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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小丽(化名)入学的第三年，自小就随打工的父母来京的她，已然习惯了四处搬迁的生活，就在几年前，小丽又一次随父母搬到了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并就读于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本以为这次可以安定下来的小丽一家，最近却又要再次面临搬迁的窘境。
最后的“安定”
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样，小丽并不是独生子女，她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小丽的母亲终日在家操持家务，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外出打零工勉强维持。在搬来皮村之前，由于户口问题，小丽家就小丽的就学已经辗转搬了很多地方：没有北京户口，想入市公立学校根本不可能；而高昂的赞助费又不是这个务工家庭能承担得起的。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小丽一家人得知，有一个学校可以接受像小丽这种情况的孩子，这就是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时光飞逝，小丽已经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就读三年，已然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弟弟也在该校就读一年级。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安定下去，但没想到这所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办得数一数二的学校也难逃厄运。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小丽的母亲显得忧心忡忡：“说不定到不了年底，一家人又得东奔西走了”。
小丽的母亲没有工作，学校的同心女工合作社为她提供了一些零活补贴家用，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和她一样的家庭主妇，大家彼此之间互通用工信息，也能让家里的男人们多些挣钱的机会。
此时，几位孩子的妈妈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手中的活计，眼睛不时瞟向窗外的操场。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在不足100平方米的小水泥场地上，除了几个低矮的篮球架，没有体育器材、没有跑道、没有沙坑，甚至也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在一家健身房担任教练的志愿者老师此时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孩子们跑得很欢，妈妈们也心满意足——孩子能够在有固定地址的学校上学，学校还能给自己提供一份零活一边看孩子一边补贴家用，这样安定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得。
另一位姓李的妈妈脸上没有小丽妈妈的愁容，她和小丽妈妈是邻居。此前因为孩子就学问题，已经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孩子在同心实验学校就读还不到一年，一家人对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听说学校要被拆迁的消息以后，她无奈地说道：“只能继续搬家了，又不是第一次了。实在不行，就把孩子送回老家。”
唯一让她担心的是孩子目前的状况，由于多次转学，小刚一直没有交到要好的朋友，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大人倒是习惯了，但为了孩子，还是稳定一点好。”她说。
在校长办公室里，主管行政的朱珠忙碌的样子却让人怀疑她还没有听到拆迁的坏消息。她刚从一个高年级的班级里整顿完纪律回来，进屋不到十分钟又接了三通电话，刚放下电话，有老师递上一支体温计，“没问题，37度才算发烧。”她熟练地抬起体温计看了看，刚想喘口气，门口又来了一个尿裤子的低年级孩子。
“全校打杂的就我一个，沈校长今天又出去办事了。”朱珠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吧!”说完，朱珠又跑到别的办公室给孩子找裤子去了。
坐下来谈起拆迁的事情，朱珠显得格外平静：“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能上一天学是一天，即使是最后一班岗，我也得站好。”朱珠的妹妹也在这所学校上学，而目前，她却没有时间为妹妹的前途担忧。
刘娜是幼儿园大班的老师，作为学校最早的一批老师，一说起同心实验学校的未来，她脸上有明显的失落。“我见证了这个学校的成长，也不愿意看到5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刘娜起初是这里的志愿者，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里只是想实习一下，却没想到再也舍不得这里的一群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刘娜的选择——这里远离城市，一个月只能拿到1000元的微薄收入，失落的时候，她自己也曾想过离开这里，哪怕当一个普通小白领也会比现在过得好。
“现在可走不了了，刘老师已经嫁到了同心学校。”朱珠笑着说。她不是开玩笑，刘娜几年前已经跟学校的一位男老师结婚了。只领了个结婚证，没有婚纱照、没有婚礼、没有请客、没有蜜月，连个戒指也没有，夫妻俩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想过离开学校。
“学校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找一份工作，只是孩子们该怎么办?”刘娜若有所思地说。
即将消失的明星学校
2005年，创始人孙恒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唱片，得到7.5万元，这笔钱成为了建校的第一笔资金。为了省钱，学校选址在朝阳区五环外的一处废旧的工厂，交完租金，7.5万元已经所剩无几，看着院子里摇摇欲坠的房子，孙恒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一召集志愿者建学校。如今这几排整齐的小平房都是学生的家长、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孙恒花了最少的钱建校，而同心实验学校的名气也在建校之初就打响了。
