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你小一岁

　　老先生不姓老，只是年龄够老。听他说起曾经的交往，人们猜测他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每次有人问起，他都会一本正经地说：“咱们是同龄人，都是生于19××年，不出意外都话，我们谁也活不到21××年。”
　　第一次遇到老先生，我还很年轻，他也是这样说，并且问我：“你属什么？”
　　“属猴。”我规规矩矩地回答，回答老人家问题，怎么能不规矩呢？
　　“哦，你比我大一岁，我属鸡。”后来我知道，这是他聊天的习惯，他希望比他年龄小的一方更自在更轻松。
　　“68年出生，还是80年出生？”他手拈着银白的胡须，满是慈祥：“属猴的人厉害啊，春秋五霸里有一位晋文公，就是那个退避三舍的重耳，他属猴;东晋的创建者，晋元帝司马睿属猴;你不是对佛学有研究吗？晋朝有位高僧道安属猴，僧肇大师也属猴;还有才高八斗、七步成诗的曹子建;陶渊明的朋友颜延之;黯然销魂的江淹;写《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百代文宗韩昌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民族英雄文天祥;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杨慎;桐城派大家方苞、傅雷、刘海粟……”老先生伸出左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嚯！”我不由赞叹出声：“您老的记忆力才厉害！我真不知道历史上这么多属猴的男人如此了得！嗯，应该除去那个江郎才尽的江文通（江淹）。”
　　老先生看我一眼：“巾帼不让须眉，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也属猴。”
　　“啊？是吗？”
　　老先生接着又说：“江文通哪里是才尽，身处乱世，他唯恐惹来杀身之祸，是不敢写了，凭这一点说他不够男人。在那样一个糟糕的年代能得以善终，不容易啊。”
　　“哦，这些我没想到。属鸡的名人有哪些？”老先生的话引发了我的兴趣，初次见面的拘谨一扫而光。
　　“喜欢读书，不如会读书。读了怎么能记住啊？常思考就记住了。”老先生很随和，顺嘴搭音往下说：“孔子属鸡……”
　　“好家伙，第一位就要碾压属猴的这一众人马啊，”我暗觉好笑，忽然想起来，按《史记·孔子世家》推算，孔子属狗才对：“对不起老先生，我得打断您一下了。按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应该……”
　　“算孔子的年龄，要看《榖梁传》，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你知道，文史哲相通，做学问，二十四史当然是要看的，前四史最重要，《史记》又是重中之重，里面有书生意气，铮铮骚韵，而不是皇家意志。人这一生，也许免不了会成为奴隶，但绝不要做奴才，这是文人的底线。”老先生好像看出我的疑惑，直接给出了答案：“司马迁是奴隶，更是大写的人，多大的人物也是人啊，会有疏忽的时候，读书得会比较，思考了才能正确判断，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康德的三个批判你读过没有啊？”
　　“和您老比，我只能算翻过，不敢说读过。”在老先生面前，我一下子老实起来，赶紧收起那一丝丝张狂。
　　“还是要认真读一读，一读再读，至少《纯粹理性批判》要好好看看，”说罢，老先生沉默了片刻，仰起头，像朗诵一样：“有两种东西，越是深沉和持久的思考，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心中崇高的的道德法则。”
　　“说的多好啊，这是康德的话，”老先生的思绪仿佛去了很远，立刻又飞回来：“他是1724年出生的，属龙。”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回想起初次见面这一幕，我还是惊叹于老先生的聊天本领，非但记忆超群，而且收放自如：“属龙比属鸡的大五岁，除了孔子属鸡，墨子、孟子也属鸡，还有汉武帝刘彻、三国诸葛亮、隋文帝杨坚、唐玄宗李隆基、书法家颜真卿、南唐后主李煜、北宋王安石、黄庭坚，近代詹天佑，宋美龄这些都是属鸡的，我有两个好朋友，钱钟书、艾青是1910年出生的，他们属狗……”
　　“您是1910年出生？”我问。
　　老先生嘿嘿笑起来，胡须翘动着：“我属鸡，比你小一岁。”

