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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1年，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其中一项就是向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开放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权。同年，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教材内容出版与发行权的开放，对出版界的影响可谓大矣。而在此之前，我国中小学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当时，由于物流不发达，长途运输很难保证每个学生在开学前拿到教材，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材制成胶片，分发到各地出版单位，由当地负责印刷和供货。各地出版单位须将教材总价的3％至4％，作为“租型费”上缴给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期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教材改革与中国出版”。之所以将“教材改革”与“中国出版”一起拉来说事，实在是基于“教材”与中国出版之间长期存在的这种根本性的、斩不断理还乱的、随你浮沉、伴君荣枯的“鱼水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利润每年至少有300亿元。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期论题中的“教材”主要是指中小学教材。
本刊记者：首先，从体量上讲，中国出版每年制造出的大约800个亿的产值中，至少50％以上来自于教材本身或围绕教材而生。新闻出版总署之外的有关统计分析资料中，这一比例有时甚至达到了60％～70％以上。这一客观现实要求出版业不得不关注教材：关注教材体量的扩大与缩小，关注教材品种的变化与新生。关注教材内容改革的趋势与特点等。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金柱：中国出版与教育出版或教材出版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中国出版年出版码洋的近50％、品种的20％左右、册数的65％都与教育出版直接或间接有关，也就是与教材有关。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小学生使用的教学教辅用书。中国出版的这一特殊现象决定了中国出版与教材之间有一种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共同进退、欲说还休的直接关系。说中国出版的一大部分“附着”在教育、教学、教材上，这是毋庸置疑、不可讳言的事实，说一句通俗的话，叫教育感冒，出版发烧；教材闹病，出版吃药，一点也不为过，完全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作为一个在商言商的合格出版人，关注研究教育出版、教材出版，是一个出版从业人员的必修课、ABC，必须提高认识，认真对待。
缪宏才：做一个中国当代出版人，关注中小学教材出版是很正常的。但关注是一回事，当真操作又是另一回事。因为：第一，政府对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有严格的准入门槛，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小学教材审定制以前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有出版资格，就是本世纪初课程改革(同时教材编写出版机制改革)，也不是任何出版社都可以想出就出的。第二，教材编写出版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树人大计，编写出版教材首先要有社会责任、企业道德方面的自我估量。第三，教材编写出版对一个出版社的人力(编辑队伍、作者资源)、物力、财力以及企业管理运作水平、市场推广客户服务(比如教师培训等)诸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最后，同为出版，专业不同也有隔行如隔山的效应。十年前，中小学教辅热卖，曾出现全国95％以上出版社做教辅的怪象，结果，绝大多数出版社对着一仓库的教辅退货欲哭无泪，血本无归。总之，中小学教材也不是谁都可以去做的。
或许有人说，参与21世纪初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出版的百多家单位中，不乏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小社甚至是民营出版公司，他们照样出教材赚大钱。的确有这回事。但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现象是不能长久的、不足为训的。
李小勇：一直以来，中国的出版被以教材或围绕教材而生的教辅图书为主的教育出版所左右。如上所述，各出版社(集团)在出版主业中，教育出版的销售收入占据了出版社的50％～70％。据我了解，教育出版的利润远非如此，早已占据了更高的份额，关系着相当多的出版社的生存质量。教材体量的大小关乎出版社(集团)的出版主业的业绩，教材品种的变化和新生关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再分配，教材内容改革的趋势和特点关乎整个教辅出版的跟随与再配套。所以，关注教材体量的扩大与缩小，关注教材品种的变化与新生，关注教材内容改革的趋势与特点，已成为当下出版业迫不得已的选择。
本刊记者：有人说，教材是中国出版的母题和基本元素，是出版业的“酵母”和“佐料”，是教育出版的“圣经”、“大纲”及“标准”。有了这个母题和基本元素，才有可能出现后面的各种“解读”、“导读”、“辅导”、“检测”，才可能导致后面的教育出版的繁荣与辉煌。中国出版或教育出版是一桌丰盛的宴席，而“教材”则是其中的“酵母”和“佐料”。请你对此发表评论。
李小勇：如果中国出版是一桌宴席的话，教育出版则是支撑这桌宴席的东家。表面上看教材是“酵母”而非“佐料”。确实所有的教辅图书都是围绕教材而生，出版市场中争得最激烈的也是教材市场份额的确定和配套教辅的使用。但我认为从本质上理解，教材其实顶多就是佐料，真正的酵母应该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是高考这条看不见的指挥棒。
中国教育出版的繁荣和辉煌，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决定的，是一考定终身、考试内容围绕教材展开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升了教材的重要性，才会有围绕教材的各种“解读”、“导读”、“辅导”、“检测”。没有中国现行教育考试制度这个前提，就不会产生中国出版至少50％以上的体量来自于中小学教材教辅这一现象，教材改革就不会牵动中国出版。
如果教育考试、教育评估的方式变了，教材不成为考试的核心内容，那么，教材就不再是中国出版的“母题”和“基本元素”，不再是中国出版的“酵母”和“佐料”，不再是教育出版的“圣经”、“大纲”及“标准”。
所以，出版业现在不仅仅是关注教材，更关注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改革，关注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教材内容的变化相比，我们更关心教材采购、教材(教辅)定价政策的变化，关心电子书包、电子教材的推进，关心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教育出版的转型。
缪宏才：中小学教材出版的市场价值，上文已有详述，其还有相当大的附加价值：第一，依据教材编写的教学辅导书的市场价值；第二，出版教材的原创出版社授权给据此教材编写出版相应教辅的单位所获得的版权收益。
但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个附加值。因为，教材的市场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社会要发展要延续就要办教育，就要有教材，但教辅则不是必然的。之所以近二三十年教辅泛滥有喧宾夺主之势，这是和我国目前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各级教育均采用选拔式升学机制有关，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是人尽皆知的。所以，随着教育资源丰富、教育机制完善，教辅热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
而且，即便是教辅，也仅有同步解 读、同步训练一类，紧紧依靠教材；其他如题典、作文、竞赛、考前冲刺、课外阅读诸教辅大类，则对课程标准(原“大纲”)、考纲之类，对教材的依赖性则相对弱些。
张金柱：教材在整个学校教育或课堂教学中始终处于一个核心或指导的地位。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考核的依据，是学校所有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教材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其在整个学校教学活动中，始终是一个纲领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文件。即使今天教材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我们仍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教材，学校将会怎样?所以说，教材是中国出版的母题和基本元素，是教育出版的“圣经”和“论语”，完全可以理解。需要补充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有了“大纲”，后来改称“课程标准”。教材是根据“大纲”或“课标”编写出来的，等于是先有了“大纲”和“课标”，后才有了“教材”，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教材的权威性和指导意义。“大纲”毕竟是纲领性、宏观性、干巴巴的条条框框，“教材”才是具体的、实际的、有血有肉的教学范本和指导依据。有了教材这个“纲”和“经”，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讲经者”和“布道者”，各种各样的宣讲团、讲师团才会应运而生。最权威、最高层次的讲经者当然是“大纲”、“课标”、“教材”的研究、制定、编写人员，次一级的便有各种名师、教研人员轮番助阵，教育出版此时也乘势而上。在出版了“圣经”意义上的“大纲”、“课标”、“教材”、“教学参考”之后，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导读、辅导、赏析、拓展，便有了“教材全解”、“讲讲练练”、“优化设计”、“讲学练考”、“全程辅导”、“走进清华北大”、“尖子生题库”、“课后习题解答”等，不一而足。正是这样的解经、注经、传经的过程，才造成了我国教育出版的长期繁荣和蔚为大观。
本刊记者：教材与出版的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天然存在的，还是后来演化成这样的?有人这样认为，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的急速发展中，教育出版一花独放，一业独大，扩展渗透，遂成霸业，形成或强化了这种中国出版向教育出版倾斜、向教材倾斜，整个中国出版或教育出版受教材“绑架”或“挟持”的局面。言者甚至认为这是教育出版的不幸，更是中国出版的悲哀。对此，请你发表评论。
缪宏才：现代出版和教育出版特别是教材出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出版的本质是对人类文化的积淀和知识思想的传播，教材是人类文明积淀和传播最稳定、最可靠、最广泛的载体。无论中外，教育出版都是三分天下(加上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有其一的一方独大。我们翻一下出版史，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篇，商务、开明、中华等都是以出版中小学教材起家的，也是以中小学教材作为看家产品的。近几年，中国出版社年度排名(以实现销售为指标)中的前40名，清一色是以教育出版为主体板块的出版社。即便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非专业教育出版社能名列其中，也是因为它拥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种中国顶级教学辅导材料。
张金柱：当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学校教育和教育出版发展的结果。“文革”前的学校教育，除正式教材教学参考之外，教辅助学材料很少，成不了什么规模和气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社会的学习求知成为热潮，加上学校教育走上正轨，传统的考试升学压力需要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直接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雄伟壮观的学生流、考试流、升学流、就业流，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教育出版的勃然兴旺。客观分析，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阶段，全社会解放思想，追求知识，崇尚文化，攻关科技，全党全民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出版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普及科学开启民智的作用。尽管以目前的视角看，由于教育出版的过度放纵造成了出版整体的低质与粗劣，给学校学生造成了负担，不利于未来人才的培养，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教育出版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起到的积极正面作用。
