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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光阴，以行动践行理念，探索中国社会进步的新动力。”2014年12月15日，在深圳举行的“责任中国2014公益盛典”将年度致敬大奖颁给了杨团。没有人否认，杨团是中国公益的领军人物，但她更是中国公益的探路人。几十年来，在狭小的制度的缝隙中，寻找生存之路；在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领域，摸索行走的道路。
杨团大多数时候总是笑的，甚至经常大笑，说话也非常大声，演讲的时候更是铿锵有力地表达她的思想。在她身上有一种说干就干，干就一定能干成的能量，这让她有别于象牙塔中的学者。而她的单纯和爽快，又让她非常契合公益慈善的气场。
她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知行合一”的典范，在幽暗未明的路上，在屡屡的挫折中，她总是以向前的姿态，挣脱羁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二十几年来，她和她的诸多公益组织，渐渐长成。这种成长不仅仅是以从者日众，举事愈丰，贡献越大来衡量的，而更重要的是给中国公益带来了“行动”和“思想”两种能力的协调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激活的“鲶鱼效应”。行动，需要人能够匍匐身躯，从最微小的地方起步向前腾挪；思想，需要如大鸟之翼驭风而行。这两种能力，在杨团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一个充分体现杨团性格的会
刚在深圳领完奖，杨团立即飞回北京，21日，有一个关于慈善法的研讨会需要她张罗。
这是一个充分体现杨团性格的会，会议除去午餐时间，上午下午严格把控在390分钟之内，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接近80%的参会者参与了发言讨论。杨团要求所有的人“放开心态，尽心会审、专心致志、排除干扰”，因为“这个会对中国公益慈善太重要了！”
会议以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为主办方，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等5方为协办方，有政界、学界、NGO界、企业界、传媒界等各界人士参加。主持人邓胜国开场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为了开今天这个会，昨天杨老师就给我微信留言说邓国胜，你到哪了？吓我一跳，今天开会，她昨天就问我到哪了。”这就是杨团。
这个《慈善法》民间版本的研讨会杨团的组织核心身份毋庸置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六家研究机构提供了五个《慈善法》的民间版本。
《慈善法》是社会法，其所涉法律关系之广，领域之多，人群之众，问题之复杂有目共睹。在杨团理解，“慈善立法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为社会赋权，为愿意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公民赋权。”在国家立法的草案尚未出台，还未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民间多家研究机构自发组织起来撰写民间版本，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第一次。而民间不仅做研究，还组织和收集版本，召开社会各界对民间立法版本的研讨会，这也是第一次。这两个“第一次”，正是杨团“社会协治”理念的最好体现。
在深圳杨团向中国财富细细阐述了她的“社会协治”思想。杨团提出社会协治的思想时，“社会学界的学者统统反对”，她说。一些人认为这个观念落后于现行的提法——“社会共治”，是主动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协助上，而放弃了“共同治理”的主体地位。
“大公益时代”
杨团对中国公益慈善有着深刻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对应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她对党、政、社会三者的关系的思考更多的是来自于她几十年的公益实践。从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涉慈善公益，到2005年践行“农禾之家联盟”，再到“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让她对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在政策的缝隙中生存、生长有深刻的体会。“我承认党和政府是中心，民间用协同的姿态，不添乱，协助和帮助把党和政府好的方向变成好的政策，把好的政策落地，谈太多太高的口号没用。”
“协治的理念非常明确，就是承认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是协同党和政府做好治理，其实现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这个。”杨团说。
杨团认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是“社会”这个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了，中国社会生态土壤正在改变中，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团、社群大量存在，尽管它们当中有很多是没有获得登记的，或者没有备案，但这样一个个的分子，凝结成一个个的团粒结构，再由团粒结构，连成社会。这让社会的土壤不板结，可以自由呼吸，可以有水分，可以成长，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土壤。
杨团预言，在互联网时代，注册登记的公益慈善组织只是一种形式，而成千上万的自组织社团将以网络社群的方式存在，而且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公益慈善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在自由组合中自我生成、自我发展、互相借鉴的秩序，是一种多元情感、多元利益，多元价值观，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自律式管理。它让出自于人的天然情感的人们，尽管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迅速地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相互认同，只要在电脑、手机上动动手指，瞬间便能聚合成巨大的公益力量。
