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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旅游业有了自上而下的战略高度上的定位，但对于其实际发展来说，将国家意志落实到民间行为尚需努力。
经过多年筹备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或许会从系统性的高度对未来我国的旅游休闲产业和居民的旅游休闲活动做出全局规划。就目前而言，《旅游法》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动议近30年的行业大法有望在今年年底推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首次施行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措施，以及国家发改委先后公布的两批共280多家降价或免费景区名单，标志着国家对于推动旅游休闲发展的政策倾斜与重视。但是，对于国民旅游休闲的落实来说，路还很长。
现实篇
未出游的人们
是什么让国民留在家中没有出门旅游？
旅游休闲需要有闲也需要有钱。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居民收入的群体差异都很大，有钱也有闲的人的比例不高。而追根究底，重视休闲的心态，是影响人们最终是否出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1998年开始在广州经营制衣厂的老徐说自己从未出去旅游过。“养活家人和员工就压力大得不得了了。就算法律上有10天假，我也不愿意休息。如果我给工人放10天假，他们收入少了，自己都不干。”老徐说。
“国人崇尚勤劳，摒弃不劳而获，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动力，但同时反映出国人在处理生活与工作关系方面的态度失之偏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室主任陈田认为，工作绝对高于休闲，甚至高于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这种意识到了需要更正的时候了。
休闲观念落后根深蒂固，社会保障不健全也是羁绊之一。当前，社会保障水平过低，职业间、阶层间保障层级不同，差距比较大，使得国民对未来的安全感缺乏预期，无法放心地将自己的收入用于旅游休闲开支。即使是老徐这样的“老板”，也希望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来防范生意上及疾病、养老上的风险，更不用说个体劳动者、农民等等低收入群体。如果要大力培养旅游休闲消费，将国民最终消费培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就必须不断在完善社会福利方面动脑筋，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全球的100位左右。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率呈现持续递减状态，居民收入增长难以出现跨越性的变化。巨大的收入层级，使得14亿人口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充裕的财力去轻松地旅游休闲。低收入者仍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准上。
时间是横亘在劳动者与旅游休闲之间的另一道门槛。
穆子希在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工作超过10年，现在担任某大型制造企业的人事主管。“10年了，我只休过一个年假，这期间还没能够出游，而是零零散散地处理了些私事。”
对于很多企业白领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调休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了生产需要，员工没有可能获得长假去旅游。一项针对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的调查显示，72%的农民工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7.4%的农民工一年中至少有一次连续上班超过30天。虽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就开始施行，但人们仍对其可操作性和贯彻力度存疑。
高企的旅游成本
穆子希记得的最好的旅游体验是在杭州的西湖景区。那里实行免票游览，不付钱的美景一览无余。但美景也是“限时赏味”，到了晚上，得走很远才能找到价格合适的住处，西湖边寸土寸金，已经被五星级豪华酒店和私人会所全面占领。
“吃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对旅游者钱包实力的考量。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全国游客满意度报告显示，国内游客对旅游价格和性价比的满意度大幅下降。
门票等旅游价格成为影响国内游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二三百元的门票价格在一些5A级景区并不鲜见，今年又开始了新一轮堂而皇之的涨价。就在国家公布280多家降价景区名单之前的9月，四川省仍然在调整峨眉山风景区价格，其中旺季185元/人次，淡季110元/人次，其涨幅超过了20。高企的门票价格使得普通大众只能望洋兴叹。
穆子希在西湖遇到的住宿难题并不孤立，许多景区豪华酒店、别墅建了很多，普通游客能承受的旅馆、客栈或者露营地却供不应求。交通成本也给人们施加着压力。特别是对于自驾游来说，油费、路桥费都是不小的开支。至于“吃”和“购”，更是某些不良商家和旅行社“宰客”的“法宝”。
