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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攻打天津的战役随着前线总指挥刘亚楼一声令下，枪炮声在天津响了整整一天。29小时后，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战役是刘亚楼从苏联回国后独立指挥的精彩一仗、巅峰之作，给他在陆地纵横驰骋的军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此后不久，他的战场转移到万里长空。
（一）
1948年11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的动态，改变了原定计划，提出了东野提前于11月25日左右入关的行动方案。翌日，又正式下达了《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指示，并专门指出：“林罗刘你们几位……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仔细商议了中央军委要求他们提前入关的电报。在回电中，他们虽然列举了一大堆实实在在的困难，但还是表态要想办法尽快入关。这时，东野才进入休整的第十三天。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元气尚未恢复，干部也未配齐，东北籍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有不愿入关作战的思想。
东野总部把正在沈阳举行的有各纵、师首长及司政机关领导参加的各种专业会议，立即变成入关作战的紧急动员大会。刘亚楼在会上讲了话。原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李欣后来回忆说：“刘亚楼在动员会上说，东北我军基本上是‘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其意是军师级干部南方人多，团营级干部北方人多，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东北人安土重迁，对进关有顾虑。有的战士说山海关进不了，又高又大，老鹰都飞不过去；人一进关里，大铁门哐啷一下，就回不来了。因此这次进关，一定要注意巩固部队，政治工作要根据这些特点展开。”李欣还说：“刘亚楼注重士兵工作，做政治工作很有一套，既马列又生动活泼。讲话时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像火炬……”
一番紧急动员后，刘亚楼投入到了更为紧张的筹划东野多路并进、神速入关的工作中。
11月23日，古老漫长的长城线上，出现了汹涌西进的三路大军，还有数不清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和汽车牵引车、骡马车、坦克、装甲车，烟尘滚滚，遮天蔽日。从数量到质量都为解放军之冠的东北野战军，把9个纵队和特种兵、铁道纵队80多万大军，还有15万随军民工，摆在了进关的路途上。
东野提前入关，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央军委给东野1个月的休整期，就已经很短很短了。傅作义认为东野伤亡惨重，至少要休整3个月，这是军队的常情，实实在在的事。如果傅作义知道东野连气也不喘一口就闯到他华北的地盘上来的话，那他恐怕不敢继续安稳地以逸待劳，等待3个月以后的华北大会战吧？
11月30日，林、罗、刘率轻便指挥机构从长城要隘喜峰口进入关内。一向不喜欢开玩笑的林彪忽然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前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相曹操。刘亚楼一时不解。林彪便问：三国时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刘亚楼熟知三国，脱口而出：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人马。林彪一语道破：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刘亚楼明白了，东野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83万。这一历史巧合，林彪没有忽视，以出关时的数万之众，在黑土地厮杀了几年，入关后已翻了10倍，的确是兵强马壮了。林彪不忌讳曹操的赤壁之败，刘亚楼更是胸有成竹。以此金戈铁马，入关后当是“气吞万里如虎”。
“兵者，诡道也。”林、罗、刘离开黑土地一周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日报》登出一条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经新华社广播，以迷惑敌人。傅作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野突然入关。他几乎天天派侦察机在东野可能入关的线路上来回巡逻。然而，当他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时，东野已很快就来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了。
从遵化到蓟县途中，东野是白天行军，数不清的狗皮帽子，像风中的芦花涌动着。脚步、马蹄、车轮、履带滚滚向前，大地在满天尘土中震颤着。敌机发现了目标，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林彪的吉普车曾被击中，车队停下，他和大家一起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方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12月7日，林、罗、刘乘汽车来到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因为此地距北平、天津、唐山各约90公里，平津前线司令部便于此驻营。
从这天起，刘亚楼就组织指挥着东北大军（根据军委电令，“林罗刘”兼负对华北野战军的统一指挥）的行军、接敌、展开、战斗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中央军委的部署及林、罗首长的决心，也都通过他去付诸实施。在他身上，再次明显地表明了参谋长繁重的工作：大到兵团、纵队行动方案，作战部署的拟定，战斗总结，请示报告的起草与定稿，小到属下请示的批阅与答复，以及吃喝拉撒，包罗万象。
（二）
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发去了一份长长的“详告”电报，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的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这之前的11月22日，也就是刘亚楼主持的北平第一次和谈因为傅作义的毫无诚意而中止后的第二天，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这块令他们永远遗憾的土地上消失了；在国民党军中有“骁将”之誉的军长郭景云，也自杀身亡。24日发起的张家口战役，除敌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化装成伙夫带几个随从逃窜外，近7万余人遭全歼。