对于这种如潮水般涌现的民间激情和力量，杨团将之总结成“大公益时代”。
2010年3月，在筹备世界公益论坛发起人会议时，杨团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身份首提“大公益”概念，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互联时代，“人人都有公益责任，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人人都是公益人”。这在很多人对公益的认识还限于扶危济困的传统慈善的当时，无异推开了一扇认识公益的窗户。“传统慈善仅仅是现代民间公益的一小部分。现代慈善可以界定为现代民间公益，而大公益又超越了一个国家且限于民间的公益，它是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的，是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都要联合起来，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例如反恐、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和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等等大目标上协同一致行动。”杨团说。而她把公益无国界，最大限度统合的多主体协同行动作为大公益的最高理想。
或许是呼应了这种社会力量的蓬勃生长，2013年《慈善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使得在立法道路慢跑了近十年的《慈善法》被推上快车道。近日，国务院又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更加显示着本届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视和对《慈善法》早日立法的决心。 “快，并不是一件好事”，尽管一直以来是《慈善法》立法的积极促进者，杨团对当前的立法局势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她不希望快，她希望立法者能够充分听取民间慈善行动者的意见。“现在有许多慈善公益组织都是在政策的夹缝里生存，如果慈善法出来，把所有的缝隙都堵上，我们要这样的法干吗？”“被管起来，被限制住”是她对现实的担忧，而能否更多地考虑到当前公益慈善的时代动向，给未来的社会更大的空间，让公益慈善能够良性成长，是另一种担忧。
越做，心里越有谱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杨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者，参与到对山西永济市的一个农民自发合作组织“蒲韩乡村社区”的观察、研究和指导当中，这个典型案例让杨团颇为兴奋，因为这个农民协会的诞生正好在1978年农村分田到户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这两个重大制度变革时点上的中国农村。此时的中国农村贫富差距迅速拉开，农民权益保护与经济收入、公共福利等问题并驾齐驱、愈演愈烈，国家用尽种种方式却不见太多改善，这就是时时出现于国家重大决策文件中的“三农问题”。
为了寻找这个农民协会的出路，杨团到台湾、韩国去考察、观察、访问，在一路的行走中，一路思考，一路撰写文章。“台湾农业的基础还是小农户，台湾也出现了过度开发导致农地逐渐被其他工商业蚕食，以及农业人口老化、休耕面积扩大等现象，城乡差别有拉大的趋势，但是，台湾的农村没有凋敝，反而又重新让8433公顷的农地活化复耕”。
杨团认定，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农协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过去政府统揽权力号令一切的“人民公社”，“蒲韩乡村社区”农民每户自愿交一块钱用于村里垃圾收集，从而让整个乡村干净整洁的故事，正是农民自我成长的一个好证明。农民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不要政府一文钱的支持，就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又能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还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2005年底，农禾之家联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农民们说要不要登记一个组织，我就说，这事我劝你们5年之内不要去考虑，5年之后再说，现在到明年就10年了，我说第二个5年登记还是困难的”。杨团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不能登记不等于不做事。杨团绝对是遇到困难迎着上的那种人。对此，她解释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出来的，并且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解决困难。
“农禾之家联盟”发展十年到现在已经有144家农民合作组织，遍及全国22个省，而合法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兼做联盟的秘书处，用小马拉大车，保护联盟的发展。这几年，中心的事业做大，帮助了联盟成长。杨团说她觉得越往前做，心里越有谱了。
这就是“社会权力”的成长。杨团说，社会权力是介于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的一种权力，它蓬勃生长不可阻挡。它可以协同公权力，也可以协同私权力，而承载这种社会权力的，正是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行动。而这种力量要做的正是“协治”，公民用自己的行动，让自己生存的社会变得更好。
杨团向中国财富推荐看她母亲韦君宜写的纪念她父亲杨述的文章：《我们这一代为何这么多悲剧》，杨团说看这篇文章就会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韦君宜写给杨述的悼文，“一起生活了39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辛酸和与惨苦”，经历了“延安抢救”被打成特务，“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至死都没有等到平反的消息。韦君宜和杨述是一代忠诚于党的老知识分子，用她的话说是“一代老信徒”，她在文章的最后以哭杨述的方式呼喊：“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杨团说，这就是她不停歇的动力所在——只要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她都不会畏惧艰难险阻，她会迂回曲折地找到向前的路。
