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片的创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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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主流商业类型片包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守住自己的文化阵地。
  “如果用木桶效应来比喻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问题,那么不是简单地有一两处短板,而是好几块板都没有,一切都从造板开始。”长生天影业项目开发总监乌尔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什么是电影工业化?什么是电影工业标准?如何树立这个标准?虽然以“重工业”“高概念”为标签的中国大片近年来已经抬头,但这些问题在行业的各个方面,仍语焉不详。
  事实上,每一部以工业化标准要求自我的商业巨制,都在努力去杀出一条血路,摸索一种可复制的中国大片工业化制作的路径——这种新的创作意识,决定了它们的“新”品貌。
  项目研发为何耗时那么长
  2017年3月1日,华谊兄弟与工夫影业宣布成立重工业电影厂牌“想象力工业”,并发布五部重工业电影的片单。以华谊兄弟副总裁身份,正带领华谊兄弟调整产品结构、准备花投入在“大片”上的叶宁,又想起《寻龙诀》的试验。
  “《寻龙诀》聚集了万达、华谊、光线三家公司的资源,光剧本就打造了2年,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非常专业的分工。”叶宁回忆。
  无独有偶,与《寻龙诀》同年上映的《捉妖记》项目研发耗时4年,这两部电影被视作中国电影迈向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探索,“树立了一个典范”。
  这些大片的“典范”作用首先便体现在对项目研发的重视上。
  “大多数人误解了电影工业这个词,都认为指的是特效,其实不是的。”乌尔汗说,“电影工业流程里第一重要的环节是项目开发,这个能力是实现电影工业化的基础。”
  目前,《寻龙诀》的承制公司长生天影业正忙于研发魔幻史诗题材的《封神》,作为系列电影,这个项目比《寻龙诀》体量更大,2016年底已经悄然建组,开始拍摄准备,2017年发布消息招募演员。
  作为长生天影业的创作核心,导演乌尔善早在《寻龙诀》拍摄期间的2014年6月,便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展开过研讨。如此算来,《封神》的前期研发至今耗时2年有余。
  对于一部重工业电影来说,这也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环节。之所以说“技术密集”,是因为这里牵涉题材选择、类型选择、价值观选择、世界观建构等诸多复杂的问题。
  “前期创作不仅是在写一个剧本,而是在创作一个栩栩如生的、让观众能够信服的世界观,建立故事体系里的物理逻辑、文化逻辑。” 叶宁在复盘《寻龙诀》的项目研发经验时说。
  如何把《封神演义》这样传统的章回体叙事转化为电影叙事?以什么类型作为结构基础?挑选哪个角色作为主角?而对于以“大影响”为目的的大片来说,传达何种价值观,更是涉及到创作责任。
  “如何拎出一个符合当代审美的核心价值观”被乌尔汗视作项目研发阶段最棘手的问题:“要把它当代化,跟现代观众产生关系,同时具有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光有工业的外壳不行。”
  其实,年轻观众对《封神演义》的人物并不够熟悉,在他们心中有深刻印象的人物只有哪吒、妲己、纣王、姜子牙,而对于美国的超级英雄却可以如数家珍。
  在乌尔汗看来,这牵引出中国电影工业化重要的宏观命题:“如何用主流商业类型片包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守住自己的文化阵地,不是简单地堆砌中国元素而已。”
  不要小看“类型”
  核心价值观只有被合理的类型结构包装,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夺宝奇兵》系列是寻宝冒险类型,《血战钢锯岭》是战争类型,《星球大战》是科幻类型,《复仇者联盟》系列则是以科幻和动作为主打元素的超级英雄电影——这些在全球市场席卷票房的重工业电影,都有标准的类型结构。
  不同类型的叙事结构,是商业电影经过百余年总结而出的讲故事的基本方法。通俗地讲,它是令影片“无尿点”的一套标准。
  因此,具体到项目研发的操作,工业化电影必须找到合理的类型架构。但是普遍而言,自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类型片电影创作还刚刚起步。
  中国电影行业还少有可以掌握电影工业技术全流程,并以娱乐产品的形式、成熟类型片叙事的结构去包装正确价值观的导演。
  “一些导演会兴奋地讲某场戏是怎么想的,可是对于类型结构、人物动机、发展、高潮、反派设置都没有细致研究。”《寻龙诀》《封神》执行制片人吴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若长期以这样的创作理念为主流,生产链上游便缺乏电影工业化基础,更遑论后续。追根溯源,长期以来中国的电影教育一直在关注作者表达,而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下,作者表达的目标和大众的娱乐化观影需求,并未对位。
  伴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正式出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已经明确2017年为“创作质量促进年”。在这个关头,“大投资 大明星 大导演”的“大片模式”不能停留在粗犷的“拼盘”,在叙事上,也决不能满足于“矬子里拔将军”。
  “创作者应该扎扎实实研究‘类型’,不要看不起它,觉得它容易。”乌尔汗说。毕竟,如果连商业电影叙事的基本方法都没有掌握,又谈何故事创新呢?