年龄惹出了质疑

　　一个下午，我接到老先生朋友的电话，：“你读了今天的晚报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我属于只读书，基本不读报的一类人。
　　“有一篇关于老先生的文章，说年龄造假。你不是住在老先生工作室附近吗？最好赶紧把附近报刊亭的晚报都买下来，以免老先生看到气病了。”多年的老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报纸买一张就好，我不让他看，还有其他渠道，这么长时间了，您还不了解老先生吗？没事的，他什么风雨没有经过啊。”老先生的朋友被我说服了。
　　买回报纸，来到老先生的工作室，他正在看一位书法家的长卷。见我进门，手里还拿着报纸，就问：“有什么好文章吗？”我来到书桌前，递给他报纸：“对您来说，不算好文章。”老先生读罢，笑了笑，说：“你坐一会儿，他们要我给长卷寫个跋。”我没有吭声，站在一旁，静静地看老先生写着蝇头小楷，一如从前那样古雅从容。跋文不到二百字，却能够文不加点，旁征博引，而且手不抖，眼不花，这等水平，我到今天没有见过第二位。我想，要不是亲眼所见，几个人会相信呢？跋文很快就写好了，老先生放下毛笔，抬头看看我，笑道：“作者下这么大工夫，要是能证明我比现在小二十岁、三十岁，那该多好啊。”
　　后来，有朋友问我，老先生到底年龄多大？我实话实说，老先生具体什么时间出生，这得去问老先生的父母。老先生曾经给过我一封信的复印件，那是1989年他给远在台湾的表姐写的一封长信，信里有这样几句：
　　关于我的年龄是个有趣的谜，根据大陆一些老朋友相互论证，还有已出版的人名辞典或报刊，都肯定我生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五日，即七十八、九岁了。但发给我的一些证件，包括出国护照在内，则明确填写我生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即六十八九岁。二者相差十岁，真是有趣，从交游、行辈估计或考据，似应以一九一〇为妥，如从精神体力论，连一九二〇年生我都委屈呢。
　　老先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送给我时，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把历史交给你了。”我随口问了一句：“关于您年龄的小道消息那么多，您怎么不解释一下呢？” 　　老先生道：“大人物不甘寂寞，小人物要甘于寂寞，谁人背后无人说？理解你的不需要解释;不理解你的，解释又有什么用？我是小人物，最好就是让大人物把我忘掉，那样多自在啊。”
　　我说：“您倒是自在了，有没有想过会有好奇的人呢？”
　　先生捋一捋胡须，笑了：“既然好奇，就让他们去猜吧，那多有意思。”
　　见我半晌没有做声，老先生又说：“有时间你读一读我为朋友一本散文集写的序。”重读时，我注意到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少年时读《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民族的、家庭的封建自豪感使我情难自已、踌躇志满。自以为列祖列宗都以清白传家，我本人更是洁白无暇的继承人。中年以后，依稀得知我尊敬的母亲有着卑微的、讳莫若深的悲惨历史。因此，我的身世如绳之以封建礼法，肯定不比宋代的范仲淹光彩。考据来，考据去，竟考据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屈辱”。从此，我在感情深处，竟对考据之学产生反感。“难道我是母亲收养的弃婴吗？”一个已踏上生命归程的皤然老翁，连属于自己生命的来历都搞不清楚，却敢仰首伸眉论列当代俊杰，不亦可羞乎？我实在不愿伤害母亲（哪怕只是养母）的心，便愿那永恒的秘密，连同母亲的慈爱和自尊心，永远埋在北京香山的坟墓里吧！
　　质疑老先生年龄的声音一直没有完全平息，我依然不时会听到老先生说起自己的母亲、父亲，说起私淑老师、启蒙老师、甚至会提及质疑他年龄的作者……只不过从那时起，我再不曾问老先生的身世。