当刘亚楼和东野总部首长收到中央军委的祝捷电，把满盈盈的胜利美酒举到唇边时，他们也十分清醒地看到：平绥全线的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但却增大了敌人从海上南逃的漏斗口。
按照中央军委12月11日的战略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关系全局的两着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了，就全局皆活了”。现在新保安攻克了，塘沽这个“最重要”之点，却连如何打的方案还没有踪影，真叫人着急啊！
平津前指授命邓华指挥七纵、八纵、十二纵3个纵队夺取塘沽、大沽，切断敌人东逃之路，可他们认为攻击塘沽于我不利，建议缓打。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于12月2６日电示林彪、刘亚楼（此时罗荣桓已去西柏坡）：“攻击塘沽似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适宜。”
平津前线总部，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戳向塘沽、天津。刘亚楼内心包容着岩浆一样炽热的火，仔细看着地图琢磨，眼光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他读出了地图以外的战事：塘沽以东、以北地势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河流纵横，不能构筑工事，不便大部队运动与接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并且，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守敌5个师随时准备登舰；敌十七兵团侯镜如的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统统设在军舰上——真是一根很难啃的骨头，一条很滑很滑的泥鳅，搞不好，没等你近前，它就溜，溜进大海……
这个仗不能打！可是，这又是中央军委的部署，既然军委把它列为关系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必有其战略意义。刘亚楼觉得军委的部署是有道理的：军委大局在胸，通观全盘，洞悉形势；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站在一个方面军位置上的执行者，只是对一个方面的情况熟悉，对全国这个大局至多了解个大概，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能及时知道。在否定与肯定之中，刘亚楼细细琢磨着。他决心亲自前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部队的意见。
12月28日，刘亚楼率萧华等冒着凛烈的北风乘军用吉普来到攻塘部队指挥部北塘后，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员对塘沽地形、敌情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七纵司令员邓华、一纵司令员李天佑、二纵司令员刘震认为：在这样的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而攻取天津则更有把握，有利于全局。
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更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改变作战计划，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线部队留任何商量余地。刘亚楼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回到司令部后向林彪作了汇报：塘沽是敌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得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平、津之敌也可能增援以至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退一步讲，敌人不死守，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军舰上，能老老实实地呆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你的枪一响，顶多打死三两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多少用？塘沽解放，控制出海口，这固然能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塘沽不堪，必须攻打平、津两处。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
刘亚楼如竹筒倒黄豆般一口气说出了他的想法。作为司令部参谋长，他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
林彪对刘亚楼的性格、才智和指挥能力已了如指掌，乐于倾听参谋长的意见：那你说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呢？
刘亚楼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声音明快洪亮：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心腹陈长捷防守。这里有坚强工事，有13万人。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20多万人，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
林彪静坐在桌前的藤椅上，一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他终于说话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得到林彪首肯后，刘亚楼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项建议的主要发起人。
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个小时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痛快！刘亚楼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随后，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欲望燃烧着，他向林彪请缨，由自己执行攻打天津的组织和指挥任务。
（三）
