企改革的思路便转向了“企业承包制”。
1991年，“企业承包制”难以为继，次年，当时的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不顾领导劝阻，重提股份制。
当年参与改革全过程的刘纪鹏在2004年撰文写道：“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凭其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来自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为以后中国股份制的推进及大陆企业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然而，由于股份制涉及到产权制度问题，进展很慢，且争议不断。
1995年，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请高尚全给省里五套班子作报告，报告结束时有人提问：“诸城模式”到底是姓“资”姓“社”？
当时诸城正在搞产权制度改革，招致很多非议，有人把诸城书记陈光称为“陈卖光”。高尚全说：“从材料上看不是姓‘资’的，应该是姓‘社’的。因为我看到诸城在推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前的一份对‘诸城模式’的问卷调查，调查了300个青年工人，提出的问卷是：假如有人在偷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办？三个答案：第一，‘跟他作斗争’；第二，‘装作没看见’；第三，‘你偷我也偷’。结果问卷调查收上来以后，220人选择了‘装作没看见’，67人选择了‘你偷我也偷’，只有13人选择了‘跟他作斗争’。问卷调查说明，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跟职工没有关系。”
“国外有个加拿大，国内则是大家拿。”高尚全说，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上世纪50年代初，他毕业分配在东北机械局，自行车都是公家的。“我们出去调研，老是没有好车：公家的车没有人维修啊。”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所有制的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上争论不休，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时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高尚全被委派参加了中央河北地区农村调查组（组长是项南，原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当时，农村不允许农民购买手推车，理由是手推车属“生产资料”，只能公有，不能私有。高尚全在调查中深深感到：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首先克服“左”倾思想。必须恢复自留地和农贸市场，允许农民饲养大牲畜，允许农民购买手推车，这样既可发展农业生产，又能方便农民，改善农民生活。
多年来，高尚全一直强调，不要以为只有国家投资才是搞社会主义，老百姓投资就搞资本主义。“比如华为就是一家民营企业，不到20年里，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电信网络供应商。华为解决了7万人的就业问题，员工中48%从事科研工作，每年用10%的资金投入科研，目前华为已经成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2007年华为上缴税金49亿元，而且是连续四年排名第一，成为中国IT百强中纳税最多的企业。这样利国利民的企业，你说它是搞资本主义？”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争论多年的股改和产权问题，终于在十五大上有了一个结论。
淡出舞台 魅力犹存
“改革开放30年，始终贯穿的一个大主题，就是姓‘资’姓‘社’的争论。”高尚全说，“意识形态的桎梏，是我国改革的最大障碍。”
“国外就比我们好得多。比如匈牙利当年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觉得行不通就取消了，没有什么争论。而国家体改委的一位领导把这个消息带回来后，却引起了国内的一场争论。有人批判说，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在旧体制、旧思想的格局下，长期以来，体改委站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致力于打破利益格局，难免遭人忌恨。而高尚全等人也经常遭到反对，甚至被一些思想保守的人攻击。
多年以后，陈锦华在其回忆录《国事忆述》中，吐露了当年任职体改委主任的心声，称担任这一敏感部门的领导，“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在一些‘左派’眼里，我们都是所谓的‘资改派’，他们坚持的才是‘社会主义’。”高尚全说。
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国家体改委降格为国务院体改办，标志着其从此退出政府内阁组成序列。这一轮回距离最初体改办成立整整18年。降格后的体改办，按上级要求奉行三不原则，即“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声音日渐衰微，成了真正的“清议机构”。
2003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为综合协调各方面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为发展服务，将国家计委改组为发展和改革委。将国务院体改办的职能，并入发展和改革委。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至此，作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伟大实践的专门机构不复存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简称叫什么？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定为“发展委”。对此，高尚全据理力争：“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明明是发展和改革两个职能，单简称‘发展委’，只有发展一个职能，没有反映改革的职能；第二，当时取消体改机构时，有一种误解，认为好像改革任务已经完成了，因此不要改革的专门机构了，如果简称‘发展委’，只会使人民加深这种误解；第三，如果认为简称叫‘发改委’叫起来不顺口，更不是理由，多叫叫就会顺口的。领导上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所以不叫‘发展委’了。事实证明，现在叫‘发改委’已经很顺口了。”
体改委存在期间，为我国改革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前文述及的两项外，还先后牵头或参与研究制定了改革总体规划设想和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并积极推进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这些改革，有些成功了，有些还在曲折中前行。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体改委就提出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局。而在实践中反复徘徊13年之后，我们才又建立了国资委。客观地说，中国现在继续推进的很多项改革政策，都是与当年体改委的工作基础分不开的。
自体改机构撤并以后，恢复体改委的提议始终未曾中断。在今年初热议“大部制”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发改委模式进行了反思。他说，现在看来，把体改办这样一个“整个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放在一个机构内，不一定合适。这个部门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如果放在一个政府部门内，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也呼吁：“建议尽快恢复设立类似体改委那样的专门负责体制改革工作的超脱、中立、公正、权威的机构，并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发挥其在研究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的‘利益中立’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
如果说高尚全等“老体改委”的呼吁有难撇清关系之嫌，那么汪玉凯、宗庆后等人的立场则要中立得多。“体改委情结”之所以挥之不去，表达的是公众对当下改革无法回避部门利益羁绊的不满，是对一个超脱的综合协调部门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