李小勇：单就出版而言，教育出版或许算是中国出版最大的幸福。中国出版业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不就是依靠教材及整个教育出版所产生的利润来支撑前进的吗?有的出版社转型早，及时利用教育出版的基础，在加强教育出版的同时，下大力气引进人才，调整结构，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教育出版已成为出版业走向更大辉煌的起点和助力剂。有的出版社为了转型而转型，在短期内放弃了教育出版，市场图书又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失去了教育出版产生的经济基础，结构转型难以为继，甚至走上了一条直线下降的道路，这样的社不胜枚举。也有的出版社专注于教育出版，经济效益尚好，但转型艰难。
总之，出版企业之所以能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效益较好，出版社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平稳实现转企改制，除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所有出版人的努力外，以教材为主的教育出版所创造的利润功不可没。
张金柱：中国出版向教育出版倾斜、向教材倾斜，受教材“绑架”或“挟持”的说法，是出版业内各个专业出版之间心态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客观地说，中国现代出版业从滥觞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问，其超常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前所未见。中国现代出版自百年前开始发轫，几十年间先后树起了数十家招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构建的地方出版基本架构，至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了专业出版、中央出版、大学出版的现代出版构建进程。也就是在这一轮的发展机遇中，文艺出版、少儿出版、科技出版、古籍出版、教育出版、美术出版才开始纷纷策划独立，分灶吃饭。应该说，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素质教育、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全球化、回归传统、计算机世界、网络时代、读图时代等，一波又一波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前后相拥，风云激荡，催生和造就了一批批出版企业和文化弄潮儿，社科出版、科技出版、文艺出版、少儿出版、音像出版、电子出版、外语出版等各板块也大都次第登台，相继闪亮过。但是只有教育出版是赶上了最大最长的利好牛市，三十年如一日，持续地在出版界吃香喝辣，续写辉煌。也有人统计过，教育出版对中国出版的贡献率最高，包括码洋最大，获奖、重点图书比率高，出版牛人多，都成了出版界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中间也造成了品种盲目扩张，差错率高，品相恶劣，发行方式混乱等业内共知的弊端。说中国出版被教育出版“绑架”、“挟持”，这都是激愤之言，无益于实质问题的解决。根本的问题在于，作为各个专业的出版人，在社会风平浪静时是否有能力“兴风作浪”，制造热点和机会；当社会发展的机会来临时是否又能够顺风搭车，趁势而为，把时代发展转化为自我发展的机遇，做强自我，壮大出版。
缪宏才：出版为教育服务天经地义，出版凭借教材做大做强理所当然。问题在于： 第一，有些出版单位，依托本省教育市场，每年发发教材和上目教辅就有相当充分的收益，于是产生不思进取，躺着“吃教材”的现象。当然，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这种现象是不会长久了。比如，教材出版引入竞争机制，教辅上目也引入竞争机制；又比如即将完成的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都会促使这一现象改观。各省都成立了出版集团，本省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巨大利润，完全可以成为繁荣发展本省出版的经济保障。
第二，中国出版中教材教辅所占的比重太大，大得不正常。教育出版在整个国民出版中占多大比例才正常，没有权威的说法，但像现在这样，占80％左右，肯定不正常。这不是出版的过错，即不是出版界只努力出教材教辅，不关心其他领域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相反，与大众出版、专业出版相比，整个中国出版界在教育出版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最小的。以笔者曾供职的华东师大出版社为例，中小学教材出版在人员、资金、宣传营销诸方面的投入，只有其他出版方向的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但其产值、利润却占全社总产值、利润的50％及以上。
以2009年为例，全国年出书70.4亿册，扣掉各级教材32.35亿册(参见表1)，再参考每年大量的团购、馆配等，假定2009年印的书全卖掉(新书销售应大于历年旧书)，国人年均购书也只有2本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为什么除了教材之外很少主动买其他图书呢?也许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李泽厚语)有关。国人目前读书大多还是以实用为主、买书基本还是被迫型的。而教材是配发的考级考证书的相关材料是没法不买的。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和现行教育的弊病有关。9年义务教育已实行多年，国民中绝对的文盲已很少很少。但现行教育中，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学生往往被驯化为考试机器、分数奴隶。结果是望书生厌，以书为仇。
这一现象也许还和太功利、太实惠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成功是时下最强势的人生价值目标。何谓成功?能升高官，能赚大钱。而这些往往和读书无必然关系。事实上，干部不读书，员工不读书，甚至教师也不读书(2010年11月教育部公布“教师教育标准”时指出：教师的主要问题是：不读书、不研究、不合作)。尽管以朱永新为代表的一批人大代表多年呼吁设立“国家读书日”(或“全民读书日”)也于事无补。
在此背景下，出版中教育出版占过大比例，不是出版的悲哀，而恐怕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痛苦的阶段。
本刊记者：在大多数出版界人士眼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教材出版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化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在历史将要踏入21世纪的1999年前后，中国出版再次受到了“编写一套自己的教材”的蛊惑或冲动，有太多的出版社拍案而起，杀入重围，意欲各自分得教材出版的一杯羹。现在统计下来，有超过100家的出版社在这轮的教材抢夺大战中冲进了围城，拿到了入场券，是喜是忧，甘苦自知；个中滋味，也未能完全与他人道明言透。这一晃又过去了十年，十年的变化可谓大矣。山中无历日，世上已千年。庙里的住持已换了一任又一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颁布，据有关消息，新一轮的教材改革正在酝酿，及将到来。作为出版人，你是否做好了准备。
张伟建：1999年前后那一轮教材改革，大部分教材是由出版社为主导组织编写的，出版社既有动力，又有能力搞教材。出版社组织编写教材，有较强的物力和人力保证，也有实力很好地进行设计制作、印刷发行、售后服务。新课标教材的培训工作都是由各家原创出版单位选派专家、安排实施的，应该说出版社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大部分出版社、大多数教材品种也都得到了较好的回报。
吕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的需要，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国家教育部制订了课程的三级管理制度，进一步放权，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地方课程，编写地方教材；有条件的地区，可制订教育大纲和课程标准，编写和使用教材。这个时期，有关部门宣告了“一纲一本”教材时代的结束，实现了从“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的转变，也真正实现了“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实现了“国家制订课程标准，社会研究团体编写教材，国家审定教材，公布教材选用目录供各地选用”的良性格局。本轮课程改革的重要成就，是改变了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与编写的投入由社会(企业)解决，结束了政府投入的局面，形成了多家出版社参与的竞争态势，吸引了大批基础教育研究者加入教材编写的队伍，有效地促进了教材编写质量的提升，教材多样化建设的进程大大推进。
第八轮课程改革宣告了教育部对于推行教材多样化建设的决心与措施，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使教材多样化的进程大大推进。199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随后，经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的实验”，“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调整课程政策，明确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权，建立对地方和学校课程指导和评估的制度，下放课程设计的权利，支持和鼓励地方发挥积极性，开发适合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课程，给予学校一定的开发课程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2001年，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在对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同时，经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计委、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先后印发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学教材印张中准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广使用中小学经济适用型教材的意见》《关于对全国部分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的意见》《中小学教科书幅面尺寸及版面通用标准》《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和检验方法》《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等配套文件。
教材的选用工作是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自2001年新教材进入实验以来，在教材选用上教育部出台了 相应的各种管理文件，以保证教材选用的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国家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和相应教材多样化建设保障政策的指导下，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82家出版社参与，真正地实现了教材多样化建设。课程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明确的变化，教材选用权下放到地方，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国教材多样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并且为教材改革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全国参与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研制与出版的各家出版社地位上都是同等的，都是在同一考核指标体系下审定的实验教材，初步建立了编写、审定、选用相分离的规范教材制度，将教材多样化制度逐渐趋于完善。
张金柱：正如编者所言，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教材编写出版，实行的是“国定制”，即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党的思想、国家意志统一编写一套面向全国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这种编写体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平心而论，当时的这种教材编写体制，对维护国家稳定、传播主流思想、强化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视之，当时采取这种编写体制是完全必要的或可以理解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教材出版体制开始由“国定制”向“审定制”转化，教育部组成了一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材，只有经过了审定，教材才可以出版发行。这期间引进了“大纲”理论，要编写教材须先有“大纲”，教材是按照“大纲”编写的，并开始出现“一纲多本”，开始允许、鼓励各地按照“大纲”编写教材。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教材编写的“国定制”改为“审定制”，极大地解放了全国各地编写教材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教材研发、编写、出版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然，无论“大纲”还是教材都须经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可出版发行。在这种背景下，人教社分别编写了面向全国的“六三制”、“五四制”义务教育大纲本教材以及多套高中阶段教材，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也开始尝试编写自己的地方版教材，至90年代中期，全国共出现了“八套半”大纲版教材，并分别在不同地区推广使用。
