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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经历20多年的对峙，终于由冷战转为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风雨旅程。中美两国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和尼克松，在纷繁多变的国际局势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互通谈判信息，从而叩开中美两国不该封闭的国门，他们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设计者和开拓者，中美两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背 景
新中国成立后，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等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是美国武装侵略朝鲜、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等事件爆发后，更把中美关系推到了严重敌对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渐次恶化，昔日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同盟解体破裂，进而发生边界争端，势若水火；美国因陷于侵略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角逐中开始处于守势。在美苏中战略格局中，尼克松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麦克法考尔所说：“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
此时，美国在侵越战争中的财政开支累计多达2000多亿美元，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已经出动全国近二分之一的地面部队，五分之一的空军力量，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可是，侵越战争并没能实现其预期的目的，相反，美国却付出死伤几十万官兵的惨重代价，于是，反战运动遍布美国的大小城市。美国朝野上层人士也已经开始厌恶这场战争，正在寻求新的方法，争取尽可能快和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这时，苏联却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其核力量已经追上美国，各类常规武器也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尤为值得警觉的是，苏联海军力量的发展，早已超乎常态。它的远洋舰时常在地中海和各大洋游弋，公开地向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挑战。1969年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新的战略态势，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队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由苏联挑起的中苏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
除却苏联的军事威胁外，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仍在升级，并且还不时地侵犯中国领空，中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干扰，因为，全国的所有工作都被迫转入了“时刻准备打仗”的备战轨道。军费预算逐年递增，军队总兵力扩充到660万。为防止战争破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国家大型企业依照“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而大搬家，半数以上的资金投入“大三线”的战略后方，整个国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
处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尼克松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说：“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四位元帅共召开了23次座谈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7月，美国放宽对中国贸易和旅行限制，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
总之，在美国方面看来，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还要对付苏联的挑战，所有这些都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北方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的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
试 探
早在1967年1月，尼克松为《外交季刊》所写的文章中，就提到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久，他又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法国，在和戴高乐总统谈到中国时，他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递信息。他对叶海亚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他告诉齐奥塞斯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真诚地向齐奥塞斯库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10月，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给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去接触中国外交官。12月3日，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天晚上，几乎所有驻波兰的东西方外交官都来观看展览。斯托塞尔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观察，终于发现两位中国人走进大厅，这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于是，斯托塞尔便径直朝他俩走去。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在没有得到国内的明确指示之前，对于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与他有丝毫的接触。所以，一当看见斯托塞尔朝自己走来时，他俩便匆匆走出大厅。可是，斯托塞尔还是穷追不舍，并且边追边用波兰话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批准恢复已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没过几个小时，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而且，麦克洛斯基在讲话中反反复复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疑惑地问道：“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听后，笑着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的试探性的信息发出已经多时了，可是，大洋彼岸的中国却仍是那么平静，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时隔不久，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国宴上，又以羡慕的口吻说，罗马尼亚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坦率地将之称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多勃雷宁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馆后，立即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要求对此用语作出解释。基辛格在电话中俏皮地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尼克松所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他传递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1971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传来令人振奋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吹 风
早在尼克松试图改善中美关系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理同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问题了。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谈到中美关系。他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七年后的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说：
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
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也曾想为中美关系做些低姿态的工作，如，交换新闻记者，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等到中国旅行的限制。然而，毛泽东认为，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是个大前提，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也就勿须急于去解决别的小问题。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这篇文章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急于改善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要改变，为此，他让周恩来等人阅读这篇文章。
这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美国的总统竞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美国共和党将在大选中获胜，尼克松肯定会当选美国总统。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真的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中国时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对这段话十分注意，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立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毛泽东还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于是，美国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亲切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并且特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后，毛泽东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一张新闻照片，照片上只有毛泽东和斯诺夫妇等四人。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忽略了如此重要的信息。后来，基辛格回忆说：“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接着，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再次与斯诺长谈，其中特别谈到中美关系。他说：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毛泽东预测道：“我看，1972年的上半年(尼克松)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谈话步步深入，斯诺又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Iand(长岛)。”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斯诺担当的便是这样的角色。
回 应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和周恩来等多次会谈，并经毛泽东同意，通过一个双方将在同一时间公布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亲临迎接，尼克松自舷梯走下时，两人热烈握手，周恩来寓意深刻地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后来，尼克松也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不足三个小时，便受到毛泽东接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政治信仰两极的领袖毛泽东和尼克松，终于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会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在赏识他的新的对华政策。所以，尼克松回答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这样。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定会见时间只有15分钟，没想到，他们之间轻松活跃的谈话，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尼克松后来说，这次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这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
中美双方的最高级会谈，经过反复磋商和唇枪舌剑，终于达成最后文本——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回国后踌躇满志，正以积极的姿态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然而，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受到弹劾，不得不辞职，中美关系也因此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会见两位美国前总统的后代——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与他们进行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他对朱莉说：“欢迎你父亲再到中国来，我会等着他的。”2月6日，新华社播发新闻公告，正式邀请尼克松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四周年之际再次访华。2月2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尼克松，尼克松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竟能以坚强的毅力，与他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思维清晰、睿智的谈话。
尼克松访华后半年多，毛泽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一直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己的最后心愿，并试图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影响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1976年11月，美国举行大选，在职总统福特本以为可以连选连任，可是，却败给了卡特，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邀请下野总统尼克松访华，间接地批评福特的对华政策。卡特上台后立即修正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从1978年7月12日开始，与中国进行近半年的建交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通过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毛泽东的生前愿望终于化作现实。
