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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干部选拔是我党一直非常重视的重要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干部选拔思想研究有助于推动党的建设，本文从建国前、建国后不同时期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的溯源进行了论述，并对其进行了现实性意义的解读。
关键词： 毛泽东 干部选拔思想 溯源 现实意义
一、建国前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的追溯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干部标准问题，在毛泽东的报告里所谓“德”就是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而“才”就是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才德兼备”的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毛泽东认为，德和才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1943年6月，毛泽东指出：“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3]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决定了当时对德才认识水平：“德”方面主要是立场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才”的方面主要是会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会带兵打仗，会搞土改。毛泽东认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在德的方面，要有比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有政治远见，富于牺牲精神；在才的方面，不仅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肯干，而且要联系群众，不谋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建国后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的发展
1.从“才德兼备”到“又红又专”
建国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结合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将干部标准从“才德兼备”发展到“又红又专”，认为接班人应该具备“又红又专”的素质。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4]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二条方法中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5]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细化了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6]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在《九评》中对此作了如下概括：（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更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形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2.“又红又专”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干部选拔原则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为公共权力的实施者设定了一道高尚的政治道德门槛，只有符合又“红”又“专”的标准，才能进入施政者的行列，当然，由于受到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又“红”又“专”双重标准上，毛泽东更强调“红”，在字面上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关系，把“红”摆在前面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逻辑组合，是毛泽东思维逻辑的真实反映。对于干部选拔的标准直接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施政者的政治道德要求。1981年3月，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7]因此，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干部选拔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和“又红又专”。在干部的选拔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根本标准。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实际工作能力来考察和选拔干部，显示出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选拔提出了严格的政伦理治道德要求。 当然，毛泽东也重视“专”的重要性。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号召“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坚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号召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展生产，创新技术，科技强国，实施超英赶美的伟大抱负。在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认识前提下，毛泽东希望争取12年的和平，发挥知识分子的“专”，基本实现工业化。
毛泽东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具有人民性。毛泽东主张培养优秀的干部人才，不仅仅是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在毛泽东看来，争取和夺取政权不是终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个阶级和小集团的狭隘利益，更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建立人民主权的社会制度，谋求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谋求社会进步和发展。从上述基本观点来看，毛泽东在干部选拔标准上，特别强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干部价值观上以符合人民利益为标尺，在干部业务能力上，强调艰苦磨炼，学好本领，更好地为人民工作；在干部工作作风上，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上下对于“又红又专”的问题的讨论变得非常狂热。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批判，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红”被推到更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政治认同和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伦理上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如同毛泽东为人们提出的一份晋升的考卷，是否符合又“红”又“专”的政治道德意义上的要求，是干部选拔和提升的一个关键甚至是一个成败性的因素。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总原则，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业务水平的严格要求，体现了毛泽东对公共权力资源流向性的价值把握，也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
3.“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
毛泽东认为，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路线。他明确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8]正如毛泽东所说，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极坏的作风，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9]。
三、结语
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蕴含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高尚的政治道德倾向，本文从建国前毛泽东对干部选拔的思想开始探讨，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对“德”与“才”有特殊的解释，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与“专”的思想，以及用人中“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问题，提出我党的干部应该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干部选拔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干部选拔及干部培养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党应该深入研究，继承其优秀因素。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6）：277.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526-527.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6）：899.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4）：471.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351.
[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77（4）：471.
[7]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284.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527.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6）：800.
关键词： 毛泽东 干部选拔思想 溯源 现实意义
一、建国前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的追溯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干部标准问题，在毛泽东的报告里所谓“德”就是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而“才”就是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才德兼备”的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毛泽东认为，德和才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1943年6月，毛泽东指出：“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3]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决定了当时对德才认识水平：“德”方面主要是立场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才”的方面主要是会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会带兵打仗，会搞土改。毛泽东认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在德的方面，要有比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有政治远见，富于牺牲精神；在才的方面，不仅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肯干，而且要联系群众，不谋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建国后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的发展
1.从“才德兼备”到“又红又专”
建国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结合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将干部标准从“才德兼备”发展到“又红又专”，认为接班人应该具备“又红又专”的素质。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4]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二条方法中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5]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细化了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6]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在《九评》中对此作了如下概括：（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更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形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2.“又红又专”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干部选拔原则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为公共权力的实施者设定了一道高尚的政治道德门槛，只有符合又“红”又“专”的标准，才能进入施政者的行列，当然，由于受到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又“红”又“专”双重标准上，毛泽东更强调“红”，在字面上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关系，把“红”摆在前面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逻辑组合，是毛泽东思维逻辑的真实反映。对于干部选拔的标准直接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施政者的政治道德要求。1981年3月，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7]因此，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干部选拔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和“又红又专”。在干部的选拔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根本标准。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实际工作能力来考察和选拔干部，显示出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选拔提出了严格的政伦理治道德要求。 当然，毛泽东也重视“专”的重要性。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号召“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坚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号召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展生产，创新技术，科技强国，实施超英赶美的伟大抱负。在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认识前提下，毛泽东希望争取12年的和平，发挥知识分子的“专”，基本实现工业化。
毛泽东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具有人民性。毛泽东主张培养优秀的干部人才，不仅仅是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在毛泽东看来，争取和夺取政权不是终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个阶级和小集团的狭隘利益，更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建立人民主权的社会制度，谋求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谋求社会进步和发展。从上述基本观点来看，毛泽东在干部选拔标准上，特别强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干部价值观上以符合人民利益为标尺，在干部业务能力上，强调艰苦磨炼，学好本领，更好地为人民工作；在干部工作作风上，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上下对于“又红又专”的问题的讨论变得非常狂热。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批判，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红”被推到更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政治认同和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伦理上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如同毛泽东为人们提出的一份晋升的考卷，是否符合又“红”又“专”的政治道德意义上的要求，是干部选拔和提升的一个关键甚至是一个成败性的因素。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总原则，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业务水平的严格要求，体现了毛泽东对公共权力资源流向性的价值把握，也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
3.“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
毛泽东认为，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路线。他明确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8]正如毛泽东所说，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极坏的作风，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9]。
三、结语
毛泽东干部选拔思想蕴含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高尚的政治道德倾向，本文从建国前毛泽东对干部选拔的思想开始探讨，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对“德”与“才”有特殊的解释，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与“专”的思想，以及用人中“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问题，提出我党的干部应该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干部选拔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干部选拔及干部培养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党应该深入研究，继承其优秀因素。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6）：277.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526-527.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6）：899.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4）：471.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351.
[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77（4）：471.
[7]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284.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527.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