缪宏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并无明文述及教材的编写出版事宜，但其对教育的一些主要问题、主要环节和重点发展方向的论述，对今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是有指导价值的。
2011年2月10日，教育部公布2011年工作要点，今年将公布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全面启动教材修订工作。所以，近期的教材出版工作主要是修订，不会是全面彻底的“新一轮教材改革”。但国家的“教材改革”32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阶段的稳定和长期的修改二者缺一不可。作为一个对教材出版有使命感的出版单位(出版人)，应有如下准备——
第一，明白自己的角色。教材改革是国之大业，将由教育部主持领导，出版单位应该且只应该做好配角，做好服务工作。
第二，如果对《纲要》第十九章“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有深切理解的话，则应在做好纸质教材出版的同时，积极探索电子版教材的出版及其推广使用问题。谁在这个问题上探索出一条可操作的路子来，不仅企业将盈利丰厚，亦且利国利民。
第三，聘请真正的专家(编写)、作好编辑印制营销诸方面人力财力物力上的保障准备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是要有清晰的目标，编一套适合哪些对象的教材。中国各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从商业上讲最好自己的教材能覆盖全国，而事实上不可能有适用于全国的教材。所以，明确自己教材的服务定位特别重要。
第四，如果有新一轮的教材改革，出版的竞争程度肯定比第一轮要激烈不知多少倍。无论老牌教材大社，还是民营出版商，或者以前不显山露水的小社，都是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教材质量好就能胜出是最靠不住的安慰话，所以高明的竞争方略同样不可缺少。
吕建生：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教材建设。一些出版机构的加入，解决了长期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一直是由国家出资的局面，有效地引进了竞争机制，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加入，保证了教材的内容质量与出版质量。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通过教育部审查的教材，都有一些共性的特征：教材编写质量明确提升，教材编写队伍更加开放，吸引了大批教育研究者和优秀的一线教师和教研人员参加；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注重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注重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注重学生学习经验的积累；教材内容设计更加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设计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教材的版面设计更加生动活泼，图文并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刊记者：在十年前世纪之交的那一轮教材改革中，中国教育五十年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打破教材编写的一统天下、一家独大，鼓励多元、提倡创新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卖点，自主、探究、创新、合作成为当时教材编写最耀眼的价值追求和时尚理念，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教材研制、编写、出版的高峰。一时间不言教材出版就是落后，不言打破传统、冲破体制就是保守，不言自主、探究、合作、创新就不是出版圈里人，好不热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粤版、湘版、沪版、冀版教材一时你来我往，轮番登场，各施拳脚，此消彼长，对这轮教材改革的得失您如何看?出版界应吸取怎样的智慧和教训。
张金柱：当历史进入20世纪末，也就是那个被称为千年之交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忽然刮起了一股更加猛烈的“重新编写教材”之风。这次编写教材的始作俑者，当是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现在想来，教育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中国教育从总体上承受观念陈旧，体制落后，管理死板，效率低下的指摘也已有多时，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现代化，教育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时间口号满天飞。中国教育管理者将50年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奖，中国学生考试能力强创新能力差，中国人才整体竞争能力弱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板子举起来最终落在了“没有一套好教材”的头上，为此，几十年来国家一贯制教材的研发、审定、出版者，承担了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和政治压力，这些专家学者成为过街老鼠和被革命的对象。打破教材编写的一统天下、一家独大，鼓励多元、提倡创新成为时尚。自主、探究、合作、创新成为这一轮教材编写者最为唬人的招牌和标签。回想当时，有多少出版社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诱惑，赤身跳进了教材编写这摊浑水。笔者曾在的出版社也是身不由己加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教材编写大战，聘专家、研课标、定体例、写样章、送审核、等结果，每一程序都须花费大量的心血和金钱，直花得许多出版社心惊肉跳、欲罢 不能、进退两难。最终，先后有100家出版社的教材通过了审定，拿到了出生证，但也有相当一批出版社请了专家，花了银子，费了心血，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颗粒无收大呼上当者也大有人在。教材有了出生证，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最要命的是在教材推广阶段。决定你的教材究竟能不能活，是不是生不如死的关键环节是教材的选用与发行。教材选用的关键是能否进入各省市教材选用目录，进入目录后还有就是各地市如何选用。这中间需要花费大量的公关费，咨询费，培训费，推广费，才能指望你的教材能够被选上，有一定的使用量或日市场占有率。
缪宏才：本轮“教材改革”尚在进行中，得失不敢妄言，只以到目前为止的相应的“教材出版”谈点体会。
本轮教材改革体现在出版上，人们最关注也谈得最多的是从“一统”向“多元”的转化。这是事实，但不是根本性的。从出版的视角，我认为这次改革实质性的变化是国家开始把教材从政府的一项工作变化成为众多出版企业的一项业务。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材、出教材，拿国家经费干活，有了成果出了教材全民共享，租型单位只付0.5％的租型费，各出版社据教材编相关教辅也不认为是侵犯了人教社的知识产权。总之，视教材为公器。但换成各出版社竞标出版则不同，出版社是企业，编教材、出教材、推广使用、培训教师支付了巨额成本，这是企业的投入，它必然要通过教材使用来获取回报，卖教材要盈利，别的出版社根据其教材编教辅要支付版权费，这天经地义。
张金柱：这一轮的教材改革对中国出版界的教训在于：一、这是一场由国家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导发起的全国性的中小学教材编写活动，涉及出版业最大最肥的一块蛋糕的重新分配或日利益调整，但由于国家层面出版管理部门的缺失缺位，导致这一活动从一开始就成了一场主体不对等的乱哄哄的闹剧，就好像国家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组织了一场全国足球对抗赛，其参赛资格、比赛规则、奖励如何分配、包括球应该怎么踢都由水上运动管理中的专家说了算。可怜全国各出版社的老总们，平时一副温文尔雅、文化担当的国家主人形象，到这时竞如同一个乞讨者或是一条丧家狗候在主人家门口，就等主人扔出一根骨头或半块馒头。二、这场教材改革全国出版社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前后有数百家参与竞争，最后有百余家出版社登堂入室，拿到了出生证，而出版社在这场游戏中被迫涉入之深、投入之巨也前所未有，出版社不仅参与到教材的编辑、出版、发行环节，而且被迫参与到前期的立项、研制、开发及后期的宣传、推广及培训中来，出版社成为了教材出版的“冤大头”，教材出版的利润被严重瓜分和无限摊薄。三、这一明目张胆到别人家的菜园子种菜或是未经允许擅自使用他人资源为己谋利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出版界大部分人所认知。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强大的惯性思维面前，单兵出击的各出版社只有全盘接受城下之盟的份儿，哪敢有半点犹豫或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出版界的“绑架”。“挟持”之说显得是如此的气若游丝和苍白无力，使人更加怀疑出版界何以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倒不如索性纳入中国庞大教育体系之中，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供应商来得彻底和无所他想。
缪宏才：问题就出在此。这一轮教材出版改革，向企业运作迈出了一步，但又不彻底。政府部门——从教育部到各级地方政府，对这项改革的理解未必一致。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划分上事前没有明文规定，结果在操作中遇到诸多问题。许多应该按市场规则来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仍习惯发布刚性政策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可想而知。最典型的像教材选用过程中的“招投标”事件。
如果在下轮教材出版的改革中，能把教育部、地方政府、出版企业各自的权利职责义务有较明确的界定，将会事半功倍。
本刊记者：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教材改革，变化是肯定的，但历史的积累也不能完全抛弃。从新中国教材出版60年、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新一轮的教材改革当中，我们能够总结哪些经验，吸取哪些智慧，探索出哪些具有规律性、方向性的东西来?面对新一轮教材改革，您有哪些预设和期待；中国出版在未来的教材改革中将会扮演何种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吕建生：期待教材选用的规范。课程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意志，是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基础教育的教材政策，是课程政策的核心。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国家统一化向多样化过渡的历史。我国基础教育教材要经历立项、审查、公布教材选用目录、试验的大致过程。无论是哪个环节，都是在国家的严格监控下完成的，因此，基础教育教材是国家教育意志的集中体现，教材的内容设置是根据国家制订的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来规划的，所有教材都是经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的审定后才能使用的。
目前，我国出版行业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大部分出版社都已完成转企改制，初步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出版行业形式上的改革，而教材发行体制的改革还远远没有跟上，关键要加大对国家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督与管理。
教材选用的过程看似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异化，出现了一些不良竞争行为，有碍教材选用制度的实行。基础教育教材的选用牵动了各地各级领导，按照行政许可及职责要求，教材选用应当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现实状况是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是做不了这个主的，各级各局面的领导干预太多。甚至有些地方出版集团拿着省领导的批示到各个地市要市场，要求每个地市的学科品种都必须在50％以上，否则就要将非租型出版社的教材品种换掉。《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曾在2002年4月15日的文章中提到：“最近，一位课改实验区的教育工作者来信反映，在实验区选用教材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上级领导、出版部门和新华书店要求本实验区对正在使用和已经选定的教材进行调整，选其所指定的教材，否则将直接影响对实验区经费的划拨。令这位教育工作者不解的是，为什么要选用指定的教材才有配套经费?实验区究竟有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力?”