教学条件上，同心实验学校也显得比同类学校奢侈，20多个全职的在职老师各个都是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兼职志愿者老师也都是高学历、科班出身，当天的来访记录里，就登记了好几位人民日报的记者，据了解，因为老师不够，他们已经在这里长期任课。通过网招志愿者的途径，学校请来了各种多才多艺的志愿者，除了“语数外体美音”这类常规课之外，学校还开展了摄影课，朗诵课，戏剧课、书法课等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整体提高了这个群体的素质，这是其他兄弟学校连想都不敢想的。
学校在很多方面的尝试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通过开办二手店售卖一些好心人士捐赠给学校又暂时不需要的空调、电脑、音响、风扇等电器，用来改善教学条件；通过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同心女工合作社改善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多的尝试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创新的思路却引起大家的关注。
2006年是同心实验学校的第一个顶峰，同心实验学校合唱团在解放军歌剧院义演，演唱了《我是谁》、《打工子弟之歌》《红丝带家园之歌》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2007年，秦继杰为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写的诗歌《我是谁》登上了春晚，当孩子们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时，很多人流下了动人的眼泪。
校长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孙恒参加各种颁奖时的照片，代表昔日荣耀的照片上已经蒙上淡淡的灰尘。照片下面，一位老师正跟办公桌上那台有点卡纸的旧打印机执着地作战，“办得再好也不代表你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是存是废，不在学校的好坏，只在于有关部门的一句话。”他无奈地说。
寻求合法认同的艰难
从资金到场地，老师们都愿意自己想办法，对于同心实验学校而言，他们的渴望简单而又奢侈——那就是一个合法的办学身 份。
资金力量薄弱是他们这类学校经常要受到的质疑，可学校从没有用过政府一分钱，去年新建的两层小教学楼，是孩子们的家长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资到现在还欠着，一楼的三个教室全部是企业捐赠，二楼的三间房子，除去宿舍和舞蹈教室，经常使用的那一间电脑教室也是由红十字会捐赠。操场另一侧，还有企业捐赠了热水器和洗衣机，建起了简单的浴室。
“我们也不是处处向社会伸手。”朱珠介绍说，学校建设的二手店为孩子们赚来了一笔小小的奖学金。每个学期，学校向各年级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一等奖2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
“学生的学费是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让他们辍学。”
交不起学费，学校帮忙想办法，这是同心实验学校的原则。学校成立的“女工互助社团”就是一个专门帮助困难家庭的组织。这里定期举行学生家长见面会(主要是妈妈们)，家长们聚在了一起，不仅能够聊聊孩子的学习情况，各个家庭的情况，更能了解到对方丈夫的技能，分享劳务信息，提高家庭收入。这样大家就可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2010年，学校为全校学生的母亲找到了第一份订单：为朝阳一个社区的老年人“打毛巾”，之后又陆续找到了另外一些订单，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相对贫困的外来务工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于连600元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家庭来说，女工互助社团也许能帮她们挣到孩子的学费钱。
为了寻求认同，从2007年开始，同心实验学校与周边16所打工子弟学校合作，每年都在学校里开展《流动的心声》戏剧摄影绘画艺术节。包括了绘画、摄影、话剧、小记者等小组。目的是让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展示他们眼前的社会。利用社会上好心人捐赠的相机，摄影小组的学生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简陋、拥挤的家，对准为生计而操劳的劳动者——他们的父母，也对准简陋的学校和单纯的笑脸。这些触动人心的照片一次次被关注被转载。他们在心里相信，大家的关注会换来更好的明天。
当话剧《流动的心声》让观众们一次次流下眼泪时，朱珠和她的伙伴们都深信，社会的接纳和认同迟早会换来学校一个合法的身份。
2010年的春节，一首由同心实验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孙恒创作，打工艺术团演唱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经在北京台网络春晚上推出，再次吸引了众多媒体前来采访。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周边的一些城乡结合部都要为“改造”让路，这就迫使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合法拆除”。
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同心实验学校的身上，朱珠和她的同事们一点也不惊奇。或者消失，运气好的，也许会摇身变成合法的学校，说到未来，朱珠沉思了片刻：“进入公立学校，就得户口簿、暂住证、孩子无人看管证明、住房租赁合同、务工证明、防疫证、转学证等证件齐全，即使齐全了，借读费又有几个人能给得起?学校不应该用这些证件和费用搭起一道坎，把孩子挡在外面，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这是我的理想。”
如果有关部门愿意将学校合法化，她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办学：“也有被合法化的学校，校舍和各种设施都给建好了，国家还给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块，但为什么还要收每个孩子300元学费呢?”这一点不能解决，朱珠甚至宁愿学校不被招安。而如果和一些企业集团合作办学，那么这个学校的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教育的初衷也会走向歧路。