天津这一仗非同小可。如果打天津拖延了时间，解放军明春不能挥师南下，5月入夏以后，长江江水暴涨，不利于渡江作战，而蒋介石的江南防线则有了巩固的时间。因此挂帅津门后，刘亚楼在制订作战计划时，特别注意突出“快”。打天津，要起到解决华北战争的关键作用。傅作义在与中共的多次谈判中不着边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以为有守城经验——抗战时，傅以一个师守涿州城3个月，创下奇迹。
天津市区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则不足5公里，地势低洼，郊区多为开阔的水洼地。海河从西北向东南贯穿，将它切成两大块。傅作义1947年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极重视天津的防御，特调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陈长捷到天津任警备司令。陈长捷上任后，只干两件事：一是改建并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二是征天津壮丁，编成警备旅作经常行备。按兵力说，以13万人守这样一座大城市不很容易，但由于天津地形特殊，市内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又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要攻下它也断非易事。陈长捷视天津的防御为“固若金汤”，说守半年绝没问题。
刘亚楼是个绝对闲不住的人。他有句名言：“人的脑子不像电灯那样有个开关，说开就开说停就停，人脑遇事是要考虑的，无法关住。”打天津的准备工作，他想到了方方面面。比如对据守在外国人房子里的敌人，是否一律进攻的问题，他提了三条意见，请示中央军委。毛泽东立即电复：“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在杨柳青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野６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都出席了会议。刘亚楼在会上确定了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他解释说：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根据这一特点，我们的部署是：东西两面是主攻，西面是重点，南面助攻，北面佯攻。为什么要先南后北先消灭南城敌人？因为南面敌人距塘沽近，我们怕他跑掉，而向北跑我们不怕。突破之后，大胆分割穿插，把敌人主要据点包围起来。因为毛主席指示要少打坏一些建筑物，特别是不要把纱厂打坏，这有困难。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要打坏建筑物，而敌人是利用坚固的建筑物守起来的，所以我们先把他包围起来，再慢慢消灭他，力争其投降，这就叫“先吃肉后啃骨头”。这个方针的要点，是首先求得东西贯通，以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
这次作战，解放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由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亲自写成《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对步兵与炮兵、步兵与坦克兵，以及步兵、炮兵、坦克兵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份《计划》，在解放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攻发起前的一天深夜，刘亚楼带了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到准备作突破口的复兴门外观察地形。当他们深入到真空地带，站在一个坟包上观察时，敌人一个搜索队突然出现。搜索队员用手电筒四处盲目地扫射着，余光突然接触到刘亚楼等一行人的身上，便边拉枪拴边大声吆喝：“什么人？”万分危急中，刘亚楼以恼怒的口气骂道：“混蛋，嚷什么？别让共军听见了！”就在对方被骂得晕头转向时，刘亚楼一行迅速给了他们一阵猛烈射击，随即趁夜幕溜之大吉。
一场虚惊，但不是没有意义。刘亚楼身先士卒，亲临最前沿阵地，对部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纵队以下的各级指挥员，从军、师到连、排都深入下去，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群策群力。经过实地考察，刘亚楼认为，攻取天津必须解决两个障碍：一是堡垒，二是水患。
对于堡垒，他主张“硬骨头后啃”，不要因为强攻堡垒破坏重大建筑而迟滞部队的行动。于是，一个“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分割战术聚歼敌军”的指导方案初步形成。这种分割穿插战术在东北曾普遍采用。被生俘的范汉杰就曾说：“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分割战术。”
关于水患，刘亚楼后来回忆说：“攻城准备中，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我军包围天津之后，敌人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堵塞，并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沟通，使积水不能流入海河，而向天津西南部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了一片水淹区。这就大大妨碍了我军的攻击准备。我军发动当地人民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对河水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减河的闸，把水闸提开，使南运河河水流入减河，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解决了攻击天津的水患问题。”
（四）
自决定攻打天津那天起，刘亚楼就一直苦思冥想攻城方案。他想如果能将敌军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兵力空虚，然后从东西方向攻打城中心，把天津拦腰斩断，仗打起来就容易得多。可是，怎样才能将敌军主力调往城北呢？刘亚楼思来想去，心生一计。他先将大口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全部调到北边，做出一个将从城北强攻的姿态，然后故意将这个“情报”透露给天津守军。
陈长捷哪肯轻易上当！他组成一个“工商联合代表团”，以谈判为名前往天津西边的杨柳青，刺探解放军的攻城准备和主攻方向。刘亚楼正担心陈长捷不会上当，听说他派人来了，拍案叫好，便来了个“将计就计”。