教育部明文规定(教基厅[2005]2号)，教材的选用须遵守严格的教材选用程序。但各地的更换教材大都没有遵循之，或者是走过场。因此，教材选用与更换过程必须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必须遵循教材的选用程序，国家要有相关部门对选用程序与选用过程进行监督与指导，规范各个环节的行为，真正让好的教材有市场，让学生能够确实能用到好的教材，受益于好的教材。
张金柱：如果有人要问下一轮的教材改革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应该会有哪些特点或趋势，我们可做如下假设：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全 球人才竞争的角度分析，以传播知识为手段，以培养能力为宗旨的“自主、探究、创新、合作”的教材编写理念还会继续得到弘扬和坚持。这个以“五十年一贯制教材模式”和牺牲两代人的教育代价总结出来的核心理念，在未来的教材编写实践中，只会被深入和强化，而不会有任何消解或漠视。
二、以培养个性、提倡创新为目的，多元化的、创新型的、地方版的教材编写模式将被鼓励和倡导。世界需要丰富多彩、人的个性千差万别，生活的本质就是多样化。两亿孩子共同使用一套教材，只会使教育更加无味，使创新更加渺茫，使人才更无优势，使诺贝尔奖离我们越来越远。
三、先有“大纲”或“课标”，然后按照“课标”编写教材的模式还会坚持。作为一国教育主管机构，面对全国如此庞大复杂的管理对象，规范的管理标准和手段还是必要的。“大纲”、“课标”就是管理的核心标准。同理，教材需要审定通过，然后才允许使用的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得到遵守，教材审定委员会的作用也会继续得到认可和加强。
四、“教材”在整个学校教育或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将会逐渐淡化，但仍占主导地位。“一纲多本”、“课本教学”的这个“本”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现代大课程与教学观的重构与确立，作为文字教材的“本”将不再像过去一样，在课堂教学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网络教材、辅助教材、互动游戏、社会实践、讨论辩论、专题调查等教学实践模式，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学校教育，进入课堂，部分或逐步取代或挤压原来的“课本教学”。
吕建生：期待教材多样化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国60年来的基础教育教材(特别是教科书)的研制与编写，经历了“一纲一本”、“一纲多本”到“多纲多本”，由“国定制”到“审定制”的变化。我国台湾地区教材制度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与内地相似的过程。香港地区则实行“选用制”，澳门地区实行“自由制”。美国则没有国家的课程标准，学科的课程标准由行业协会来研究，如NCTM就有很大的影响，教材则是由各个学区或学校组织选用委员会决定。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教材多样化制度，要求所有学科都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的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来进行编写，每个学科(除了高中思想政治)都有多个版本的教材，有多个学科编写组参与研制、多个出版单位参与出版，已基本形成了教材多样化的格局。现在社会的反响不一，有的人说目前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教材品种太多，事实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学科品种的教材数量并不多。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条件都不尽相同或差之甚远，基础教育的师资与学生的学习经验和条件差异很大，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各个学校的硬件与软件条件都大不相同，这就需要适合不同地域的多样化教材。比如，我国南方与北方气候条件不一样，植物分布也是各种各样，教材中活动素材的呈现就应当有所不同；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和经济条件的不同，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一些发达城市，与一个待发展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相比，教材在活动素材和内容设计上就应当有所区别。而现行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定位是一种“普适性”的教材，每套教材都在宣传自己的广泛适用性，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推广，无论是城市与农村，还是发达地区与待发展地区，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或者说是同一个水平的教材。
我们期待的多样化的教材，不是同一个水平、同一种设计下的“多本化”教材，而应当是每套教材都应当有自己的独特设计，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功能，有自己独特的适用对象。这样的多样化教材才有可能让学校进行自由选择。当然，单一的考试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材多样化的形成与实施。当然，这就要求教材编写人员要深入研究，不断开发出多样化的特色设计与多样化的内容呈现形式，保证课程要求的实现。
常态化的教材评审机制是教材多样化的根本保障。目前，教育部的教材评审机制是阶段性评审机制，一本带有研究性、实验性的教材就很难有评审的机会。教材多样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要保证在市场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教材，一是研究性教材，二是实验性教材，三是普遍使用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性的教材评审机制。教材评审包括教材编写资质的审查、教材出版资质的审查、教材内容的审查、教材配套资源的审查等各个方面。常态化的教材评审机制就是成熟一套教材就可以审查一套，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市场上有多样化的教材存在，通过实验和市场的选择，淘汰不适用的教材，修订完善优秀的教材，发展研究性的教材，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实施。
缪宏才：要想全面总结60年、30年、10年的教材建设教材出版，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1840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然而中国人心气很高，从1949年站起来以后，特别从改革开放富起来以后，总想对人类有所贡献，干任何事，当第二名都不行。于是各行各业都背负着巨大的历史重任，教育也不例外，甚至其历史包袱比任何领域都重大，因为新人的培育是多少代才能逐步完成的。所以，教材出版的第一点教训应该是别对以往的教材作太多的批评，别对新的教材抱太多的希望。一种教材绝不可能一下子担负起上述那么多重任的。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换言之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转型时期，其特点之一是任何领域的工作探索性强，变动性大。新和旧、洋和土、现代和传统都交织在一起，这种时代，变异、创新是明显的，易于为人接受的，但历史不是匆匆过客，不是虚无，在变化发展中，要善于留下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教材出版的第二点教训应该是在变化发展中注意稳定性和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百业俱兴。以建筑为例，中国像个建筑大工地，这个建筑工地又像是世界现代建筑理论的大秀场。这样做，好处是百花齐放，但也失去了民族特色、地方特点，搞得千城一面。教育界也有类似问题，各种教育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本轮教材改革中的诸多教材都号称有某种教育理论为支撑，但教育还不同于建筑，人的培养除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更有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还要体现国家意志，贯彻意识形态。所以，解决好一和多的辩证关系，坚决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又遵循教育规律，编写出版有特色的教材，但又不是为特色而特色故意标新立异，是教材出版中的第三个教训。
吕建生：期待数字化教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发展，数字化教材将成为一种可能，各地教育资源硬件配备基本完善，我们期待着数字化教材的使用与推广，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使用成为可能。
所谓数字化教材，简言之，即是将与教材相关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有机地整合，集成在数字化的学习管理平台上。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承载 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承载多样化的教育教学资源。比如，多媒体技术在纸质教材中无法实现，而在数字化教材中则是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数字化教材可以是一个会交流、会互动的教材，既是学习的素材库，又是学习的好助手，更是会说话的好老师。
目前，各出版单位都在不同程度地介入数字出版的研究与准备阶段，最简单的数字化教材就是将纸质教材数字化，同时加载多媒体的功能，基本实现了纸质教材的所有功能，也能够实现会说话的功能。比较成熟的学习平台是嵌入式数字教材，是将很多的功能及媒体以按钮的形式在管理界面上呈现，触发相关的媒体功能。比较成熟的教学平台是电子白板技术，将相关的教育资源集成到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平台上，教师目前所能用到的黑板功能、投影仪功能、多媒体功能等都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能集教师的备课与教学功能于一体。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经费的投入与标准的制定。我们的期待是，国家投入研发力量制订数字化教材的国家标准与管理平台，分发给每一所学校，出版单位提供数字化教材的内容，由政府集中采购，挂在管理平台上，学校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与需要下载数字化教材。这样的架构将会改变目前教材出版发行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张伟建：今年课标修订后的教材重新送审，我所在的浙江教育出版社肯定会全力以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精心修改，力争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一流教材。
吕建生：期待教育服务水平的提升。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一些专业的出版单位承担了部分教育服务功能。从教材的研究经费投入，编写人员的组织，再到市场推广与维护，无处不见出版单位的专业服务人员。每个教材出版单位每年都要组织很多场次的教材专业培训，有的出版单位甚至培训到每个在岗的教师，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材出版单位为了使自己出版的教材得到很好的使用，做了许多原本应当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实际效果是培训了一批批教师，也成长出一批优秀的教师。
就目前的专业培训的服务范围来看，教材的培训还停留在教材本体上，我们期待教材出版单位从教育服务上下一些工夫，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升专业水平。当然，教育服务范围可涵盖与教育相关的各个领域：第一，从单纯的教材培训可以扩展到专业提升性培训，包括学科技能、教学技能、管理技能。可以引领教师开展一些前瞻性研究，总结教学与管理的规律，解决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第二，从单纯的纸质图书的供应可扩展到教育教学资源整合与服务，给广大教师提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集成平台，同时组织优秀专家与广大教师、教师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升专业技能。第三，可提供专业的教育咨询服务。比如，现在中小学，甚至大学，学生们都存在着许多很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咨询将成为一个热点，又如，考试升学的专业咨询，甚至可以提供考试评价专业诊断服务。
因此，我们期待教材建设基地的兴起。教材建设基地应当是集成国内国际教育政策与趋势研究、学科的研究、教师培训服务、教材的研究、教学行为的研究与指导、教学与学习资源的研究与开发，要凝聚一批专兼职相结合的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一线的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实行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体制。教材建设基地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广泛地吸纳具有研究背景的专家参与，不断地更新研究人员，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提供研究基础。随着国家各项体制与机制的完善，我国的教材改革会更上一层楼，教材建设会越来越完善。