启蒙老师担心的诗谶

　　老先生喜欢吟诗，他的情绪，能从吟唱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八九岁时随母亲由北京到杭州小住，启蒙老师就是他母亲在杭州的好友——秋瑾的结拜姐姐。1906年，得知秋瑾筹集起义经费，十分困难，老先生的启蒙老师将多年积蓄下和首饰约合黄金三十两倾囊相助。秋瑾就义后，作为义姐，她冒着生命危险，呼吁秋瑾的同仁一道在苏、白两堤之间修了秋墓、建立了秋祠。并且挥笔写下《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祭秋女士文》等诗文，在《时报》、《神州日报》发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因了母亲的缘故，老先生自幼便追随这位充满侠义豪情的名师，在她的指导下学习吟诗、作人。与他一道学诗的，还有一个小女生。一次，小女生不小心落水，当时还是小男生的老先生，也是一身胆气，演绎了一场英雄救美。待到暮年，他们的友情还一直保持着，这是后话了。
　　老先生给我看过他九岁时写的一首咏物诗。题为《咏纸鸢》，诗曰：
　　破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
　　一丝悬碧落，日暮未言归。
　　纸鸢就是风筝，南方称之为“鹞”，北方称之为“鸢”。咏物诗便于初学，难度在于托物言志，“不沾不脱，不即不离”（屠隆《论诗文》）。北宋寇准有一首五言绝句咏《纸鸢》：“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稍晚，王令也有一首七律咏《纸鸢》：“谁作轻鸢壮远观，似嫌鸟飞未多端。才乘一线凭飞去，便有愚儿仰面看。未必碧霄因可到，偶能终日逐为安。扶摇不起沧溟远，笑杀搏鹏似尔难。”古典诗词以中庸含蓄为美，相比之下，寇准的五言绝句似更见洒脱。我曾听老先生说寇准生于961年，是陕西渭南人，也是属鸡的。那时候，广播电台总是播放评书，说寇准是“寇老西儿”，其实八竿子打不着。老先生小时候是不是读过寇准的这首五言绝句，并受其影响，不好说，两首诗都是五言绝句，体裁题目包括内容倒是可以做类比。
　　我曾经用现代诗的方式，把老先生这首《咏纸鸢》试绎了一下，大意是：
　　曉日依稀，你，凌风飞起
　　和莺鸟一同，翱翔在天宇
　　长空只留下，那一丝牵系
　　日暮里，没有你归来的消息
　　老先生自述，这是他的启蒙之作。因为老师深信诗谶，担心弟子早夭，就将第四句“日暮未言归”改为“好与鹤同归”为之祈福。
　　“诗谶”一说最早或见于《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恨石崇不把美女绿珠给他，又恨美男子潘岳过去待他不好。因此待得自己官至中书令，掌握了实权，就逮捕了石崇和潘岳。石崇先到刑场，对后绑缚刑场的潘岳说：“你怎么也落到如此地步了？”潘岳的回答显得很从容：“可以说是‘白首同所归’了。”潘岳有诗句曰：“投分寄石（石崇）友，白首同所归（《金谷集诗》）。”不料竟成了谶语，无意预示了以后发生的事。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也记载了寇准的诗谶：“寇莱公（寇准）少时作诗曰：‘去海止十里，过山应万重。’及贬至雷州，吏呈州图，问州去海几里？对曰：‘十里。’则南迁之祸，前诗已预谶也。”
　　每当老先生提起这段旧事，都会有些感慨，也有些自豪，是感慨老师的关爱，还是觉得诗谶不靠谱？或许都有些吧？老先生的启蒙老师不会想到，当年她担心夭折的弟子，活过了一百岁。老先生估计也不会想到，他去世的地方竟是在日本东京，地名就叫“日暮里”，不幸言中，“日暮未言归”。

生与死的思索

　　老先生辞世前两年，熬夜看书、写作的习惯基本没有了，变得不喜欢说话。由于平时忙碌，我一周才能去看望他一次，大多是晚饭后去，夜里十二点左右才告辞。照顾他的阿姨说：“只有你来，他才话多，不聊到你说困了，他才不会让你走。”
　　记得一天深夜，我在红学家周岭先生家小酌，微醺时接到老先生的电话：“你来一下。”
　　我知道老先生讨厌酒味，嗅觉又极其灵敏，就说：“有什么事情吗？明天行不行？我今晚喝酒了。”
　　“没关系，有话来了再说，就今晚。”老先生的语气不容商量。
　　我连忙向周岭先生告罪，赶到老先生家中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半多了，我没有来及坐下就问：“您有什么事情吗？这么急急忙忙的催我，明天都不行。”
　　老先生道：“没事，就是想你了。”
　　我心中热热的：“哎哟，您吓我一跳，这有什么急的？”
　　“今天想做的事情就得赶紧做，说不定今晚我就死了呢？”那一两年，老先生经常提到死。我去看望他，他头一句经常是：“你看我是不是快死了？身上有没有死气？” 　　有一次我回答：“自信人生二百年嘛，好好活着吧。”
　　这时，老先生来了一句神回复：“你怎么那么小气，再给加五十年不好吗？”嚯，奔二百五去了。
　　随我去的朋友不由赞叹：“哎呀，老爷子，说起生死大事，您真是豁达坦然。”
　　老先生又是秒回：“来自偶然，去是必然，假装坦然，归诸自然。”说罢，自己似乎很得意，用笔写下来交给我，问：“我这‘四然’，比起《金刚经》的‘六如’怎么样，你说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嗯，如是观。”我没有正面回答，笑着重复了一遍《金刚经》里的话。
　　老先生用手指着我也笑了，我想，他知道我在逗他开心，也明白自己精力不如从前。他问我：“《生与死的死索》那本书，你还有没有啊？”
　　《生与死的思索》缘自老先生幼年时在西湖救起的那位红颜小友——暮年老友，她在临终前十分清醒，打电话告诉老先生，说她即将永远离去，唯一的请求是让自己的好朋友来书写悼词，这样就了无遗憾了。老先生一夜未眠，写了一首长诗，开篇就是：
　　生，来自“偶然”
　　死，却是“必然”
　　“偶然”是“有限”
　　“必然”是“无限”
　　一滴水如想不干涸
　　最好的办法是滴入海洋
　　“时间”无头又无尾
　　“空间”无边又无际
　　从“个人”到“人类”
　　乃至我们居住的地球……
　　所占据的时、空都十分有限
　　因而我们所知也都十分有限
　　我们不知道的领域却是无限
　　对于“无限”我们理应“敬畏”
　　劳我以生，息我以死
　　生不足喜，死不足悲
　　不必躲避躲不开的事物
　　用欢快的情怀，迎接“新生”和“消逝”
　　对于生命来说，死亡是一个陈旧游戏
　　对于个体而言，却是十分新鲜的事……
　　我是这首长诗的第一个读者，至今老先生吟诵江淹《恨赋》的声音犹在耳旁回响：“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風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不久，老先生委托我为他主编了一部书，名字就叫《生与死的思索》。
　　我告诉老先生，这书都十年了，哪里还有啊，您给我签名的十本书我都送得还剩一两本。他说：“你接着编写第二部吧，我给你写授权，我把文集的授权也写给你。生死是大问题，每个人都该思索。”
　　我摇摇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直面生死，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买这样的书、读这样的书。比如别人慕名来看望您，您送人家一本书，叫人家考虑生死？多别扭啊。”
　　“有什么好别扭的？说的好像怕死就不会死一样。”老先生的生死观其实一直没有变。他为先他而去的老友写道：
　　我不会死皮赖脸地老是贪生怕死
　　别忘了，用欢笑来迎接我与你们团聚……