设在杨柳青的“前指”到谈判地点大南河村只需30分钟。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说：刘司令正在路上，大约要25分钟才能赶到。事实上，刘亚楼是过了30分钟才穿好大衣出发的。他让司机开车绕天津发电厂转悠了一圈，然后“风尘仆仆”赶到大南河村。只见吉普车车轮上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上也落了一层土。刘亚楼连声向敌方代表石作韶等4人道歉：“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我紧赶慢赶，车过宜兴埠，老百姓拦路告状，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被陈长捷的一把火烧得光光的。车到杨柳青，又耽搁了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出不来。”敌方代表一计算：刘亚楼走了近1个小时，证明是从北面杨村来的。
谈判中，敌代表团拖延搪塞。刘亚楼洞悉其奸，指出了天津守敌投降的4个条件，并说：陈长捷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何妨先走一步。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捷于13日午时前放下武器。如果陈长捷毫无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诚意，决心与人民、与解放军为敌，那我不得不对天津施以武力攻击。
1月11日下午2时许，陈长捷的代表再次出城，告知刘亚楼：陈长捷完全同意放下武器，但十二军和八十六军拒不同意，只愿放下重武器，让他们带步枪回江南。刘亚楼冷笑一声说：如果这两个军不愿放下武器，陈长捷可以把他的阵地转让给他们，让我们直接让这两个军缴械！
到13日，天津方面再没派代表出来。
天津之战已势在必行，陈长捷借谈判拖延时间和侦探解放军的企图不仅未能得逞，反而中了弥天大计。他的谈判代表返回后，陈长捷赶忙调整守城部署，将其主力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城北防御，金汤桥核心地区就此空虚了。这样也就有了他被俘前的失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聂荣臻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说：我看呢，也许用不了3天，你和陈长捷就可以见面。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3天内攻下天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48个小时，而刘亚楼表态时气吞山河：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碉堡”打个稀巴烂！
刘亚楼没有说大话，1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枪炮声在天津响了整整一天，攻打天津的战役顺利完成，而且整场战役只用了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守敌13万人，生俘将级军官28人，校级军官44人。随后，刘亚楼即令十二纵迅速逼近塘沽。翌日下午发起攻击，突破后即向纵深发展。攻至新港，侯镜如害怕被歼，率主力5万人登船南逃（至福建后率部起义），其后卫3000人被全歼。17日，塘沽遂告解放。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哇，不要守了！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战役的决心部署到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天津战役，创造了毛泽东所说的有名的“天津方式”——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从而又产生了另外两种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制胜的最关键一仗，也是刘亚楼在陆地纵横驰骋的极为漂亮的最后一仗。平津战役后，刘亚楼受命组建人民空军，从此他的战场便转移到万里长空。
（一）
1948年11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的动态，改变了原定计划，提出了东野提前于11月25日左右入关的行动方案。翌日，又正式下达了《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指示，并专门指出：“林罗刘你们几位……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仔细商议了中央军委要求他们提前入关的电报。在回电中，他们虽然列举了一大堆实实在在的困难，但还是表态要想办法尽快入关。这时，东野才进入休整的第十三天。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元气尚未恢复，干部也未配齐，东北籍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有不愿入关作战的思想。
东野总部把正在沈阳举行的有各纵、师首长及司政机关领导参加的各种专业会议，立即变成入关作战的紧急动员大会。刘亚楼在会上讲了话。原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李欣后来回忆说：“刘亚楼在动员会上说，东北我军基本上是‘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其意是军师级干部南方人多，团营级干部北方人多，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东北人安土重迁，对进关有顾虑。有的战士说山海关进不了，又高又大，老鹰都飞不过去；人一进关里，大铁门哐啷一下，就回不来了。因此这次进关，一定要注意巩固部队，政治工作要根据这些特点展开。”李欣还说：“刘亚楼注重士兵工作，做政治工作很有一套，既马列又生动活泼。讲话时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像火炬……”
一番紧急动员后，刘亚楼投入到了更为紧张的筹划东野多路并进、神速入关的工作中。
11月23日，古老漫长的长城线上，出现了汹涌西进的三路大军，还有数不清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和汽车牵引车、骡马车、坦克、装甲车，烟尘滚滚，遮天蔽日。从数量到质量都为解放军之冠的东北野战军，把9个纵队和特种兵、铁道纵队80多万大军，还有15万随军民工，摆在了进关的路途上。
东野提前入关，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央军委给东野1个月的休整期，就已经很短很短了。傅作义认为东野伤亡惨重，至少要休整3个月，这是军队的常情，实实在在的事。如果傅作义知道东野连气也不喘一口就闯到他华北的地盘上来的话，那他恐怕不敢继续安稳地以逸待劳，等待3个月以后的华北大会战吧？
11月30日，林、罗、刘率轻便指挥机构从长城要隘喜峰口进入关内。一向不喜欢开玩笑的林彪忽然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前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相曹操。刘亚楼一时不解。林彪便问：三国时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刘亚楼熟知三国，脱口而出：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人马。林彪一语道破：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刘亚楼明白了，东野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83万。这一历史巧合，林彪没有忽视，以出关时的数万之众，在黑土地厮杀了几年，入关后已翻了10倍，的确是兵强马壮了。林彪不忌讳曹操的赤壁之败，刘亚楼更是胸有成竹。以此金戈铁马，入关后当是“气吞万里如虎”。