此外，在某些地方的旅游发展规划上，出现了向高档产品集中的趋势，看起来体面、豪华的高端项目往往容易受到政府和投资商的青睐，邮轮、游艇、高尔夫等项目蜂拥而上。“这些面向富裕人群的高端休闲活动，客观来说确有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目前旅游市场需求的主体仍然在大众旅游上，开拓平民化的城市休闲活动尤为迫切。”陈田说。
供给不足的产品
穆子希印象最坏的一次旅游是去杭州龙井，到处有人推销茶叶，景区人山人海，什么诗情画意都没了。网友们造出了一幅形象的“文字图”来调侃这种情况：几行满满的“人”字中间，“风景区”三个字异常难寻——“这个国庆节你真的要出去旅游吗？”
由此折射出的，正是目前优秀旅游休闲产品供应不足的现状。基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只释放了一部分的旅游休闲需求就对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精品旅游景区更是人满为患。据统计，去年某些5A级景区平均每天有1万～2万游客涌入，其自然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的接待能力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更令人担忧的是，“私有化”的倾向也在蚕食着本就不太充足的旅游资源与休闲空间，使旅游休闲的供方严重不足。
在国际旅游投资协会总干事王琪看来，近一年疯狂上马的旅游地产项目，其危害性已经殃及本来就所剩不多的环境生态尚保存完好的净土。游客如果真的去了景区，他们会发现，已经无法休闲，无处居住了。“轮番下来，付出代价的，就是不会说话的自然环境。原来可以建成景区、国家公园、公共绿地的场所，现在成了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住宅、会所，只有少数人才能涉足，其面向公众的可能性被永远剥夺，这与近几年来国家对全民休闲的倡导背道而驰。”王琪认为。 此外，旅游专项产品亦十分匮乏。旅游产品应该能够满足旅游者寻求个性化服务、灵活性游览、多元化选择的需求，而我国旅游休闲产业在这方面的发展现状远未满足需要，面向不同特征人群的个性化产品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
根据2011年国家旅游局的数据统计，我国的景区集中在自然类和历史文化类的传统型，在各类景区中占比超过四成。乡村旅游类和度假休闲类旅游景区异军突起，但工业类、科技教育类旅游景区数量偏少，新兴、新型旅游休闲产品数量明显不足。
缺乏关照的特殊人群
银发一族和学生族由于有充足的时间，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休闲活动中来。目前，按照国家规定，我国一些景区都采取了70岁以上老人免费参观的措施，大多数需要门票的景区和休闲场馆都有学生半价票，这是国家为弱势人群提供福利的一些表现。
“对待国民休闲发展，不能过分功利化，防止浪费型的休闲消费，不要过高地估计国民休闲消费需求和支付能力，不能只把发展休闲产业当作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忽视或弱化其改善全社会福祉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说。
但如果只满足于免票的形式，则不能充分体现旅游休闲的公益性。事实上，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的旅游休闲行为有其专有的特征，如老年人需要更多的便利设施、休息设施以及应急医疗设施，学生群体需要更多的知识介绍。同样需要特殊照顾的还有儿童、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群体。
“很多面向大众的旅游休闲景区和场所往往忽视了这一点。”陈田认为，主动关注弱势群体的旅游休闲权益，让他们充分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关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义务。目前，我们把旅游休闲的经济功能看得太重，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社会功能。表现在公益性的旅游休闲产品短缺，公共休闲空间被蚕食和高门票景区盛行，这些都已经成为惠及一个群体享受旅游休闲权益的“新门槛”。此外，作为福利性赠与、奖励性旅游以及无障碍旅游休闲系统建设，也与未来《纲要》要求差距很大。
对策篇
引导国民休闲时间
“连续多年的‘十一黄金周’井喷只是一连串的‘报警信号’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这样解读景区的人山人海，“就现在这种休假制度来说，由于长假供给的短缺，民众出游需求的‘堰塞湖’已经形成。”
刘思敏对于“五一”长假的取消颇有异议，他认为这势必把超负荷的人流引向国庆黄金周，给国庆长假带来诸多管理难题。而恢复“五一黄金周”势在必行。“从季节因素上来分析，‘五一’期间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全国性旅游最佳季节到来的时候。此外，这么多年来人们形成的‘五一黄金周’的出行惯性还没有完全消退，恢复过来也是顺理成章。”
刘思敏建议，解决大众出行“堰塞湖”的根本之道是，在进一步切实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基础上，增设春夏黄金周或避暑黄金周。现有的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可以采取新的放假办法，在节日当天放假一天，原则上不调休，若节日在双休日期间，则不再另行放假或补假。这样就既能保证传统节日可以处于休假状态，又不至于因为频繁的调休严重打乱工作节奏。居民如果还有更多的旅游休闲需求，则可以利用国家规定的带薪假期来灵活安排。
