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本文拟就对他的近代图书馆实践活动方面成就作一总结，以期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古越藏书楼
蔡元培最初从事图书馆活动是在著名的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在管理方法上较为完善，创造了新的分类方法和编目条例。蔡元培为其校勘图书，还曾计划分编《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大部的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在徐树兰创办的新式学校中西学堂任校长。在此期间，他曾规划“养心书藏”，并手订略例十五条，对外借制度进行一定的改造。随着西学东传，译书大增，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反映在图书分类法上，涌现出一批西学新书书目，试图以新的学术观点来建立新的分类体系，蔡先生为其中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校正并作序，指出。从汉代到清代末各种书目分成四家，即藏书之目、著书之目、译书之目、买书之目，同时指出，图书分类编目之书，裨益学界，非浅鲜矣。
绍郡中西学堂
1898年，蔡元培离开当时他所就职的翰林院而委身教育，应聘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在绍郡中西学堂任上，他十分重视学堂的图书建设，为“學堂规划建立图书室，并订借阅《略例》十五条”，规定图书室的书，除本校师生借阅外，校外凡助银10元以上者，即可借阅。他一面利用社会力量增加学校藏书，一面托人到杭州、上海，甚至海外购求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使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富、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这可说是他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所做的第一件事。蔡元培先生1901年2月辞去在绍郡中西学堂的职务，前往杭州。同年8月写成《浙江筹办学堂节略》。总结3年来的办学经历，就如何推动浙江全省教育改革提出意见，他呼吁改革传统书院，建立新式学堂，创办新式藏书楼。作为一项新兴的文化事业，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初创时期，蔡元培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
北大图书馆
蔡元培真正意义上关注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始应该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特别是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1912年1月，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在他所领导的教育部下，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等，推动了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17年，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提道：“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买，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表达了他准备整顿图书馆的计划和目标。而他到校任职不到一年，即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以主持北大的图书馆事务。北大图书馆在蔡元培领导、李大钊主持的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跻身国内外先进大学图书馆的行列。然而，与其他图书馆的发展一样，北大图书馆在发展中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经费问题，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也不得不把此事放在心上。1920年10月，他在前往欧美考察前夕与北大话别的演说词中谈道：“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蒋先生(即蒋梦辟。时受蔡元培的委托主持北大校务)筹划在第一院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但是经费不够，政府不能应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华侨方面时常有信来，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们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来旁听的。所以我想在回来时，一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捐款。”1921年7月，在美国旧金山当地华侨欢迎会上，蔡元培的演说中提到了北大图书馆发展的经费问题，强调了图书馆的种种好处，希望“有热心好义之富翁，如陈嘉庚先生一样”，为北大图书馆建设捐款。在洛杉矶考察时，还请该地华侨组织集捐队，为北大建设图书馆募捐，并亲自制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募款洛杉矶集捐队办法”。他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经费问题真是费尽了脑筋。而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经费支持了北大图书馆的发展。
此外，蔡元培还针对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图书在借阅过程中所出现的师生不按时还书、不交纳违约金等现象，在1921年10月专门颁发了“校长启事”，对教师及学生作出了具体的措施。如对学生：限期交还图书及违约金，“凡借阅之书籍应交还尚不交还者，照章停止学生资格”；“已将书籍交还而所欠违约金未交还者”，“如逾期不交。应停止其借书一年”。对教师：“如有借书届期。务请早日交还。或欠违约金，亦希照章交纳。如一时不即交纳，应由薪水中扣除”。这对北大图书馆形成严格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无疑是最大的支持。
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期间，他对北大图书馆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从图书的添购、图书馆主任的任命、经费的筹措到图书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正是由于校长蔡元培全方位的关注，才有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崭新的发展面貌。蔡元培对北大图书馆的关注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也是持久的。即便是在1923年1月辞去了校长职务之后，他仍关注着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1928年2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等建议：以俄英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做担保，发行教育文化建设公债，以专门“充补国立大学及研究所购置图书仪器及建筑屋馆之用”，这给了正处发展困难时期的北大图书馆以很大的支持。“从1931年起，蒋梦麟、胡适通过蔡元培，取得了美国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得到了部分‘庚子赔款’的退款”。这笔款子，为1931年至1935年的北大图书馆日常购书经费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继续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笔款项是分不开的。