末了，朱珠又将话题转了回来，“入秋了，目前迫在眉睫要考虑的事情是过冬取暖的问题，学校拆迁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
最后的“安定”
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样，小丽并不是独生子女，她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小丽的母亲终日在家操持家务，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外出打零工勉强维持。在搬来皮村之前，由于户口问题，小丽家就小丽的就学已经辗转搬了很多地方：没有北京户口，想入市公立学校根本不可能；而高昂的赞助费又不是这个务工家庭能承担得起的。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小丽一家人得知，有一个学校可以接受像小丽这种情况的孩子，这就是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时光飞逝，小丽已经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就读三年，已然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弟弟也在该校就读一年级。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安定下去，但没想到这所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办得数一数二的学校也难逃厄运。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小丽的母亲显得忧心忡忡：“说不定到不了年底，一家人又得东奔西走了”。
小丽的母亲没有工作，学校的同心女工合作社为她提供了一些零活补贴家用，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和她一样的家庭主妇，大家彼此之间互通用工信息，也能让家里的男人们多些挣钱的机会。
此时，几位孩子的妈妈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手中的活计，眼睛不时瞟向窗外的操场。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在不足100平方米的小水泥场地上，除了几个低矮的篮球架，没有体育器材、没有跑道、没有沙坑，甚至也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在一家健身房担任教练的志愿者老师此时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孩子们跑得很欢，妈妈们也心满意足——孩子能够在有固定地址的学校上学，学校还能给自己提供一份零活一边看孩子一边补贴家用，这样安定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得。
另一位姓李的妈妈脸上没有小丽妈妈的愁容，她和小丽妈妈是邻居。此前因为孩子就学问题，已经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孩子在同心实验学校就读还不到一年，一家人对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听说学校要被拆迁的消息以后，她无奈地说道：“只能继续搬家了，又不是第一次了。实在不行，就把孩子送回老家。”
唯一让她担心的是孩子目前的状况，由于多次转学，小刚一直没有交到要好的朋友，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大人倒是习惯了，但为了孩子，还是稳定一点好。”她说。
在校长办公室里，主管行政的朱珠忙碌的样子却让人怀疑她还没有听到拆迁的坏消息。她刚从一个高年级的班级里整顿完纪律回来，进屋不到十分钟又接了三通电话，刚放下电话，有老师递上一支体温计，“没问题，37度才算发烧。”她熟练地抬起体温计看了看，刚想喘口气，门口又来了一个尿裤子的低年级孩子。
“全校打杂的就我一个，沈校长今天又出去办事了。”朱珠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吧!”说完，朱珠又跑到别的办公室给孩子找裤子去了。
坐下来谈起拆迁的事情，朱珠显得格外平静：“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能上一天学是一天，即使是最后一班岗，我也得站好。”朱珠的妹妹也在这所学校上学，而目前，她却没有时间为妹妹的前途担忧。
刘娜是幼儿园大班的老师，作为学校最早的一批老师，一说起同心实验学校的未来，她脸上有明显的失落。“我见证了这个学校的成长，也不愿意看到5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刘娜起初是这里的志愿者，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里只是想实习一下，却没想到再也舍不得这里的一群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刘娜的选择——这里远离城市，一个月只能拿到1000元的微薄收入，失落的时候，她自己也曾想过离开这里，哪怕当一个普通小白领也会比现在过得好。
“现在可走不了了，刘老师已经嫁到了同心学校。”朱珠笑着说。她不是开玩笑，刘娜几年前已经跟学校的一位男老师结婚了。只领了个结婚证，没有婚纱照、没有婚礼、没有请客、没有蜜月，连个戒指也没有，夫妻俩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想过离开学校。
“学校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找一份工作，只是孩子们该怎么办?”刘娜若有所思地说。
即将消失的明星学校
2005年，创始人孙恒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唱片，得到7.5万元，这笔钱成为了建校的第一笔资金。为了省钱，学校选址在朝阳区五环外的一处废旧的工厂，交完租金，7.5万元已经所剩无几，看着院子里摇摇欲坠的房子，孙恒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一召集志愿者建学校。如今这几排整齐的小平房都是学生的家长、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孙恒花了最少的钱建校，而同心实验学校的名气也在建校之初就打响了。