对于带薪休假的落实，陈田建议，增加相关法律条文，鼓励用工企业保障员工休息权。带薪休假权益的落实问题与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应该用奖励手段对企业中存在的加班问题进行疏导，而不是一味堵截。
“出租车行业的司机，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休假、休多长时间。但谁来给他们带薪？每天的份子钱谁来买单？”陈田说，“中小民营企业落实带薪休假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国家只是要求企业承担义务，却没有考虑分担他们落实义务的相应成本。”
以法规保权利
“从我国现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中，我们找不到‘旅游用地’或‘休闲用地’的位置，我们没有为人们旅游休闲提供专用的土地。”陈田介绍。
现在很多旅游休闲性质的农业观光园都是按设施农业的项目用地来申报的，而城市的户外休闲场所只有公园，虽然很多城市提供免费公园，但也设定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异化的人均指标门槛，并不能满足国民的旅游休闲需求。陈田认为，应将保障国民的休闲空间作为区域发展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新发展理念，将旅游休闲空间需求逐步纳入到区域发展、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管制体系中去，将满足旅游休闲的用地需求提升到与生态保护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和各类生产用地需求并重的高度。
“在当前形势下，老百姓更需要培养创业计划、减税计划、教育计划、培训计划等，还没有迫切需要旅游和休闲的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中心副主任刘德谦指出。现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居民提供完善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基础供应，以增强国民对国家经济和自身经济安全的信心，解除居民旅游休闲消费的后顾之忧。
“法律法规中应该对旅游休闲产品和场所设置一定的标准，强制或鼓励它们对老人、青少年、残障人士等等减免费用、配套安保设施、医疗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等。”陈田建议立法保障特殊人群的休闲权。对于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小到无障碍通道，大到专门的休闲产品设计，需要更多的休闲场所参与，需要决策层提供更多的政策和物质支持，引导他们参与休闲活动。
完善设施和服务
“要提倡大众旅游休闲，就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体现对大众化休闲活动的人文关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室副主任刘家明建议效仿香港，大力发展郊野公园等大众休闲场所。香港政府于1976年制定了郊野公园条例，在高强度的城市发展和旺盛的土地需求的情况下，香港郊野仍然保持青山隐隐，绿意盎然。除了烧烤场和标志牌，这些郊野公园中还遍布着游客中心、伤残人士乐园、儿童乐园、露营地、醒目的报警点、有明确编码的求助定位点等等大量的服务和安保设施，为一般民众提供了“惠而不费”的旅游休闲场所。“不像我们的郊野公园没人维护，北京的郊野公园设施和服务都非常不完善。”
鉴于个性化旅游需求不断发展，市场却缺乏专项产品的情况，陈田建议，各地应大力发展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庭化的旅游需求，同时要鼓励发展个性化的专业休闲项目俱乐部和专项旅行社。
杭州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国走在了前列。十年前成立的杭州市旅游集散中心，现已成为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散客自助旅游、客房预订、票务预订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 “旅游超市”；杭州旅游咨询服务体系还包括可以覆盖整个大杭州范围的旅游咨询点服务网络，至今年9月，杭州全市已建成了136个旅游咨询点，拥有近300人的咨询员队伍。
转变休闲价值观
步入休闲时代，让国民能够享受良好的旅游休闲环境，让全社会学会尊重国民休闲权益，这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也是推进全民休闲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让有钱的人学会找闲享受闲，让有点钱和闲的人能够便利地去旅游休闲，让少钱少闲的人也有机会去休点闲，应该是我们完善国民休闲制度的核心问题和政策关注点。”陈田指出。
让有钱的人学会找闲享受闲。陈田觉得这里面需要改变的是观念问题。国人崇尚勤劳、事业为先的理念根深蒂固。常听到身边的人这样说：“工作太忙哪有时间去旅游休闲”，“等有时间了再说”，“等退休了再去吧”等等，大部分人并没有把旅游休闲放在重要位置，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它作为一个奢侈品来看待。因此，要想推进全民休闲，上述观念一定要打破。让休闲和会休闲成为“健康生活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现社会人文关怀的一种风尚，是需要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来正面倡导和制度化推进的。
将旅游产业发展为支柱产业，需要依托的是“普遍有闲”、“人人都能享受休闲”的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多一点优惠政策，多一点投入，多一点引导，可能就会离全民休闲的目标近一点，让国民的幸福感更强一点。