明天会好吧

　　那一年冬天，老先生过最后一个生日，我从外地连夜赶回北京。次日傍晚，去老先生家中拜寿小聚。当天晚上只有老先生的女儿、女婿，老先生早年在音乐学院讲课时的学生——年逾七旬的大音乐家王立平，还有我和内子。作为晚辈，我们习惯不提他的年龄，王立平先生对我说：“你五十岁了，我七十岁了，老先生在，是我们的福分啊。”国内一位著名书法家用红色的宣纸写了一副寿字，墨色氤氲，很有特色，让夫人当天送到工作室。看到我在端详那件书法作品，老先生随口说道：“寿送你了。”我连忙道：“这是您老的寿，我可不能要。”老先生的女儿也说：“送什么都行，寿可不能送。”老先生笑了笑：“我老了……”
　　入春，老先生去日本前一日，我去他的工作室送行，要老人家多保重身体。在座有一位朋友说：“老先生真是老神仙，我刚才发现，他长出黑头发了。”大家都很惊奇，围过去看。老先生说：“这么围观，也不买门票？”众人又是一阵笑。过了一会儿，老先生淡淡地说：“大家都保重吧，己亥、庚子可不是什么好年景。”
　　老先生走了，去了日暮里。断断续续有消息传回，一切都还好。
　　转眼过了端午，又五天，凌晨我梦到老先生从日本回到北京，在工作室办公桌前，一脸的疲惫，对我说：“我累了……”
　　我不禁黯然：“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明天就好了。我能帮您做些什么？”
　　“你该起床了，梦里什么也干不了？”听老先生如此说，我感觉到自己在做梦了。
　　“梦里能陪您聊会天啊。”我笑着说罢，猛然醒来，心惊不已。天亮后连忙打电话联系，没想到老先生真就远行了……
　　出差的路上，一直昏昏沉沉，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陆续有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写回忆文章，我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悲伤难耐中填写了一阕《梦还京》，后来发表在在香港《文汇报》上：
　　一如从前夜雨，风散见新霁。
　　海阔波明，岸低岭碧，
　　挥洒丹霞，几度羲和鞭起。
　　崦嵫至。蜷局云霓，故国寂寞住无意。
　　缓辔行、夫子行矣。
　　日暮里，鸟倦孤往天际。
　　怎堪逝。二十五载平生繫。
　　梦觉还京，奈何奈何两地。
　　有的人走了，一切也就没了;有的人，却如空气，或许不会相见，终身难以别离。不觉中，己亥过了，庚子马上也要过了。再过几天是老先生的生日，如果能在梦里遇见，我想问问他，明天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