“兵者，诡道也。”林、罗、刘离开黑土地一周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日报》登出一条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经新华社广播，以迷惑敌人。傅作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野突然入关。他几乎天天派侦察机在东野可能入关的线路上来回巡逻。然而，当他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时，东野已很快就来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了。
从遵化到蓟县途中，东野是白天行军，数不清的狗皮帽子，像风中的芦花涌动着。脚步、马蹄、车轮、履带滚滚向前，大地在满天尘土中震颤着。敌机发现了目标，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林彪的吉普车曾被击中，车队停下，他和大家一起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方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12月7日，林、罗、刘乘汽车来到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因为此地距北平、天津、唐山各约90公里，平津前线司令部便于此驻营。
从这天起，刘亚楼就组织指挥着东北大军（根据军委电令，“林罗刘”兼负对华北野战军的统一指挥）的行军、接敌、展开、战斗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中央军委的部署及林、罗首长的决心，也都通过他去付诸实施。在他身上，再次明显地表明了参谋长繁重的工作：大到兵团、纵队行动方案，作战部署的拟定，战斗总结，请示报告的起草与定稿，小到属下请示的批阅与答复，以及吃喝拉撒，包罗万象。
（二）
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发去了一份长长的“详告”电报，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的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这之前的11月22日，也就是刘亚楼主持的北平第一次和谈因为傅作义的毫无诚意而中止后的第二天，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这块令他们永远遗憾的土地上消失了；在国民党军中有“骁将”之誉的军长郭景云，也自杀身亡。24日发起的张家口战役，除敌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化装成伙夫带几个随从逃窜外，近7万余人遭全歼。
当刘亚楼和东野总部首长收到中央军委的祝捷电，把满盈盈的胜利美酒举到唇边时，他们也十分清醒地看到：平绥全线的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但却增大了敌人从海上南逃的漏斗口。
按照中央军委12月11日的战略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关系全局的两着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了，就全局皆活了”。现在新保安攻克了，塘沽这个“最重要”之点，却连如何打的方案还没有踪影，真叫人着急啊！
平津前指授命邓华指挥七纵、八纵、十二纵3个纵队夺取塘沽、大沽，切断敌人东逃之路，可他们认为攻击塘沽于我不利，建议缓打。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于12月2６日电示林彪、刘亚楼（此时罗荣桓已去西柏坡）：“攻击塘沽似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适宜。”
平津前线总部，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戳向塘沽、天津。刘亚楼内心包容着岩浆一样炽热的火，仔细看着地图琢磨，眼光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他读出了地图以外的战事：塘沽以东、以北地势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河流纵横，不能构筑工事，不便大部队运动与接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并且，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守敌5个师随时准备登舰；敌十七兵团侯镜如的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统统设在军舰上——真是一根很难啃的骨头，一条很滑很滑的泥鳅，搞不好，没等你近前，它就溜，溜进大海……
这个仗不能打！可是，这又是中央军委的部署，既然军委把它列为关系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必有其战略意义。刘亚楼觉得军委的部署是有道理的：军委大局在胸，通观全盘，洞悉形势；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站在一个方面军位置上的执行者，只是对一个方面的情况熟悉，对全国这个大局至多了解个大概，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能及时知道。在否定与肯定之中，刘亚楼细细琢磨着。他决心亲自前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部队的意见。
12月28日，刘亚楼率萧华等冒着凛烈的北风乘军用吉普来到攻塘部队指挥部北塘后，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员对塘沽地形、敌情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七纵司令员邓华、一纵司令员李天佑、二纵司令员刘震认为：在这样的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而攻取天津则更有把握，有利于全局。