（田永芳、刘辰对此文亦有贡献）
经过多年筹备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或许会从系统性的高度对未来我国的旅游休闲产业和居民的旅游休闲活动做出全局规划。就目前而言，《旅游法》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动议近30年的行业大法有望在今年年底推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首次施行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措施，以及国家发改委先后公布的两批共280多家降价或免费景区名单，标志着国家对于推动旅游休闲发展的政策倾斜与重视。但是，对于国民旅游休闲的落实来说，路还很长。
现实篇
未出游的人们
是什么让国民留在家中没有出门旅游？
旅游休闲需要有闲也需要有钱。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居民收入的群体差异都很大，有钱也有闲的人的比例不高。而追根究底，重视休闲的心态，是影响人们最终是否出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1998年开始在广州经营制衣厂的老徐说自己从未出去旅游过。“养活家人和员工就压力大得不得了了。就算法律上有10天假，我也不愿意休息。如果我给工人放10天假，他们收入少了，自己都不干。”老徐说。
“国人崇尚勤劳，摒弃不劳而获，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动力，但同时反映出国人在处理生活与工作关系方面的态度失之偏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室主任陈田认为，工作绝对高于休闲，甚至高于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这种意识到了需要更正的时候了。
休闲观念落后根深蒂固，社会保障不健全也是羁绊之一。当前，社会保障水平过低，职业间、阶层间保障层级不同，差距比较大，使得国民对未来的安全感缺乏预期，无法放心地将自己的收入用于旅游休闲开支。即使是老徐这样的“老板”，也希望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来防范生意上及疾病、养老上的风险，更不用说个体劳动者、农民等等低收入群体。如果要大力培养旅游休闲消费，将国民最终消费培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就必须不断在完善社会福利方面动脑筋，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全球的100位左右。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率呈现持续递减状态，居民收入增长难以出现跨越性的变化。巨大的收入层级，使得14亿人口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充裕的财力去轻松地旅游休闲。低收入者仍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准上。
时间是横亘在劳动者与旅游休闲之间的另一道门槛。
穆子希在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工作超过10年，现在担任某大型制造企业的人事主管。“10年了，我只休过一个年假，这期间还没能够出游，而是零零散散地处理了些私事。”
对于很多企业白领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调休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了生产需要，员工没有可能获得长假去旅游。一项针对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的调查显示，72%的农民工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7.4%的农民工一年中至少有一次连续上班超过30天。虽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就开始施行，但人们仍对其可操作性和贯彻力度存疑。
高企的旅游成本
穆子希记得的最好的旅游体验是在杭州的西湖景区。那里实行免票游览，不付钱的美景一览无余。但美景也是“限时赏味”，到了晚上，得走很远才能找到价格合适的住处，西湖边寸土寸金，已经被五星级豪华酒店和私人会所全面占领。
“吃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对旅游者钱包实力的考量。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全国游客满意度报告显示，国内游客对旅游价格和性价比的满意度大幅下降。
门票等旅游价格成为影响国内游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二三百元的门票价格在一些5A级景区并不鲜见，今年又开始了新一轮堂而皇之的涨价。就在国家公布280多家降价景区名单之前的9月，四川省仍然在调整峨眉山风景区价格，其中旺季185元/人次，淡季110元/人次，其涨幅超过了20。高企的门票价格使得普通大众只能望洋兴叹。
穆子希在西湖遇到的住宿难题并不孤立，许多景区豪华酒店、别墅建了很多，普通游客能承受的旅馆、客栈或者露营地却供不应求。交通成本也给人们施加着压力。特别是对于自驾游来说，油费、路桥费都是不小的开支。至于“吃”和“购”，更是某些不良商家和旅行社“宰客”的“法宝”。
此外，在某些地方的旅游发展规划上，出现了向高档产品集中的趋势，看起来体面、豪华的高端项目往往容易受到政府和投资商的青睐，邮轮、游艇、高尔夫等项目蜂拥而上。“这些面向富裕人群的高端休闲活动，客观来说确有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目前旅游市场需求的主体仍然在大众旅游上，开拓平民化的城市休闲活动尤为迫切。”陈田说。