教学条件上，同心实验学校也显得比同类学校奢侈，20多个全职的在职老师各个都是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兼职志愿者老师也都是高学历、科班出身，当天的来访记录里，就登记了好几位人民日报的记者，据了解，因为老师不够，他们已经在这里长期任课。通过网招志愿者的途径，学校请来了各种多才多艺的志愿者，除了“语数外体美音”这类常规课之外，学校还开展了摄影课，朗诵课，戏剧课、书法课等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整体提高了这个群体的素质，这是其他兄弟学校连想都不敢想的。
学校在很多方面的尝试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通过开办二手店售卖一些好心人士捐赠给学校又暂时不需要的空调、电脑、音响、风扇等电器，用来改善教学条件；通过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同心女工合作社改善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多的尝试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创新的思路却引起大家的关注。
2006年是同心实验学校的第一个顶峰，同心实验学校合唱团在解放军歌剧院义演，演唱了《我是谁》、《打工子弟之歌》《红丝带家园之歌》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2007年，秦继杰为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写的诗歌《我是谁》登上了春晚，当孩子们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时，很多人流下了动人的眼泪。
校长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孙恒参加各种颁奖时的照片，代表昔日荣耀的照片上已经蒙上淡淡的灰尘。照片下面，一位老师正跟办公桌上那台有点卡纸的旧打印机执着地作战，“办得再好也不代表你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是存是废，不在学校的好坏，只在于有关部门的一句话。”他无奈地说。
寻求合法认同的艰难
从资金到场地，老师们都愿意自己想办法，对于同心实验学校而言，他们的渴望简单而又奢侈——那就是一个合法的办学身 份。
资金力量薄弱是他们这类学校经常要受到的质疑，可学校从没有用过政府一分钱，去年新建的两层小教学楼，是孩子们的家长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资到现在还欠着，一楼的三个教室全部是企业捐赠，二楼的三间房子，除去宿舍和舞蹈教室，经常使用的那一间电脑教室也是由红十字会捐赠。操场另一侧，还有企业捐赠了热水器和洗衣机，建起了简单的浴室。
“我们也不是处处向社会伸手。”朱珠介绍说，学校建设的二手店为孩子们赚来了一笔小小的奖学金。每个学期，学校向各年级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一等奖2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
“学生的学费是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让他们辍学。”
交不起学费，学校帮忙想办法，这是同心实验学校的原则。学校成立的“女工互助社团”就是一个专门帮助困难家庭的组织。这里定期举行学生家长见面会(主要是妈妈们)，家长们聚在了一起，不仅能够聊聊孩子的学习情况，各个家庭的情况，更能了解到对方丈夫的技能，分享劳务信息，提高家庭收入。这样大家就可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2010年，学校为全校学生的母亲找到了第一份订单：为朝阳一个社区的老年人“打毛巾”，之后又陆续找到了另外一些订单，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相对贫困的外来务工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于连600元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家庭来说，女工互助社团也许能帮她们挣到孩子的学费钱。
为了寻求认同，从2007年开始，同心实验学校与周边16所打工子弟学校合作，每年都在学校里开展《流动的心声》戏剧摄影绘画艺术节。包括了绘画、摄影、话剧、小记者等小组。目的是让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展示他们眼前的社会。利用社会上好心人捐赠的相机，摄影小组的学生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简陋、拥挤的家，对准为生计而操劳的劳动者——他们的父母，也对准简陋的学校和单纯的笑脸。这些触动人心的照片一次次被关注被转载。他们在心里相信，大家的关注会换来更好的明天。
当话剧《流动的心声》让观众们一次次流下眼泪时，朱珠和她的伙伴们都深信，社会的接纳和认同迟早会换来学校一个合法的身份。
2010年的春节，一首由同心实验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孙恒创作，打工艺术团演唱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经在北京台网络春晚上推出，再次吸引了众多媒体前来采访。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周边的一些城乡结合部都要为“改造”让路，这就迫使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合法拆除”。
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同心实验学校的身上，朱珠和她的同事们一点也不惊奇。或者消失，运气好的，也许会摇身变成合法的学校，说到未来，朱珠沉思了片刻：“进入公立学校，就得户口簿、暂住证、孩子无人看管证明、住房租赁合同、务工证明、防疫证、转学证等证件齐全，即使齐全了，借读费又有几个人能给得起?学校不应该用这些证件和费用搭起一道坎，把孩子挡在外面，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这是我的理想。”
如果有关部门愿意将学校合法化，她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办学：“也有被合法化的学校，校舍和各种设施都给建好了，国家还给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块，但为什么还要收每个孩子300元学费呢?”这一点不能解决，朱珠甚至宁愿学校不被招安。而如果和一些企业集团合作办学，那么这个学校的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教育的初衷也会走向歧路。
末了，朱珠又将话题转了回来，“入秋了，目前迫在眉睫要考虑的事情是过冬取暖的问题，学校拆迁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