本期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教材改革与中国出版”。之所以将“教材改革”与“中国出版”一起拉来说事，实在是基于“教材”与中国出版之间长期存在的这种根本性的、斩不断理还乱的、随你浮沉、伴君荣枯的“鱼水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利润每年至少有300亿元。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期论题中的“教材”主要是指中小学教材。
本刊记者：首先，从体量上讲，中国出版每年制造出的大约800个亿的产值中，至少50％以上来自于教材本身或围绕教材而生。新闻出版总署之外的有关统计分析资料中，这一比例有时甚至达到了60％～70％以上。这一客观现实要求出版业不得不关注教材：关注教材体量的扩大与缩小，关注教材品种的变化与新生。关注教材内容改革的趋势与特点等。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金柱：中国出版与教育出版或教材出版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中国出版年出版码洋的近50％、品种的20％左右、册数的65％都与教育出版直接或间接有关，也就是与教材有关。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小学生使用的教学教辅用书。中国出版的这一特殊现象决定了中国出版与教材之间有一种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共同进退、欲说还休的直接关系。说中国出版的一大部分“附着”在教育、教学、教材上，这是毋庸置疑、不可讳言的事实，说一句通俗的话，叫教育感冒，出版发烧；教材闹病，出版吃药，一点也不为过，完全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作为一个在商言商的合格出版人，关注研究教育出版、教材出版，是一个出版从业人员的必修课、ABC，必须提高认识，认真对待。
缪宏才：做一个中国当代出版人，关注中小学教材出版是很正常的。但关注是一回事，当真操作又是另一回事。因为：第一，政府对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有严格的准入门槛，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小学教材审定制以前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有出版资格，就是本世纪初课程改革(同时教材编写出版机制改革)，也不是任何出版社都可以想出就出的。第二，教材编写出版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树人大计，编写出版教材首先要有社会责任、企业道德方面的自我估量。第三，教材编写出版对一个出版社的人力(编辑队伍、作者资源)、物力、财力以及企业管理运作水平、市场推广客户服务(比如教师培训等)诸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最后，同为出版，专业不同也有隔行如隔山的效应。十年前，中小学教辅热卖，曾出现全国95％以上出版社做教辅的怪象，结果，绝大多数出版社对着一仓库的教辅退货欲哭无泪，血本无归。总之，中小学教材也不是谁都可以去做的。
或许有人说，参与21世纪初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出版的百多家单位中，不乏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小社甚至是民营出版公司，他们照样出教材赚大钱。的确有这回事。但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现象是不能长久的、不足为训的。
李小勇：一直以来，中国的出版被以教材或围绕教材而生的教辅图书为主的教育出版所左右。如上所述，各出版社(集团)在出版主业中，教育出版的销售收入占据了出版社的50％～70％。据我了解，教育出版的利润远非如此，早已占据了更高的份额，关系着相当多的出版社的生存质量。教材体量的大小关乎出版社(集团)的出版主业的业绩，教材品种的变化和新生关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再分配，教材内容改革的趋势和特点关乎整个教辅出版的跟随与再配套。所以，关注教材体量的扩大与缩小，关注教材品种的变化与新生，关注教材内容改革的趋势与特点，已成为当下出版业迫不得已的选择。
本刊记者：有人说，教材是中国出版的母题和基本元素，是出版业的“酵母”和“佐料”，是教育出版的“圣经”、“大纲”及“标准”。有了这个母题和基本元素，才有可能出现后面的各种“解读”、“导读”、“辅导”、“检测”，才可能导致后面的教育出版的繁荣与辉煌。中国出版或教育出版是一桌丰盛的宴席，而“教材”则是其中的“酵母”和“佐料”。请你对此发表评论。
李小勇：如果中国出版是一桌宴席的话，教育出版则是支撑这桌宴席的东家。表面上看教材是“酵母”而非“佐料”。确实所有的教辅图书都是围绕教材而生，出版市场中争得最激烈的也是教材市场份额的确定和配套教辅的使用。但我认为从本质上理解，教材其实顶多就是佐料，真正的酵母应该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是高考这条看不见的指挥棒。
中国教育出版的繁荣和辉煌，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决定的，是一考定终身、考试内容围绕教材展开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升了教材的重要性，才会有围绕教材的各种“解读”、“导读”、“辅导”、“检测”。没有中国现行教育考试制度这个前提，就不会产生中国出版至少50％以上的体量来自于中小学教材教辅这一现象，教材改革就不会牵动中国出版。
如果教育考试、教育评估的方式变了，教材不成为考试的核心内容，那么，教材就不再是中国出版的“母题”和“基本元素”，不再是中国出版的“酵母”和“佐料”，不再是教育出版的“圣经”、“大纲”及“标准”。
所以，出版业现在不仅仅是关注教材，更关注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改革，关注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教材内容的变化相比，我们更关心教材采购、教材(教辅)定价政策的变化，关心电子书包、电子教材的推进，关心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教育出版的转型。
缪宏才：中小学教材出版的市场价值，上文已有详述，其还有相当大的附加价值：第一，依据教材编写的教学辅导书的市场价值；第二，出版教材的原创出版社授权给据此教材编写出版相应教辅的单位所获得的版权收益。
但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个附加值。因为，教材的市场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社会要发展要延续就要办教育，就要有教材，但教辅则不是必然的。之所以近二三十年教辅泛滥有喧宾夺主之势，这是和我国目前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各级教育均采用选拔式升学机制有关，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是人尽皆知的。所以，随着教育资源丰富、教育机制完善，教辅热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
而且，即便是教辅，也仅有同步解 读、同步训练一类，紧紧依靠教材；其他如题典、作文、竞赛、考前冲刺、课外阅读诸教辅大类，则对课程标准(原“大纲”)、考纲之类，对教材的依赖性则相对弱些。
张金柱：教材在整个学校教育或课堂教学中始终处于一个核心或指导的地位。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考核的依据，是学校所有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教材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其在整个学校教学活动中，始终是一个纲领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文件。即使今天教材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我们仍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教材，学校将会怎样?所以说，教材是中国出版的母题和基本元素，是教育出版的“圣经”和“论语”，完全可以理解。需要补充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有了“大纲”，后来改称“课程标准”。教材是根据“大纲”或“课标”编写出来的，等于是先有了“大纲”和“课标”，后才有了“教材”，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教材的权威性和指导意义。“大纲”毕竟是纲领性、宏观性、干巴巴的条条框框，“教材”才是具体的、实际的、有血有肉的教学范本和指导依据。有了教材这个“纲”和“经”，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讲经者”和“布道者”，各种各样的宣讲团、讲师团才会应运而生。最权威、最高层次的讲经者当然是“大纲”、“课标”、“教材”的研究、制定、编写人员，次一级的便有各种名师、教研人员轮番助阵，教育出版此时也乘势而上。在出版了“圣经”意义上的“大纲”、“课标”、“教材”、“教学参考”之后，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导读、辅导、赏析、拓展，便有了“教材全解”、“讲讲练练”、“优化设计”、“讲学练考”、“全程辅导”、“走进清华北大”、“尖子生题库”、“课后习题解答”等，不一而足。正是这样的解经、注经、传经的过程，才造成了我国教育出版的长期繁荣和蔚为大观。
本刊记者：教材与出版的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天然存在的，还是后来演化成这样的?有人这样认为，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的急速发展中，教育出版一花独放，一业独大，扩展渗透，遂成霸业，形成或强化了这种中国出版向教育出版倾斜、向教材倾斜，整个中国出版或教育出版受教材“绑架”或“挟持”的局面。言者甚至认为这是教育出版的不幸，更是中国出版的悲哀。对此，请你发表评论。
缪宏才：现代出版和教育出版特别是教材出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出版的本质是对人类文化的积淀和知识思想的传播，教材是人类文明积淀和传播最稳定、最可靠、最广泛的载体。无论中外，教育出版都是三分天下(加上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有其一的一方独大。我们翻一下出版史，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篇，商务、开明、中华等都是以出版中小学教材起家的，也是以中小学教材作为看家产品的。近几年，中国出版社年度排名(以实现销售为指标)中的前40名，清一色是以教育出版为主体板块的出版社。即便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非专业教育出版社能名列其中，也是因为它拥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种中国顶级教学辅导材料。
张金柱：当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学校教育和教育出版发展的结果。“文革”前的学校教育，除正式教材教学参考之外，教辅助学材料很少，成不了什么规模和气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社会的学习求知成为热潮，加上学校教育走上正轨，传统的考试升学压力需要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直接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雄伟壮观的学生流、考试流、升学流、就业流，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教育出版的勃然兴旺。客观分析，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阶段，全社会解放思想，追求知识，崇尚文化，攻关科技，全党全民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出版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普及科学开启民智的作用。尽管以目前的视角看，由于教育出版的过度放纵造成了出版整体的低质与粗劣，给学校学生造成了负担，不利于未来人才的培养，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教育出版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起到的积极正面作用。
李小勇：单就出版而言，教育出版或许算是中国出版最大的幸福。中国出版业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不就是依靠教材及整个教育出版所产生的利润来支撑前进的吗?有的出版社转型早，及时利用教育出版的基础，在加强教育出版的同时，下大力气引进人才，调整结构，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教育出版已成为出版业走向更大辉煌的起点和助力剂。有的出版社为了转型而转型，在短期内放弃了教育出版，市场图书又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失去了教育出版产生的经济基础，结构转型难以为继，甚至走上了一条直线下降的道路，这样的社不胜枚举。也有的出版社专注于教育出版，经济效益尚好，但转型艰难。
