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结束以来，对全球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2019年新冠危机。新冠疫情引发了几代人都见所未见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并且加剧了不平等和大国对抗等系统性问题。
　　应对此次危机唯一可行的策略是“大规模重启”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实上，是时候重新评估新冠疫情暴发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同时还要捍卫某些长期存在的价值观。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以一种更可持续的形式保卫过去7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世界在消除贫困、降低儿童死亡率、延长预期寿命和扩大识字率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今天，推动战后在上述及其他许多领域取得人类进步的国际合作和贸易必须得到捍卫，以免再次有人对其优势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各国还必须继续关注前疫情暴发时代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同时数字化海量经济的行为。最近的技术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当前危机所必需的工具—包括迅速研发疫苗、新疗法和个人防护设备。我们必须继续投资于研发、教育和创新活动，同时防备某些人滥用上述技术。
　　但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评估阻碍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其他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损害了劳动者权利和经济安全，引发各国争先恐后且不计后果地进行破坏性税收竞争和放松管制，从而重新引发了大规模全球垄断等问题。
　　现在必须对反映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贸易、税收和竞争规则进行修订。否则，已经启动的意识形态钟摆，可能会重新转向全面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导致双输结果的经济战略。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显然，基本的经济增长引擎不应被抛弃。过去所取得的大部分社会进步，均应归功于企业家精神，以及通过冒险和探索创新商业模式来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需要市场来有效分配资源及推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时。
　　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金融、环境、社会或人文等诸多迭代因素中“资本”的含义。今天的消费者，要的不是以合理价格购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相反，他们越来越期待企业能贡献于共同利益和社会福利。人们越来越从根本上需要、同时也普遍要求一种“新型资本主义”。
　　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必须重新思考企业的意義。早期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坚定地认为（引用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名言）“生意就是生意”。但当弗里德曼开创股东至上学说时，他并没有想到，上市公司在身为商业实体的同时，还是社会有机体。
　　如果说我们从新冠危机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政府、企业或公民团体靠单打独斗无法应对系统性的全球挑战。我们必须打破分隔这些领域的壁垒，并开始建立推动公私合作的制度平台。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保证青年一代的参与，因为这从本质上关系到长远的未来。
　　最后，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对各阶层民众在背景、观点和价值领域的多样性取得清醒的认识。我们都有各自的身份，但我们无不隶属于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地方、职业、民族甚至全球团体。我们所需要的重启，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朝向新意识形态的转型。相反，应当视之为朝着建设更具弹性、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世界而采取的务实措施。
　　某些全球体系的支柱需要被替换，也有些需要得到强化和修理。实现共同进步繁荣和健康，需要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更少也不更多。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