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更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改变作战计划，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线部队留任何商量余地。刘亚楼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回到司令部后向林彪作了汇报：塘沽是敌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得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平、津之敌也可能增援以至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退一步讲，敌人不死守，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军舰上，能老老实实地呆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你的枪一响，顶多打死三两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多少用？塘沽解放，控制出海口，这固然能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塘沽不堪，必须攻打平、津两处。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
刘亚楼如竹筒倒黄豆般一口气说出了他的想法。作为司令部参谋长，他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
林彪对刘亚楼的性格、才智和指挥能力已了如指掌，乐于倾听参谋长的意见：那你说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呢？
刘亚楼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声音明快洪亮：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心腹陈长捷防守。这里有坚强工事，有13万人。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20多万人，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
林彪静坐在桌前的藤椅上，一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他终于说话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得到林彪首肯后，刘亚楼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项建议的主要发起人。
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个小时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痛快！刘亚楼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随后，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欲望燃烧着，他向林彪请缨，由自己执行攻打天津的组织和指挥任务。
（三）
天津这一仗非同小可。如果打天津拖延了时间，解放军明春不能挥师南下，5月入夏以后，长江江水暴涨，不利于渡江作战，而蒋介石的江南防线则有了巩固的时间。因此挂帅津门后，刘亚楼在制订作战计划时，特别注意突出“快”。打天津，要起到解决华北战争的关键作用。傅作义在与中共的多次谈判中不着边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以为有守城经验——抗战时，傅以一个师守涿州城3个月，创下奇迹。
天津市区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则不足5公里，地势低洼，郊区多为开阔的水洼地。海河从西北向东南贯穿，将它切成两大块。傅作义1947年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极重视天津的防御，特调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陈长捷到天津任警备司令。陈长捷上任后，只干两件事：一是改建并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二是征天津壮丁，编成警备旅作经常行备。按兵力说，以13万人守这样一座大城市不很容易，但由于天津地形特殊，市内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又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要攻下它也断非易事。陈长捷视天津的防御为“固若金汤”，说守半年绝没问题。
刘亚楼是个绝对闲不住的人。他有句名言：“人的脑子不像电灯那样有个开关，说开就开说停就停，人脑遇事是要考虑的，无法关住。”打天津的准备工作，他想到了方方面面。比如对据守在外国人房子里的敌人，是否一律进攻的问题，他提了三条意见，请示中央军委。毛泽东立即电复：“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在杨柳青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野６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都出席了会议。刘亚楼在会上确定了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他解释说：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根据这一特点，我们的部署是：东西两面是主攻，西面是重点，南面助攻，北面佯攻。为什么要先南后北先消灭南城敌人？因为南面敌人距塘沽近，我们怕他跑掉，而向北跑我们不怕。突破之后，大胆分割穿插，把敌人主要据点包围起来。因为毛主席指示要少打坏一些建筑物，特别是不要把纱厂打坏，这有困难。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要打坏建筑物，而敌人是利用坚固的建筑物守起来的，所以我们先把他包围起来，再慢慢消灭他，力争其投降，这就叫“先吃肉后啃骨头”。这个方针的要点，是首先求得东西贯通，以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
这次作战，解放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由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亲自写成《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对步兵与炮兵、步兵与坦克兵，以及步兵、炮兵、坦克兵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份《计划》，在解放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攻发起前的一天深夜，刘亚楼带了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到准备作突破口的复兴门外观察地形。当他们深入到真空地带，站在一个坟包上观察时，敌人一个搜索队突然出现。搜索队员用手电筒四处盲目地扫射着，余光突然接触到刘亚楼等一行人的身上，便边拉枪拴边大声吆喝：“什么人？”万分危急中，刘亚楼以恼怒的口气骂道：“混蛋，嚷什么？别让共军听见了！”就在对方被骂得晕头转向时，刘亚楼一行迅速给了他们一阵猛烈射击，随即趁夜幕溜之大吉。