供给不足的产品
穆子希印象最坏的一次旅游是去杭州龙井，到处有人推销茶叶，景区人山人海，什么诗情画意都没了。网友们造出了一幅形象的“文字图”来调侃这种情况：几行满满的“人”字中间，“风景区”三个字异常难寻——“这个国庆节你真的要出去旅游吗？”
由此折射出的，正是目前优秀旅游休闲产品供应不足的现状。基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只释放了一部分的旅游休闲需求就对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精品旅游景区更是人满为患。据统计，去年某些5A级景区平均每天有1万～2万游客涌入，其自然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的接待能力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更令人担忧的是，“私有化”的倾向也在蚕食着本就不太充足的旅游资源与休闲空间，使旅游休闲的供方严重不足。
在国际旅游投资协会总干事王琪看来，近一年疯狂上马的旅游地产项目，其危害性已经殃及本来就所剩不多的环境生态尚保存完好的净土。游客如果真的去了景区，他们会发现，已经无法休闲，无处居住了。“轮番下来，付出代价的，就是不会说话的自然环境。原来可以建成景区、国家公园、公共绿地的场所，现在成了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住宅、会所，只有少数人才能涉足，其面向公众的可能性被永远剥夺，这与近几年来国家对全民休闲的倡导背道而驰。”王琪认为。 此外，旅游专项产品亦十分匮乏。旅游产品应该能够满足旅游者寻求个性化服务、灵活性游览、多元化选择的需求，而我国旅游休闲产业在这方面的发展现状远未满足需要，面向不同特征人群的个性化产品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
根据2011年国家旅游局的数据统计，我国的景区集中在自然类和历史文化类的传统型，在各类景区中占比超过四成。乡村旅游类和度假休闲类旅游景区异军突起，但工业类、科技教育类旅游景区数量偏少，新兴、新型旅游休闲产品数量明显不足。
缺乏关照的特殊人群
银发一族和学生族由于有充足的时间，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休闲活动中来。目前，按照国家规定，我国一些景区都采取了70岁以上老人免费参观的措施，大多数需要门票的景区和休闲场馆都有学生半价票，这是国家为弱势人群提供福利的一些表现。
“对待国民休闲发展，不能过分功利化，防止浪费型的休闲消费，不要过高地估计国民休闲消费需求和支付能力，不能只把发展休闲产业当作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忽视或弱化其改善全社会福祉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说。
但如果只满足于免票的形式，则不能充分体现旅游休闲的公益性。事实上，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的旅游休闲行为有其专有的特征，如老年人需要更多的便利设施、休息设施以及应急医疗设施，学生群体需要更多的知识介绍。同样需要特殊照顾的还有儿童、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群体。
“很多面向大众的旅游休闲景区和场所往往忽视了这一点。”陈田认为，主动关注弱势群体的旅游休闲权益，让他们充分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关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义务。目前，我们把旅游休闲的经济功能看得太重，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社会功能。表现在公益性的旅游休闲产品短缺，公共休闲空间被蚕食和高门票景区盛行，这些都已经成为惠及一个群体享受旅游休闲权益的“新门槛”。此外，作为福利性赠与、奖励性旅游以及无障碍旅游休闲系统建设，也与未来《纲要》要求差距很大。
对策篇
引导国民休闲时间
“连续多年的‘十一黄金周’井喷只是一连串的‘报警信号’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这样解读景区的人山人海，“就现在这种休假制度来说，由于长假供给的短缺，民众出游需求的‘堰塞湖’已经形成。”
刘思敏对于“五一”长假的取消颇有异议，他认为这势必把超负荷的人流引向国庆黄金周，给国庆长假带来诸多管理难题。而恢复“五一黄金周”势在必行。“从季节因素上来分析，‘五一’期间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全国性旅游最佳季节到来的时候。此外，这么多年来人们形成的‘五一黄金周’的出行惯性还没有完全消退，恢复过来也是顺理成章。”
刘思敏建议，解决大众出行“堰塞湖”的根本之道是，在进一步切实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基础上，增设春夏黄金周或避暑黄金周。现有的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可以采取新的放假办法，在节日当天放假一天，原则上不调休，若节日在双休日期间，则不再另行放假或补假。这样就既能保证传统节日可以处于休假状态，又不至于因为频繁的调休严重打乱工作节奏。居民如果还有更多的旅游休闲需求，则可以利用国家规定的带薪假期来灵活安排。
对于带薪休假的落实，陈田建议，增加相关法律条文，鼓励用工企业保障员工休息权。带薪休假权益的落实问题与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应该用奖励手段对企业中存在的加班问题进行疏导，而不是一味堵截。