而公益，特别是聚合起社会力量的大公益，在她看来，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动力。
“我今年65岁，已经退休，但我的公益路还长着呢。”她哈哈笑着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团大多数时候总是笑的，甚至经常大笑，说话也非常大声，演讲的时候更是铿锵有力地表达她的思想。在她身上有一种说干就干，干就一定能干成的能量，这让她有别于象牙塔中的学者。而她的单纯和爽快，又让她非常契合公益慈善的气场。
她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知行合一”的典范，在幽暗未明的路上，在屡屡的挫折中，她总是以向前的姿态，挣脱羁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二十几年来，她和她的诸多公益组织，渐渐长成。这种成长不仅仅是以从者日众，举事愈丰，贡献越大来衡量的，而更重要的是给中国公益带来了“行动”和“思想”两种能力的协调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激活的“鲶鱼效应”。行动，需要人能够匍匐身躯，从最微小的地方起步向前腾挪；思想，需要如大鸟之翼驭风而行。这两种能力，在杨团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一个充分体现杨团性格的会
刚在深圳领完奖，杨团立即飞回北京，21日，有一个关于慈善法的研讨会需要她张罗。
这是一个充分体现杨团性格的会，会议除去午餐时间，上午下午严格把控在390分钟之内，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接近80%的参会者参与了发言讨论。杨团要求所有的人“放开心态，尽心会审、专心致志、排除干扰”，因为“这个会对中国公益慈善太重要了！”
会议以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为主办方，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等5方为协办方，有政界、学界、NGO界、企业界、传媒界等各界人士参加。主持人邓胜国开场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为了开今天这个会，昨天杨老师就给我微信留言说邓国胜，你到哪了？吓我一跳，今天开会，她昨天就问我到哪了。”这就是杨团。
这个《慈善法》民间版本的研讨会杨团的组织核心身份毋庸置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六家研究机构提供了五个《慈善法》的民间版本。
《慈善法》是社会法，其所涉法律关系之广，领域之多，人群之众，问题之复杂有目共睹。在杨团理解，“慈善立法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为社会赋权，为愿意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公民赋权。”在国家立法的草案尚未出台，还未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民间多家研究机构自发组织起来撰写民间版本，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第一次。而民间不仅做研究，还组织和收集版本，召开社会各界对民间立法版本的研讨会，这也是第一次。这两个“第一次”，正是杨团“社会协治”理念的最好体现。
在深圳杨团向中国财富细细阐述了她的“社会协治”思想。杨团提出社会协治的思想时，“社会学界的学者统统反对”，她说。一些人认为这个观念落后于现行的提法——“社会共治”，是主动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协助上，而放弃了“共同治理”的主体地位。
“大公益时代”
杨团对中国公益慈善有着深刻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对应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她对党、政、社会三者的关系的思考更多的是来自于她几十年的公益实践。从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涉慈善公益，到2005年践行“农禾之家联盟”，再到“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让她对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在政策的缝隙中生存、生长有深刻的体会。“我承认党和政府是中心，民间用协同的姿态，不添乱，协助和帮助把党和政府好的方向变成好的政策，把好的政策落地，谈太多太高的口号没用。”
“协治的理念非常明确，就是承认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是协同党和政府做好治理，其实现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这个。”杨团说。
杨团认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是“社会”这个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了，中国社会生态土壤正在改变中，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团、社群大量存在，尽管它们当中有很多是没有获得登记的，或者没有备案，但这样一个个的分子，凝结成一个个的团粒结构，再由团粒结构，连成社会。这让社会的土壤不板结，可以自由呼吸，可以有水分，可以成长，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土壤。
杨团预言，在互联网时代，注册登记的公益慈善组织只是一种形式，而成千上万的自组织社团将以网络社群的方式存在，而且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公益慈善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在自由组合中自我生成、自我发展、互相借鉴的秩序，是一种多元情感、多元利益，多元价值观，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自律式管理。它让出自于人的天然情感的人们，尽管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迅速地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相互认同，只要在电脑、手机上动动手指，瞬间便能聚合成巨大的公益力量。
对于这种如潮水般涌现的民间激情和力量，杨团将之总结成“大公益时代”。