一场虚惊，但不是没有意义。刘亚楼身先士卒，亲临最前沿阵地，对部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纵队以下的各级指挥员，从军、师到连、排都深入下去，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群策群力。经过实地考察，刘亚楼认为，攻取天津必须解决两个障碍：一是堡垒，二是水患。
对于堡垒，他主张“硬骨头后啃”，不要因为强攻堡垒破坏重大建筑而迟滞部队的行动。于是，一个“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分割战术聚歼敌军”的指导方案初步形成。这种分割穿插战术在东北曾普遍采用。被生俘的范汉杰就曾说：“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分割战术。”
关于水患，刘亚楼后来回忆说：“攻城准备中，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我军包围天津之后，敌人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堵塞，并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沟通，使积水不能流入海河，而向天津西南部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了一片水淹区。这就大大妨碍了我军的攻击准备。我军发动当地人民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对河水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减河的闸，把水闸提开，使南运河河水流入减河，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解决了攻击天津的水患问题。”
（四）
自决定攻打天津那天起，刘亚楼就一直苦思冥想攻城方案。他想如果能将敌军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兵力空虚，然后从东西方向攻打城中心，把天津拦腰斩断，仗打起来就容易得多。可是，怎样才能将敌军主力调往城北呢？刘亚楼思来想去，心生一计。他先将大口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全部调到北边，做出一个将从城北强攻的姿态，然后故意将这个“情报”透露给天津守军。
陈长捷哪肯轻易上当！他组成一个“工商联合代表团”，以谈判为名前往天津西边的杨柳青，刺探解放军的攻城准备和主攻方向。刘亚楼正担心陈长捷不会上当，听说他派人来了，拍案叫好，便来了个“将计就计”。
设在杨柳青的“前指”到谈判地点大南河村只需30分钟。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说：刘司令正在路上，大约要25分钟才能赶到。事实上，刘亚楼是过了30分钟才穿好大衣出发的。他让司机开车绕天津发电厂转悠了一圈，然后“风尘仆仆”赶到大南河村。只见吉普车车轮上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上也落了一层土。刘亚楼连声向敌方代表石作韶等4人道歉：“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我紧赶慢赶，车过宜兴埠，老百姓拦路告状，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被陈长捷的一把火烧得光光的。车到杨柳青，又耽搁了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出不来。”敌方代表一计算：刘亚楼走了近1个小时，证明是从北面杨村来的。
谈判中，敌代表团拖延搪塞。刘亚楼洞悉其奸，指出了天津守敌投降的4个条件，并说：陈长捷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何妨先走一步。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捷于13日午时前放下武器。如果陈长捷毫无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诚意，决心与人民、与解放军为敌，那我不得不对天津施以武力攻击。
1月11日下午2时许，陈长捷的代表再次出城，告知刘亚楼：陈长捷完全同意放下武器，但十二军和八十六军拒不同意，只愿放下重武器，让他们带步枪回江南。刘亚楼冷笑一声说：如果这两个军不愿放下武器，陈长捷可以把他的阵地转让给他们，让我们直接让这两个军缴械！
到13日，天津方面再没派代表出来。
天津之战已势在必行，陈长捷借谈判拖延时间和侦探解放军的企图不仅未能得逞，反而中了弥天大计。他的谈判代表返回后，陈长捷赶忙调整守城部署，将其主力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城北防御，金汤桥核心地区就此空虚了。这样也就有了他被俘前的失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聂荣臻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说：我看呢，也许用不了3天，你和陈长捷就可以见面。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3天内攻下天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48个小时，而刘亚楼表态时气吞山河：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碉堡”打个稀巴烂！
刘亚楼没有说大话，1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枪炮声在天津响了整整一天，攻打天津的战役顺利完成，而且整场战役只用了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守敌13万人，生俘将级军官28人，校级军官44人。随后，刘亚楼即令十二纵迅速逼近塘沽。翌日下午发起攻击，突破后即向纵深发展。攻至新港，侯镜如害怕被歼，率主力5万人登船南逃（至福建后率部起义），其后卫3000人被全歼。17日，塘沽遂告解放。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哇，不要守了！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战役的决心部署到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天津战役，创造了毛泽东所说的有名的“天津方式”——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从而又产生了另外两种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制胜的最关键一仗，也是刘亚楼在陆地纵横驰骋的极为漂亮的最后一仗。平津战役后，刘亚楼受命组建人民空军，从此他的战场便转移到万里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