“出租车行业的司机，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休假、休多长时间。但谁来给他们带薪？每天的份子钱谁来买单？”陈田说，“中小民营企业落实带薪休假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国家只是要求企业承担义务，却没有考虑分担他们落实义务的相应成本。”
以法规保权利
“从我国现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中，我们找不到‘旅游用地’或‘休闲用地’的位置，我们没有为人们旅游休闲提供专用的土地。”陈田介绍。
现在很多旅游休闲性质的农业观光园都是按设施农业的项目用地来申报的，而城市的户外休闲场所只有公园，虽然很多城市提供免费公园，但也设定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异化的人均指标门槛，并不能满足国民的旅游休闲需求。陈田认为，应将保障国民的休闲空间作为区域发展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新发展理念，将旅游休闲空间需求逐步纳入到区域发展、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管制体系中去，将满足旅游休闲的用地需求提升到与生态保护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和各类生产用地需求并重的高度。
“在当前形势下，老百姓更需要培养创业计划、减税计划、教育计划、培训计划等，还没有迫切需要旅游和休闲的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中心副主任刘德谦指出。现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居民提供完善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基础供应，以增强国民对国家经济和自身经济安全的信心，解除居民旅游休闲消费的后顾之忧。
“法律法规中应该对旅游休闲产品和场所设置一定的标准，强制或鼓励它们对老人、青少年、残障人士等等减免费用、配套安保设施、医疗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等。”陈田建议立法保障特殊人群的休闲权。对于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小到无障碍通道，大到专门的休闲产品设计，需要更多的休闲场所参与，需要决策层提供更多的政策和物质支持，引导他们参与休闲活动。
完善设施和服务
“要提倡大众旅游休闲，就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体现对大众化休闲活动的人文关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室副主任刘家明建议效仿香港，大力发展郊野公园等大众休闲场所。香港政府于1976年制定了郊野公园条例，在高强度的城市发展和旺盛的土地需求的情况下，香港郊野仍然保持青山隐隐，绿意盎然。除了烧烤场和标志牌，这些郊野公园中还遍布着游客中心、伤残人士乐园、儿童乐园、露营地、醒目的报警点、有明确编码的求助定位点等等大量的服务和安保设施，为一般民众提供了“惠而不费”的旅游休闲场所。“不像我们的郊野公园没人维护，北京的郊野公园设施和服务都非常不完善。”
鉴于个性化旅游需求不断发展，市场却缺乏专项产品的情况，陈田建议，各地应大力发展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庭化的旅游需求，同时要鼓励发展个性化的专业休闲项目俱乐部和专项旅行社。
杭州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国走在了前列。十年前成立的杭州市旅游集散中心，现已成为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散客自助旅游、客房预订、票务预订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 “旅游超市”；杭州旅游咨询服务体系还包括可以覆盖整个大杭州范围的旅游咨询点服务网络，至今年9月，杭州全市已建成了136个旅游咨询点，拥有近300人的咨询员队伍。
转变休闲价值观
步入休闲时代，让国民能够享受良好的旅游休闲环境，让全社会学会尊重国民休闲权益，这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也是推进全民休闲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让有钱的人学会找闲享受闲，让有点钱和闲的人能够便利地去旅游休闲，让少钱少闲的人也有机会去休点闲，应该是我们完善国民休闲制度的核心问题和政策关注点。”陈田指出。
让有钱的人学会找闲享受闲。陈田觉得这里面需要改变的是观念问题。国人崇尚勤劳、事业为先的理念根深蒂固。常听到身边的人这样说：“工作太忙哪有时间去旅游休闲”，“等有时间了再说”，“等退休了再去吧”等等，大部分人并没有把旅游休闲放在重要位置，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它作为一个奢侈品来看待。因此，要想推进全民休闲，上述观念一定要打破。让休闲和会休闲成为“健康生活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现社会人文关怀的一种风尚，是需要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来正面倡导和制度化推进的。
将旅游产业发展为支柱产业，需要依托的是“普遍有闲”、“人人都能享受休闲”的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多一点优惠政策，多一点投入，多一点引导，可能就会离全民休闲的目标近一点，让国民的幸福感更强一点。
（田永芳、刘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