总之，出版企业之所以能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效益较好，出版社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平稳实现转企改制，除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所有出版人的努力外，以教材为主的教育出版所创造的利润功不可没。
张金柱：中国出版向教育出版倾斜、向教材倾斜，受教材“绑架”或“挟持”的说法，是出版业内各个专业出版之间心态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客观地说，中国现代出版业从滥觞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问，其超常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前所未见。中国现代出版自百年前开始发轫，几十年间先后树起了数十家招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构建的地方出版基本架构，至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了专业出版、中央出版、大学出版的现代出版构建进程。也就是在这一轮的发展机遇中，文艺出版、少儿出版、科技出版、古籍出版、教育出版、美术出版才开始纷纷策划独立，分灶吃饭。应该说，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素质教育、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全球化、回归传统、计算机世界、网络时代、读图时代等，一波又一波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前后相拥，风云激荡，催生和造就了一批批出版企业和文化弄潮儿，社科出版、科技出版、文艺出版、少儿出版、音像出版、电子出版、外语出版等各板块也大都次第登台，相继闪亮过。但是只有教育出版是赶上了最大最长的利好牛市，三十年如一日，持续地在出版界吃香喝辣，续写辉煌。也有人统计过，教育出版对中国出版的贡献率最高，包括码洋最大，获奖、重点图书比率高，出版牛人多，都成了出版界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中间也造成了品种盲目扩张，差错率高，品相恶劣，发行方式混乱等业内共知的弊端。说中国出版被教育出版“绑架”、“挟持”，这都是激愤之言，无益于实质问题的解决。根本的问题在于，作为各个专业的出版人，在社会风平浪静时是否有能力“兴风作浪”，制造热点和机会；当社会发展的机会来临时是否又能够顺风搭车，趁势而为，把时代发展转化为自我发展的机遇，做强自我，壮大出版。
缪宏才：出版为教育服务天经地义，出版凭借教材做大做强理所当然。问题在于： 第一，有些出版单位，依托本省教育市场，每年发发教材和上目教辅就有相当充分的收益，于是产生不思进取，躺着“吃教材”的现象。当然，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这种现象是不会长久了。比如，教材出版引入竞争机制，教辅上目也引入竞争机制；又比如即将完成的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都会促使这一现象改观。各省都成立了出版集团，本省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巨大利润，完全可以成为繁荣发展本省出版的经济保障。
第二，中国出版中教材教辅所占的比重太大，大得不正常。教育出版在整个国民出版中占多大比例才正常，没有权威的说法，但像现在这样，占80％左右，肯定不正常。这不是出版的过错，即不是出版界只努力出教材教辅，不关心其他领域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相反，与大众出版、专业出版相比，整个中国出版界在教育出版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最小的。以笔者曾供职的华东师大出版社为例，中小学教材出版在人员、资金、宣传营销诸方面的投入，只有其他出版方向的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但其产值、利润却占全社总产值、利润的50％及以上。
以2009年为例，全国年出书70.4亿册，扣掉各级教材32.35亿册(参见表1)，再参考每年大量的团购、馆配等，假定2009年印的书全卖掉(新书销售应大于历年旧书)，国人年均购书也只有2本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为什么除了教材之外很少主动买其他图书呢?也许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李泽厚语)有关。国人目前读书大多还是以实用为主、买书基本还是被迫型的。而教材是配发的考级考证书的相关材料是没法不买的。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和现行教育的弊病有关。9年义务教育已实行多年，国民中绝对的文盲已很少很少。但现行教育中，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学生往往被驯化为考试机器、分数奴隶。结果是望书生厌，以书为仇。
这一现象也许还和太功利、太实惠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成功是时下最强势的人生价值目标。何谓成功?能升高官，能赚大钱。而这些往往和读书无必然关系。事实上，干部不读书，员工不读书，甚至教师也不读书(2010年11月教育部公布“教师教育标准”时指出：教师的主要问题是：不读书、不研究、不合作)。尽管以朱永新为代表的一批人大代表多年呼吁设立“国家读书日”(或“全民读书日”)也于事无补。
在此背景下，出版中教育出版占过大比例，不是出版的悲哀，而恐怕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痛苦的阶段。
本刊记者：在大多数出版界人士眼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教材出版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化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在历史将要踏入21世纪的1999年前后，中国出版再次受到了“编写一套自己的教材”的蛊惑或冲动，有太多的出版社拍案而起，杀入重围，意欲各自分得教材出版的一杯羹。现在统计下来，有超过100家的出版社在这轮的教材抢夺大战中冲进了围城，拿到了入场券，是喜是忧，甘苦自知；个中滋味，也未能完全与他人道明言透。这一晃又过去了十年，十年的变化可谓大矣。山中无历日，世上已千年。庙里的住持已换了一任又一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颁布，据有关消息，新一轮的教材改革正在酝酿，及将到来。作为出版人，你是否做好了准备。
张伟建：1999年前后那一轮教材改革，大部分教材是由出版社为主导组织编写的，出版社既有动力，又有能力搞教材。出版社组织编写教材，有较强的物力和人力保证，也有实力很好地进行设计制作、印刷发行、售后服务。新课标教材的培训工作都是由各家原创出版单位选派专家、安排实施的，应该说出版社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大部分出版社、大多数教材品种也都得到了较好的回报。
吕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的需要，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国家教育部制订了课程的三级管理制度，进一步放权，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地方课程，编写地方教材；有条件的地区，可制订教育大纲和课程标准，编写和使用教材。这个时期，有关部门宣告了“一纲一本”教材时代的结束，实现了从“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的转变，也真正实现了“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实现了“国家制订课程标准，社会研究团体编写教材，国家审定教材，公布教材选用目录供各地选用”的良性格局。本轮课程改革的重要成就，是改变了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与编写的投入由社会(企业)解决，结束了政府投入的局面，形成了多家出版社参与的竞争态势，吸引了大批基础教育研究者加入教材编写的队伍，有效地促进了教材编写质量的提升，教材多样化建设的进程大大推进。
第八轮课程改革宣告了教育部对于推行教材多样化建设的决心与措施，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使教材多样化的进程大大推进。199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随后，经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的实验”，“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调整课程政策，明确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权，建立对地方和学校课程指导和评估的制度，下放课程设计的权利，支持和鼓励地方发挥积极性，开发适合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课程，给予学校一定的开发课程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2001年，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在对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同时，经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计委、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先后印发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学教材印张中准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广使用中小学经济适用型教材的意见》《关于对全国部分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的意见》《中小学教科书幅面尺寸及版面通用标准》《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和检验方法》《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等配套文件。
教材的选用工作是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自2001年新教材进入实验以来，在教材选用上教育部出台了 相应的各种管理文件，以保证教材选用的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国家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和相应教材多样化建设保障政策的指导下，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82家出版社参与，真正地实现了教材多样化建设。课程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明确的变化，教材选用权下放到地方，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国教材多样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并且为教材改革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全国参与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研制与出版的各家出版社地位上都是同等的，都是在同一考核指标体系下审定的实验教材，初步建立了编写、审定、选用相分离的规范教材制度，将教材多样化制度逐渐趋于完善。
张金柱：正如编者所言，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教材编写出版，实行的是“国定制”，即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党的思想、国家意志统一编写一套面向全国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这种编写体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平心而论，当时的这种教材编写体制，对维护国家稳定、传播主流思想、强化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视之，当时采取这种编写体制是完全必要的或可以理解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教材出版体制开始由“国定制”向“审定制”转化，教育部组成了一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材，只有经过了审定，教材才可以出版发行。这期间引进了“大纲”理论，要编写教材须先有“大纲”，教材是按照“大纲”编写的，并开始出现“一纲多本”，开始允许、鼓励各地按照“大纲”编写教材。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教材编写的“国定制”改为“审定制”，极大地解放了全国各地编写教材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教材研发、编写、出版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然，无论“大纲”还是教材都须经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可出版发行。在这种背景下，人教社分别编写了面向全国的“六三制”、“五四制”义务教育大纲本教材以及多套高中阶段教材，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也开始尝试编写自己的地方版教材，至90年代中期，全国共出现了“八套半”大纲版教材，并分别在不同地区推广使用。