(责编 郄 智)
背 景
新中国成立后，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等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是美国武装侵略朝鲜、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等事件爆发后，更把中美关系推到了严重敌对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渐次恶化，昔日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同盟解体破裂，进而发生边界争端，势若水火；美国因陷于侵略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角逐中开始处于守势。在美苏中战略格局中，尼克松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麦克法考尔所说：“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
此时，美国在侵越战争中的财政开支累计多达2000多亿美元，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已经出动全国近二分之一的地面部队，五分之一的空军力量，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可是，侵越战争并没能实现其预期的目的，相反，美国却付出死伤几十万官兵的惨重代价，于是，反战运动遍布美国的大小城市。美国朝野上层人士也已经开始厌恶这场战争，正在寻求新的方法，争取尽可能快和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这时，苏联却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其核力量已经追上美国，各类常规武器也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尤为值得警觉的是，苏联海军力量的发展，早已超乎常态。它的远洋舰时常在地中海和各大洋游弋，公开地向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挑战。1969年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新的战略态势，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队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由苏联挑起的中苏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
除却苏联的军事威胁外，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仍在升级，并且还不时地侵犯中国领空，中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干扰，因为，全国的所有工作都被迫转入了“时刻准备打仗”的备战轨道。军费预算逐年递增，军队总兵力扩充到660万。为防止战争破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国家大型企业依照“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而大搬家，半数以上的资金投入“大三线”的战略后方，整个国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
处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尼克松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说：“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四位元帅共召开了23次座谈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7月，美国放宽对中国贸易和旅行限制，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
总之，在美国方面看来，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还要对付苏联的挑战，所有这些都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北方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的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
试 探
早在1967年1月，尼克松为《外交季刊》所写的文章中，就提到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久，他又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法国，在和戴高乐总统谈到中国时，他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递信息。他对叶海亚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他告诉齐奥塞斯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真诚地向齐奥塞斯库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10月，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给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去接触中国外交官。12月3日，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天晚上，几乎所有驻波兰的东西方外交官都来观看展览。斯托塞尔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观察，终于发现两位中国人走进大厅，这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于是，斯托塞尔便径直朝他俩走去。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在没有得到国内的明确指示之前，对于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与他有丝毫的接触。所以，一当看见斯托塞尔朝自己走来时，他俩便匆匆走出大厅。可是，斯托塞尔还是穷追不舍，并且边追边用波兰话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批准恢复已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没过几个小时，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而且，麦克洛斯基在讲话中反反复复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疑惑地问道：“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听后，笑着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的试探性的信息发出已经多时了，可是，大洋彼岸的中国却仍是那么平静，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时隔不久，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国宴上，又以羡慕的口吻说，罗马尼亚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坦率地将之称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多勃雷宁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馆后，立即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要求对此用语作出解释。基辛格在电话中俏皮地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尼克松所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他传递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1971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传来令人振奋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吹 风
早在尼克松试图改善中美关系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理同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问题了。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谈到中美关系。他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七年后的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说：
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
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也曾想为中美关系做些低姿态的工作，如，交换新闻记者，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等到中国旅行的限制。然而，毛泽东认为，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是个大前提，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也就勿须急于去解决别的小问题。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这篇文章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急于改善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要改变，为此，他让周恩来等人阅读这篇文章。
这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美国的总统竞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美国共和党将在大选中获胜，尼克松肯定会当选美国总统。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真的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中国时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对这段话十分注意，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立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毛泽东还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于是，美国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亲切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并且特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后，毛泽东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一张新闻照片，照片上只有毛泽东和斯诺夫妇等四人。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忽略了如此重要的信息。后来，基辛格回忆说：“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接着，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再次与斯诺长谈，其中特别谈到中美关系。他说：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毛泽东预测道：“我看，1972年的上半年(尼克松)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谈话步步深入，斯诺又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Iand(长岛)。”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斯诺担当的便是这样的角色。
回 应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和周恩来等多次会谈，并经毛泽东同意，通过一个双方将在同一时间公布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亲临迎接，尼克松自舷梯走下时，两人热烈握手，周恩来寓意深刻地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后来，尼克松也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不足三个小时，便受到毛泽东接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政治信仰两极的领袖毛泽东和尼克松，终于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会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在赏识他的新的对华政策。所以，尼克松回答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这样。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定会见时间只有15分钟，没想到，他们之间轻松活跃的谈话，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尼克松后来说，这次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这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
中美双方的最高级会谈，经过反复磋商和唇枪舌剑，终于达成最后文本——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回国后踌躇满志，正以积极的姿态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然而，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受到弹劾，不得不辞职，中美关系也因此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会见两位美国前总统的后代——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与他们进行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他对朱莉说：“欢迎你父亲再到中国来，我会等着他的。”2月6日，新华社播发新闻公告，正式邀请尼克松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四周年之际再次访华。2月2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尼克松，尼克松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竟能以坚强的毅力，与他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思维清晰、睿智的谈话。
尼克松访华后半年多，毛泽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一直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己的最后心愿，并试图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影响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1976年11月，美国举行大选，在职总统福特本以为可以连选连任，可是，却败给了卡特，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邀请下野总统尼克松访华，间接地批评福特的对华政策。卡特上台后立即修正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从1978年7月12日开始，与中国进行近半年的建交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通过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毛泽东的生前愿望终于化作现实。
(责编 郄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