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K”

　　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为了实现他对哲人王的梦想，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两千年之后，或许是出于隐秘的报复，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诗学王国中毫不犹豫地将思想和德性加以放逐，将小说艺术推向了一个至尊荣耀的席位（至少与哲学和科学平起平坐），并且断言小说是欧洲现代文明的母体之一，他说：“在我看来，现代纪元的奠基者不仅包括笛卡儿，还包括塞万提斯。”他还说：“当黑格尔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之时，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他认为小说家是欧洲文明的主要塑造者，所以他还引用了法国哲学家乔朗的话，轻巧地把欧洲社会命名为“小说的社会”，把欧洲人说成“小说的儿子”。
　　一九八五年春天，昆德拉在以色列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这个特殊的国家——这个长在欧洲体外的心脏——用带有浓重捷克口音的法语宣读了答谢辞，昆德拉对这篇答谢辞寄予厚望。他说：“当时我已想好，将这答谢辞作为我关于小说和欧洲的思考的句号，作为《小说的艺术》的压卷之作。”
　　在这篇著名的讲演稿中，他一再地重复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昆德拉如此钟爱，是因为其中埋藏着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重要密码：推卸思想承担（悬置道德律令，无限期地延缓价值判断）和确立幽默为小说的本体。以此抵达存在。
　　笑，是灵魂的一种颤栗，电光一般迅疾。昆德拉说：“在十八世纪，斯特恩和狄德罗的幽默是拉伯雷式欢乐的一种深情的、还乡般的追忆。”追忆是一种出神之境，令人遥想天外的事物，恍若上帝笑声的回响降临大地。昆德拉说：“我喜欢想象某一天拉伯雷听到了上帝的笑声，遂生出要写欧洲第一部伟大小说之念。”显然，在昆德拉看来，伟大小说的诞生就是出于对上帝笑声的回应，是对思的嘲弄。
　　昆德拉无限期地延缓价值判断，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一、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海德格尔用优美的、近乎神秘的术语所称的“存在的遗忘”。一旦人被技术主义的幻想所超越，存在就被遮蔽和遗忘了，只有小说，才能将存在廓清，它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勇敢探索，从而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他认为理性和思的批判品质一直伴随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对存在的简化。于是，他悬置了判断（对真和善没有任何指向，不担当道义的使命）。不再强调同一性，而强调了变奏性；不再强调一致性，而强调了差异性；不强调事件的结论，而强调事件的不安和飘摇不定。然后让存在展现，让作者从作品中隐去。
　　当然，他悬置的是判断，而不是真正地悬置了思，这正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思想精髓。显然，胡氏是昆德拉小说艺术的精神乳母。
　　二、还基于这样一种理由：他已确信笛卡儿的理性已经逐一销蚀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全部价值。而所有理性所推崇的正面价值，如善、公义、平等、虔诚，在与非理性的现代战役中已经一一败北。在现实生活中，正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人，被置于辽阔无边的荒诞之中，生活在没有来由的折磨之中，只有没有人相信的暴力在干着暴力的事情，或者说，战争在从事着战争的事业，罪恶在从事着罪恶的勾当，没有了被告，也没有了法官，这一切都成了没来由的脱离了因果逻辑的事件。这样，任何的道义指向和价值判断都成了无的之矢。剩下来的，只有人物的无名冲动和焦虑不安，以及来自最意想不到的无穷无尽的背叛。
　　所以，留给小说的任务，只剩下了叙事，叙事成了意外的主角，成了变幻无穷的缪斯的化身，在尽着形式美学的重大使命，放弃了真和善的价值判断，指向了意味悠长的审美狂舞。这种选择在昆德拉的《六十三个词》中泄露了秘密，他说：“美对于一个不再抱有希望的人来说，可能是最终的凯旋。”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小说家则不制造种种观念的重大问题，他是一个探索者，致力于揭示存在的某些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不醉心于他的声音，而是醉心于他正在寻求的形式，只有那些和他梦想的要求相符合的形式才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
　　叙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描述，揭示遗忘和被遗忘，描述存在，描述幽默。
　　选择这种叙事或描述的原因，主要是思的批判品质被搁置了，在小说艺术的王国中，思想被剥夺了公民权，成了游踪不定的幽灵。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K。不过，这个K的游荡不是源于一种不安的召唤，而是被昆德拉无情放逐。
　　福楼拜是昆德拉所推崇的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之一，昆德拉十分欣赏福楼拜的一句话：“小说家是一个力求消失在作品背后的人。”实际上，小说家是无法从其作品中消失的，就像以上的这个K一样，也无法被放逐，只不过变得更加隐秘罢了。

对形式和轻（Lightness）的迷恋

　　昆德拉认为小说和相对性、多义性相伴而生，而与绝对性、肯定性及极权主义（思想或政治）等绝不相容。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本体的不相容，因为昆德拉的小说本体论是建在幽默这块精神飞地之上，源于上帝对人类思想嘲笑的应答。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第一章第一节中引用了奥塔维欧·帕兹的话说：“荷马和维吉尔都不知道幽默，亚里士多德好像对它有预感。但是幽默，只是到了塞万提斯才具有了形式。”它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昆德拉就此还下了一个断言：“它是一个发明，与小说的诞生相关联。因而幽默，他不是笑，嘲讽，讥讽，而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可笑——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昆德拉认为这段话可以看成是理解幽默本质（“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即悬置价值判断）的钥匙，甚至是小说艺术中不确定性的秘密源头。而道德律令、宗教和科学却与幽默无缘。
　　而且小说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即幽默）本身又最能够体现出小说家的源源不断的智慧，从而满足了他们对形式技巧的全部野心。昆德拉确信，只有小说才是幽默和智慧的化身，才是上帝笑声的回响，才能创造出迷人的想象王国，通过幽默才能揭示全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