缪宏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并无明文述及教材的编写出版事宜，但其对教育的一些主要问题、主要环节和重点发展方向的论述，对今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是有指导价值的。
2011年2月10日，教育部公布2011年工作要点，今年将公布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全面启动教材修订工作。所以，近期的教材出版工作主要是修订，不会是全面彻底的“新一轮教材改革”。但国家的“教材改革”32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阶段的稳定和长期的修改二者缺一不可。作为一个对教材出版有使命感的出版单位(出版人)，应有如下准备——
第一，明白自己的角色。教材改革是国之大业，将由教育部主持领导，出版单位应该且只应该做好配角，做好服务工作。
第二，如果对《纲要》第十九章“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有深切理解的话，则应在做好纸质教材出版的同时，积极探索电子版教材的出版及其推广使用问题。谁在这个问题上探索出一条可操作的路子来，不仅企业将盈利丰厚，亦且利国利民。
第三，聘请真正的专家(编写)、作好编辑印制营销诸方面人力财力物力上的保障准备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是要有清晰的目标，编一套适合哪些对象的教材。中国各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从商业上讲最好自己的教材能覆盖全国，而事实上不可能有适用于全国的教材。所以，明确自己教材的服务定位特别重要。
第四，如果有新一轮的教材改革，出版的竞争程度肯定比第一轮要激烈不知多少倍。无论老牌教材大社，还是民营出版商，或者以前不显山露水的小社，都是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教材质量好就能胜出是最靠不住的安慰话，所以高明的竞争方略同样不可缺少。
吕建生：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教材建设。一些出版机构的加入，解决了长期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一直是由国家出资的局面，有效地引进了竞争机制，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加入，保证了教材的内容质量与出版质量。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通过教育部审查的教材，都有一些共性的特征：教材编写质量明确提升，教材编写队伍更加开放，吸引了大批教育研究者和优秀的一线教师和教研人员参加；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注重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注重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注重学生学习经验的积累；教材内容设计更加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设计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教材的版面设计更加生动活泼，图文并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刊记者：在十年前世纪之交的那一轮教材改革中，中国教育五十年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打破教材编写的一统天下、一家独大，鼓励多元、提倡创新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卖点，自主、探究、创新、合作成为当时教材编写最耀眼的价值追求和时尚理念，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教材研制、编写、出版的高峰。一时间不言教材出版就是落后，不言打破传统、冲破体制就是保守，不言自主、探究、合作、创新就不是出版圈里人，好不热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粤版、湘版、沪版、冀版教材一时你来我往，轮番登场，各施拳脚，此消彼长，对这轮教材改革的得失您如何看?出版界应吸取怎样的智慧和教训。
张金柱：当历史进入20世纪末，也就是那个被称为千年之交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忽然刮起了一股更加猛烈的“重新编写教材”之风。这次编写教材的始作俑者，当是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现在想来，教育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中国教育从总体上承受观念陈旧，体制落后，管理死板，效率低下的指摘也已有多时，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现代化，教育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时间口号满天飞。中国教育管理者将50年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奖，中国学生考试能力强创新能力差，中国人才整体竞争能力弱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板子举起来最终落在了“没有一套好教材”的头上，为此，几十年来国家一贯制教材的研发、审定、出版者，承担了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和政治压力，这些专家学者成为过街老鼠和被革命的对象。打破教材编写的一统天下、一家独大，鼓励多元、提倡创新成为时尚。自主、探究、合作、创新成为这一轮教材编写者最为唬人的招牌和标签。回想当时，有多少出版社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诱惑，赤身跳进了教材编写这摊浑水。笔者曾在的出版社也是身不由己加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教材编写大战，聘专家、研课标、定体例、写样章、送审核、等结果，每一程序都须花费大量的心血和金钱，直花得许多出版社心惊肉跳、欲罢 不能、进退两难。最终，先后有100家出版社的教材通过了审定，拿到了出生证，但也有相当一批出版社请了专家，花了银子，费了心血，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颗粒无收大呼上当者也大有人在。教材有了出生证，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最要命的是在教材推广阶段。决定你的教材究竟能不能活，是不是生不如死的关键环节是教材的选用与发行。教材选用的关键是能否进入各省市教材选用目录，进入目录后还有就是各地市如何选用。这中间需要花费大量的公关费，咨询费，培训费，推广费，才能指望你的教材能够被选上，有一定的使用量或日市场占有率。
缪宏才：本轮“教材改革”尚在进行中，得失不敢妄言，只以到目前为止的相应的“教材出版”谈点体会。
本轮教材改革体现在出版上，人们最关注也谈得最多的是从“一统”向“多元”的转化。这是事实，但不是根本性的。从出版的视角，我认为这次改革实质性的变化是国家开始把教材从政府的一项工作变化成为众多出版企业的一项业务。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材、出教材，拿国家经费干活，有了成果出了教材全民共享，租型单位只付0.5％的租型费，各出版社据教材编相关教辅也不认为是侵犯了人教社的知识产权。总之，视教材为公器。但换成各出版社竞标出版则不同，出版社是企业，编教材、出教材、推广使用、培训教师支付了巨额成本，这是企业的投入，它必然要通过教材使用来获取回报，卖教材要盈利，别的出版社根据其教材编教辅要支付版权费，这天经地义。
张金柱：这一轮的教材改革对中国出版界的教训在于：一、这是一场由国家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导发起的全国性的中小学教材编写活动，涉及出版业最大最肥的一块蛋糕的重新分配或日利益调整，但由于国家层面出版管理部门的缺失缺位，导致这一活动从一开始就成了一场主体不对等的乱哄哄的闹剧，就好像国家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组织了一场全国足球对抗赛，其参赛资格、比赛规则、奖励如何分配、包括球应该怎么踢都由水上运动管理中的专家说了算。可怜全国各出版社的老总们，平时一副温文尔雅、文化担当的国家主人形象，到这时竞如同一个乞讨者或是一条丧家狗候在主人家门口，就等主人扔出一根骨头或半块馒头。二、这场教材改革全国出版社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前后有数百家参与竞争，最后有百余家出版社登堂入室，拿到了出生证，而出版社在这场游戏中被迫涉入之深、投入之巨也前所未有，出版社不仅参与到教材的编辑、出版、发行环节，而且被迫参与到前期的立项、研制、开发及后期的宣传、推广及培训中来，出版社成为了教材出版的“冤大头”，教材出版的利润被严重瓜分和无限摊薄。三、这一明目张胆到别人家的菜园子种菜或是未经允许擅自使用他人资源为己谋利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出版界大部分人所认知。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强大的惯性思维面前，单兵出击的各出版社只有全盘接受城下之盟的份儿，哪敢有半点犹豫或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出版界的“绑架”。“挟持”之说显得是如此的气若游丝和苍白无力，使人更加怀疑出版界何以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倒不如索性纳入中国庞大教育体系之中，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供应商来得彻底和无所他想。
缪宏才：问题就出在此。这一轮教材出版改革，向企业运作迈出了一步，但又不彻底。政府部门——从教育部到各级地方政府，对这项改革的理解未必一致。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划分上事前没有明文规定，结果在操作中遇到诸多问题。许多应该按市场规则来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仍习惯发布刚性政策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可想而知。最典型的像教材选用过程中的“招投标”事件。
如果在下轮教材出版的改革中，能把教育部、地方政府、出版企业各自的权利职责义务有较明确的界定，将会事半功倍。
本刊记者：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教材改革，变化是肯定的，但历史的积累也不能完全抛弃。从新中国教材出版60年、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新一轮的教材改革当中，我们能够总结哪些经验，吸取哪些智慧，探索出哪些具有规律性、方向性的东西来?面对新一轮教材改革，您有哪些预设和期待；中国出版在未来的教材改革中将会扮演何种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吕建生：期待教材选用的规范。课程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意志，是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基础教育的教材政策，是课程政策的核心。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国家统一化向多样化过渡的历史。我国基础教育教材要经历立项、审查、公布教材选用目录、试验的大致过程。无论是哪个环节，都是在国家的严格监控下完成的，因此，基础教育教材是国家教育意志的集中体现，教材的内容设置是根据国家制订的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来规划的，所有教材都是经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的审定后才能使用的。
目前，我国出版行业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大部分出版社都已完成转企改制，初步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出版行业形式上的改革，而教材发行体制的改革还远远没有跟上，关键要加大对国家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督与管理。
教材选用的过程看似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异化，出现了一些不良竞争行为，有碍教材选用制度的实行。基础教育教材的选用牵动了各地各级领导，按照行政许可及职责要求，教材选用应当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现实状况是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是做不了这个主的，各级各局面的领导干预太多。甚至有些地方出版集团拿着省领导的批示到各个地市要市场，要求每个地市的学科品种都必须在50％以上，否则就要将非租型出版社的教材品种换掉。《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曾在2002年4月15日的文章中提到：“最近，一位课改实验区的教育工作者来信反映，在实验区选用教材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上级领导、出版部门和新华书店要求本实验区对正在使用和已经选定的教材进行调整，选其所指定的教材，否则将直接影响对实验区经费的划拨。令这位教育工作者不解的是，为什么要选用指定的教材才有配套经费?实验区究竟有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力?”