2010年3月，在筹备世界公益论坛发起人会议时，杨团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身份首提“大公益”概念，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互联时代，“人人都有公益责任，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人人都是公益人”。这在很多人对公益的认识还限于扶危济困的传统慈善的当时，无异推开了一扇认识公益的窗户。“传统慈善仅仅是现代民间公益的一小部分。现代慈善可以界定为现代民间公益，而大公益又超越了一个国家且限于民间的公益，它是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的，是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都要联合起来，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例如反恐、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和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等等大目标上协同一致行动。”杨团说。而她把公益无国界，最大限度统合的多主体协同行动作为大公益的最高理想。
或许是呼应了这种社会力量的蓬勃生长，2013年《慈善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使得在立法道路慢跑了近十年的《慈善法》被推上快车道。近日，国务院又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更加显示着本届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视和对《慈善法》早日立法的决心。 “快，并不是一件好事”，尽管一直以来是《慈善法》立法的积极促进者，杨团对当前的立法局势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她不希望快，她希望立法者能够充分听取民间慈善行动者的意见。“现在有许多慈善公益组织都是在政策的夹缝里生存，如果慈善法出来，把所有的缝隙都堵上，我们要这样的法干吗？”“被管起来，被限制住”是她对现实的担忧，而能否更多地考虑到当前公益慈善的时代动向，给未来的社会更大的空间，让公益慈善能够良性成长，是另一种担忧。
越做，心里越有谱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杨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者，参与到对山西永济市的一个农民自发合作组织“蒲韩乡村社区”的观察、研究和指导当中，这个典型案例让杨团颇为兴奋，因为这个农民协会的诞生正好在1978年农村分田到户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这两个重大制度变革时点上的中国农村。此时的中国农村贫富差距迅速拉开，农民权益保护与经济收入、公共福利等问题并驾齐驱、愈演愈烈，国家用尽种种方式却不见太多改善，这就是时时出现于国家重大决策文件中的“三农问题”。
为了寻找这个农民协会的出路，杨团到台湾、韩国去考察、观察、访问，在一路的行走中，一路思考，一路撰写文章。“台湾农业的基础还是小农户，台湾也出现了过度开发导致农地逐渐被其他工商业蚕食，以及农业人口老化、休耕面积扩大等现象，城乡差别有拉大的趋势，但是，台湾的农村没有凋敝，反而又重新让8433公顷的农地活化复耕”。
杨团认定，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农协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过去政府统揽权力号令一切的“人民公社”，“蒲韩乡村社区”农民每户自愿交一块钱用于村里垃圾收集，从而让整个乡村干净整洁的故事，正是农民自我成长的一个好证明。农民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不要政府一文钱的支持，就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又能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还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2005年底，农禾之家联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农民们说要不要登记一个组织，我就说，这事我劝你们5年之内不要去考虑，5年之后再说，现在到明年就10年了，我说第二个5年登记还是困难的”。杨团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不能登记不等于不做事。杨团绝对是遇到困难迎着上的那种人。对此，她解释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出来的，并且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解决困难。
“农禾之家联盟”发展十年到现在已经有144家农民合作组织，遍及全国22个省，而合法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兼做联盟的秘书处，用小马拉大车，保护联盟的发展。这几年，中心的事业做大，帮助了联盟成长。杨团说她觉得越往前做，心里越有谱了。
这就是“社会权力”的成长。杨团说，社会权力是介于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的一种权力，它蓬勃生长不可阻挡。它可以协同公权力，也可以协同私权力，而承载这种社会权力的，正是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行动。而这种力量要做的正是“协治”，公民用自己的行动，让自己生存的社会变得更好。
杨团向中国财富推荐看她母亲韦君宜写的纪念她父亲杨述的文章：《我们这一代为何这么多悲剧》，杨团说看这篇文章就会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韦君宜写给杨述的悼文，“一起生活了39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辛酸和与惨苦”，经历了“延安抢救”被打成特务，“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至死都没有等到平反的消息。韦君宜和杨述是一代忠诚于党的老知识分子，用她的话说是“一代老信徒”，她在文章的最后以哭杨述的方式呼喊：“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杨团说，这就是她不停歇的动力所在——只要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她都不会畏惧艰难险阻，她会迂回曲折地找到向前的路。
而公益，特别是聚合起社会力量的大公益，在她看来，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动力。
“我今年65岁，已经退休，但我的公益路还长着呢。”她哈哈笑着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