  不过,要摸索出符合中国市场的类型片道路,则必然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寻龙诀》在项目研发阶段曾面临类型选择的难题,是怪兽灾难片还是寻宝探险片?乌尔善最终确定选后者。虽然电影上映后观众对《寻龙诀》的故事有褒有贬,但经过这种历练,创作团队显然对于电影类型的研究有了心得,也确定这条路必走不可。
  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用自己的母体语言去说好自己的电影故事,不善于学习和掌握相关的电影技术和逻辑,增强自己中国电影故事的叙述和表达,不仅会错失产业发展的时代,也会最终被好莱坞“击垮”。   “你不去做这件事,好莱坞一直在做,它故事结构成熟,你等着它输入属于它的价值观进来,不就变成和平演变了吗?”《寻龙诀》《封神》的第一副导演兼制作统筹孙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牵一发就是动全身
  吴学军和孙晔负责《封神》的制片管理工作,进入2017年,他们开始了每天早9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阶段。
  制片管理的职能,在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电影工业化不仅仅是从手工艺进化到高科技的作业形式,一个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于:形成标准的制片管理理念与方法。
  “首先就是各个配置环节的标准化,让一个个细节都具有可控的标准之后,它才能构成一个大的标准体系。”吴学军说。
  从预算环节来说,重工业电影项目不能用手工作坊“就事论事”的方法进行。在吴学军看来,仅在拿到剧本时以经验判断拍摄周期和演员份额,从而得出预算结果,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但无论《寻龙诀》还是《封神》,都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性质,因此,在中国电影市场也就难以找到合适的参考系作为预算评估标准。
  制片团队的做法是,先看现阶段市场规模,参考近年增长幅度,判断电影项目上映期间会有多大的市场容量,根据这个结果倒推出预算的第一个值点,再叠加为其他环节“加分项”支付的成本(如起用明星演员所需片酬)。
  “这是在剧本尚未完成时就要做的。”吴学军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执行阶段能不能按照预算合理执行下来不超支。”
  在制片的后续流程中,具体量化、标准化的计划,是保证预算控制的基础。这个可控的量化标准可以细化到一个最简单的剧组吃饭问题:每个人定量多少,多少人同时吃饭,是否需要餐车配置,剧组600人同时坐下需要多少地方,等等。
  但电影制作之中有很多变数并非计划所能预料。
  被戏称作“表哥”的孙晔,负责基于对拍摄内容的掌握拟出每一天的执行计划表,他制作的表格甚至被传说为“行业范表”,但拍摄有严谨的计划表格,并不代表面对变数时不感到棘手。
  在《寻龙诀》150天的拍摄周期中,外景的拍摄周期是20天。结束外景拍摄进入棚拍后第九天,孫晔告诉吴学军,棚拍会超期。
  吴学军当时的反应是“崩溃”和不接受:受外部环境干扰最多的外景拍摄没有超期,一切条件都利于工作的棚拍为何会超期?
  “外景变量多,我们会提前准备应对变量的办法,时间和资金上有充裕准备,拍摄量也小,是可控的。但棚拍计划是精密计算的理想值,就像机械表,一粒沙子进去就完蛋,一切都是蝴蝶效应。”孙晔说。
  计算越精密,蝴蝶效应越明显,一个场工的迟到都可能导致延期的结果,最终需要制片部门和创作部门不厌其烦地沟通加以解决。
  孙晔表示:“定下标准不见得说就认死理,画了个杠就都按这个道去干,要根据这些变数,及时去调整你的标准,让它适合最终的整体。这就需要决断了。”
  “攥起拳头来打拳”
  孙晔认为,作为制片统筹,从前期研发阶段就要开始参与。虽然这个阶段制片统筹不具备核心任务,但他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沟通,补充各方意见,一直推进到项目结束。
  其目的在于得到让各个部门最高效率协调和配合的计划,“让计划可执行”。“很多剧组的制作管理环节是分散的,但我们是攥起拳头来打拳的。”孙晔说。
  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应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协同合作,而在目前的电影业中,很多项目操作都还是原生态的、手工作坊式的。
  要改变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电影项目的参与者具备具体工作领域的专业性,同时也要具备超越自身工作领域的合作思维。
  “制片要有导演思维,了解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做;导演也要有制片思维,知道创作在执行上有何难度。”孙晔说,这是“攥起拳头”,各环节达成交流、处理问题的基础。
  一个事实是,重特效电影改变了传统电影的开发和制作流程,仅仅在剧本研发阶段,便已不是编剧团队独立闭门造车——《捉妖记》在剧本没有写完时,特效团队便已经介入,进行角色设定、故事版制作、动态预览,等等。
  “创意是整个团队的,在剧本创意阶段,声音、画面、特技、特效、拍摄等等全流程人员都需要参加。”资深制片人方励对《瞭望东方周刊》举例,一个描写未来世界的科幻剧本,编剧需要特效团队的意见和效果图,参考基本想法具体能否实现。
  主创团队与特效、特技等部门的交流,则需要不断以直观画面的呈现来说话。吴学军归纳为:“不把安全性建立在信任上,而是建立在制度和不断测试上。”
  “创造一个令人震撼的坍塌效果,‘震撼’两字可以作为标准,你就通过这两个字就判断他可以执行吗?对不起,做测试,你把你所谓的震撼呈现给我看,你的震撼和我的震撼是不是在同一个理解上面。”孙晔说。
  显然,以工业化标准为要求的“新”中国大片,正在创作理念、开发制作流程和方式上,进行自觉的更新。
  在这个过程中,折戟沉沙有之,争议不断有之,但如叶宁所言:“这些作品会留下宝贵的思想和方法论,团队也锻炼出来了。之后再做这类大片时,就会更有经验,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这才是给中国电影最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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