教育部明文规定(教基厅[2005]2号)，教材的选用须遵守严格的教材选用程序。但各地的更换教材大都没有遵循之，或者是走过场。因此，教材选用与更换过程必须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必须遵循教材的选用程序，国家要有相关部门对选用程序与选用过程进行监督与指导，规范各个环节的行为，真正让好的教材有市场，让学生能够确实能用到好的教材，受益于好的教材。
张金柱：如果有人要问下一轮的教材改革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应该会有哪些特点或趋势，我们可做如下假设：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全 球人才竞争的角度分析，以传播知识为手段，以培养能力为宗旨的“自主、探究、创新、合作”的教材编写理念还会继续得到弘扬和坚持。这个以“五十年一贯制教材模式”和牺牲两代人的教育代价总结出来的核心理念，在未来的教材编写实践中，只会被深入和强化，而不会有任何消解或漠视。
二、以培养个性、提倡创新为目的，多元化的、创新型的、地方版的教材编写模式将被鼓励和倡导。世界需要丰富多彩、人的个性千差万别，生活的本质就是多样化。两亿孩子共同使用一套教材，只会使教育更加无味，使创新更加渺茫，使人才更无优势，使诺贝尔奖离我们越来越远。
三、先有“大纲”或“课标”，然后按照“课标”编写教材的模式还会坚持。作为一国教育主管机构，面对全国如此庞大复杂的管理对象，规范的管理标准和手段还是必要的。“大纲”、“课标”就是管理的核心标准。同理，教材需要审定通过，然后才允许使用的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得到遵守，教材审定委员会的作用也会继续得到认可和加强。
四、“教材”在整个学校教育或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将会逐渐淡化，但仍占主导地位。“一纲多本”、“课本教学”的这个“本”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现代大课程与教学观的重构与确立，作为文字教材的“本”将不再像过去一样，在课堂教学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网络教材、辅助教材、互动游戏、社会实践、讨论辩论、专题调查等教学实践模式，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学校教育，进入课堂，部分或逐步取代或挤压原来的“课本教学”。
吕建生：期待教材多样化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国60年来的基础教育教材(特别是教科书)的研制与编写，经历了“一纲一本”、“一纲多本”到“多纲多本”，由“国定制”到“审定制”的变化。我国台湾地区教材制度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与内地相似的过程。香港地区则实行“选用制”，澳门地区实行“自由制”。美国则没有国家的课程标准，学科的课程标准由行业协会来研究，如NCTM就有很大的影响，教材则是由各个学区或学校组织选用委员会决定。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教材多样化制度，要求所有学科都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的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来进行编写，每个学科(除了高中思想政治)都有多个版本的教材，有多个学科编写组参与研制、多个出版单位参与出版，已基本形成了教材多样化的格局。现在社会的反响不一，有的人说目前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教材品种太多，事实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学科品种的教材数量并不多。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条件都不尽相同或差之甚远，基础教育的师资与学生的学习经验和条件差异很大，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各个学校的硬件与软件条件都大不相同，这就需要适合不同地域的多样化教材。比如，我国南方与北方气候条件不一样，植物分布也是各种各样，教材中活动素材的呈现就应当有所不同；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和经济条件的不同，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一些发达城市，与一个待发展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相比，教材在活动素材和内容设计上就应当有所区别。而现行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定位是一种“普适性”的教材，每套教材都在宣传自己的广泛适用性，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推广，无论是城市与农村，还是发达地区与待发展地区，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或者说是同一个水平的教材。
我们期待的多样化的教材，不是同一个水平、同一种设计下的“多本化”教材，而应当是每套教材都应当有自己的独特设计，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功能，有自己独特的适用对象。这样的多样化教材才有可能让学校进行自由选择。当然，单一的考试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材多样化的形成与实施。当然，这就要求教材编写人员要深入研究，不断开发出多样化的特色设计与多样化的内容呈现形式，保证课程要求的实现。
常态化的教材评审机制是教材多样化的根本保障。目前，教育部的教材评审机制是阶段性评审机制，一本带有研究性、实验性的教材就很难有评审的机会。教材多样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要保证在市场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教材，一是研究性教材，二是实验性教材，三是普遍使用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性的教材评审机制。教材评审包括教材编写资质的审查、教材出版资质的审查、教材内容的审查、教材配套资源的审查等各个方面。常态化的教材评审机制就是成熟一套教材就可以审查一套，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市场上有多样化的教材存在，通过实验和市场的选择，淘汰不适用的教材，修订完善优秀的教材，发展研究性的教材，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实施。
缪宏才：要想全面总结60年、30年、10年的教材建设教材出版，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1840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然而中国人心气很高，从1949年站起来以后，特别从改革开放富起来以后，总想对人类有所贡献，干任何事，当第二名都不行。于是各行各业都背负着巨大的历史重任，教育也不例外，甚至其历史包袱比任何领域都重大，因为新人的培育是多少代才能逐步完成的。所以，教材出版的第一点教训应该是别对以往的教材作太多的批评，别对新的教材抱太多的希望。一种教材绝不可能一下子担负起上述那么多重任的。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换言之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转型时期，其特点之一是任何领域的工作探索性强，变动性大。新和旧、洋和土、现代和传统都交织在一起，这种时代，变异、创新是明显的，易于为人接受的，但历史不是匆匆过客，不是虚无，在变化发展中，要善于留下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教材出版的第二点教训应该是在变化发展中注意稳定性和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百业俱兴。以建筑为例，中国像个建筑大工地，这个建筑工地又像是世界现代建筑理论的大秀场。这样做，好处是百花齐放，但也失去了民族特色、地方特点，搞得千城一面。教育界也有类似问题，各种教育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本轮教材改革中的诸多教材都号称有某种教育理论为支撑，但教育还不同于建筑，人的培养除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更有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还要体现国家意志，贯彻意识形态。所以，解决好一和多的辩证关系，坚决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又遵循教育规律，编写出版有特色的教材，但又不是为特色而特色故意标新立异，是教材出版中的第三个教训。
吕建生：期待数字化教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发展，数字化教材将成为一种可能，各地教育资源硬件配备基本完善，我们期待着数字化教材的使用与推广，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使用成为可能。
所谓数字化教材，简言之，即是将与教材相关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有机地整合，集成在数字化的学习管理平台上。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承载 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承载多样化的教育教学资源。比如，多媒体技术在纸质教材中无法实现，而在数字化教材中则是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数字化教材可以是一个会交流、会互动的教材，既是学习的素材库，又是学习的好助手，更是会说话的好老师。
目前，各出版单位都在不同程度地介入数字出版的研究与准备阶段，最简单的数字化教材就是将纸质教材数字化，同时加载多媒体的功能，基本实现了纸质教材的所有功能，也能够实现会说话的功能。比较成熟的学习平台是嵌入式数字教材，是将很多的功能及媒体以按钮的形式在管理界面上呈现，触发相关的媒体功能。比较成熟的教学平台是电子白板技术，将相关的教育资源集成到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平台上，教师目前所能用到的黑板功能、投影仪功能、多媒体功能等都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能集教师的备课与教学功能于一体。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经费的投入与标准的制定。我们的期待是，国家投入研发力量制订数字化教材的国家标准与管理平台，分发给每一所学校，出版单位提供数字化教材的内容，由政府集中采购，挂在管理平台上，学校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与需要下载数字化教材。这样的架构将会改变目前教材出版发行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张伟建：今年课标修订后的教材重新送审，我所在的浙江教育出版社肯定会全力以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精心修改，力争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一流教材。
吕建生：期待教育服务水平的提升。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一些专业的出版单位承担了部分教育服务功能。从教材的研究经费投入，编写人员的组织，再到市场推广与维护，无处不见出版单位的专业服务人员。每个教材出版单位每年都要组织很多场次的教材专业培训，有的出版单位甚至培训到每个在岗的教师，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材出版单位为了使自己出版的教材得到很好的使用，做了许多原本应当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实际效果是培训了一批批教师，也成长出一批优秀的教师。
就目前的专业培训的服务范围来看，教材的培训还停留在教材本体上，我们期待教材出版单位从教育服务上下一些工夫，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升专业水平。当然，教育服务范围可涵盖与教育相关的各个领域：第一，从单纯的教材培训可以扩展到专业提升性培训，包括学科技能、教学技能、管理技能。可以引领教师开展一些前瞻性研究，总结教学与管理的规律，解决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第二，从单纯的纸质图书的供应可扩展到教育教学资源整合与服务，给广大教师提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集成平台，同时组织优秀专家与广大教师、教师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升专业技能。第三，可提供专业的教育咨询服务。比如，现在中小学，甚至大学，学生们都存在着许多很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咨询将成为一个热点，又如，考试升学的专业咨询，甚至可以提供考试评价专业诊断服务。
因此，我们期待教材建设基地的兴起。教材建设基地应当是集成国内国际教育政策与趋势研究、学科的研究、教师培训服务、教材的研究、教学行为的研究与指导、教学与学习资源的研究与开发，要凝聚一批专兼职相结合的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一线的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实行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体制。教材建设基地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广泛地吸纳具有研究背景的专家参与，不断地更新研究人员，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提供研究基础。随着国家各项体制与机制的完善，我国的教材改革会更上一层楼，教材建设会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