公共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时期。“我国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以及学校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类型都已具备”，而且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图书馆协会。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时在欧洲的蔡元培被推为董事之一。这年7月，蔡元培还赴英国参加了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特别谈到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在发展”的情况，且告诉各国朋友：“我国的图书馆正不失时机地积极工作，以期获得更大的成就。”1927年11月，为了募建薛仙舟图书馆，他撰写了“募建薛仙舟图书馆通启”，希望同人为这位“生前尝拟纠合同志，组织小图书馆，为同志磋切观摩之资。卒以事繁未果”的中国合作运动创始者，“建筑一个图书馆，一以作永久的纪念，一以偿先生的素志”。1930年，这所图书馆建成，并成了后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1929年始蔡元培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代理馆务)，但他始终未忘关注各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特别重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的建设。1929年11月，他在明复图书馆奠基仪式的致词中说“中国欲求工商发达，必须研究科学，尤须参考各种书籍”，明确指出了创办明复图书馆的目的。1930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上，蔡元培强调了科学工作进行的方法：第一为发行刊物：第二是养成科学人才：第三是设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元旦。明复图书馆正式落成。蔡元培出席了该馆的开幕礼并致词。此外，蔡元培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图书馆建设。1927年夏天在他所写的“《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教育”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要“扩充省立图书馆”，“增设市、县公立图书馆”来加强教育。蔡元培的晚年所关注的近代图书馆事业也大都在上海。1933年，上海实业家叶鸿英捐资百余万兴建图书馆及乡村教育事业，蔡元培被聘请为该基金董事会董事之一，随后，鸿英图书馆等的建设就成了他所操心的事。1935年3月，蔡元培还被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推为临时董事会董事长。1938年2月。在回复袁同礼的信中赞成北平图书馆迁滇，与西南联合大学合作。3月，与袁同礼等人商定在昆明和重庆设北平图书馆办事处。7月，致函汤尔和。要求制止新民会掠取北平图书馆藏书。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古越藏书楼
蔡元培最初从事图书馆活动是在著名的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在管理方法上较为完善，创造了新的分类方法和编目条例。蔡元培为其校勘图书，还曾计划分编《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大部的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在徐树兰创办的新式学校中西学堂任校长。在此期间，他曾规划“养心书藏”，并手订略例十五条，对外借制度进行一定的改造。随着西学东传，译书大增，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反映在图书分类法上，涌现出一批西学新书书目，试图以新的学术观点来建立新的分类体系，蔡先生为其中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校正并作序，指出。从汉代到清代末各种书目分成四家，即藏书之目、著书之目、译书之目、买书之目，同时指出，图书分类编目之书，裨益学界，非浅鲜矣。
绍郡中西学堂
1898年，蔡元培离开当时他所就职的翰林院而委身教育，应聘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在绍郡中西学堂任上，他十分重视学堂的图书建设，为“學堂规划建立图书室，并订借阅《略例》十五条”，规定图书室的书，除本校师生借阅外，校外凡助银10元以上者，即可借阅。他一面利用社会力量增加学校藏书，一面托人到杭州、上海，甚至海外购求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使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富、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这可说是他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所做的第一件事。蔡元培先生1901年2月辞去在绍郡中西学堂的职务，前往杭州。同年8月写成《浙江筹办学堂节略》。总结3年来的办学经历，就如何推动浙江全省教育改革提出意见，他呼吁改革传统书院，建立新式学堂，创办新式藏书楼。作为一项新兴的文化事业，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初创时期，蔡元培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
北大图书馆
蔡元培真正意义上关注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始应该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特别是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1912年1月，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在他所领导的教育部下，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等，推动了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17年，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提道：“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买，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表达了他准备整顿图书馆的计划和目标。而他到校任职不到一年，即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以主持北大的图书馆事务。北大图书馆在蔡元培领导、李大钊主持的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跻身国内外先进大学图书馆的行列。然而，与其他图书馆的发展一样，北大图书馆在发展中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经费问题，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也不得不把此事放在心上。1920年10月，他在前往欧美考察前夕与北大话别的演说词中谈道：“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蒋先生(即蒋梦辟。时受蔡元培的委托主持北大校务)筹划在第一院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但是经费不够，政府不能应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华侨方面时常有信来，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们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来旁听的。所以我想在回来时，一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捐款。”1921年7月，在美国旧金山当地华侨欢迎会上，蔡元培的演说中提到了北大图书馆发展的经费问题，强调了图书馆的种种好处，希望“有热心好义之富翁，如陈嘉庚先生一样”，为北大图书馆建设捐款。在洛杉矶考察时，还请该地华侨组织集捐队，为北大建设图书馆募捐，并亲自制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募款洛杉矶集捐队办法”。他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经费问题真是费尽了脑筋。而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经费支持了北大图书馆的发展。
此外，蔡元培还针对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图书在借阅过程中所出现的师生不按时还书、不交纳违约金等现象，在1921年10月专门颁发了“校长启事”，对教师及学生作出了具体的措施。如对学生：限期交还图书及违约金，“凡借阅之书籍应交还尚不交还者，照章停止学生资格”；“已将书籍交还而所欠违约金未交还者”，“如逾期不交。应停止其借书一年”。对教师：“如有借书届期。务请早日交还。或欠违约金，亦希照章交纳。如一时不即交纳，应由薪水中扣除”。这对北大图书馆形成严格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无疑是最大的支持。
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期间，他对北大图书馆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从图书的添购、图书馆主任的任命、经费的筹措到图书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正是由于校长蔡元培全方位的关注，才有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崭新的发展面貌。蔡元培对北大图书馆的关注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也是持久的。即便是在1923年1月辞去了校长职务之后，他仍关注着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1928年2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等建议：以俄英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做担保，发行教育文化建设公债，以专门“充补国立大学及研究所购置图书仪器及建筑屋馆之用”，这给了正处发展困难时期的北大图书馆以很大的支持。“从1931年起，蒋梦麟、胡适通过蔡元培，取得了美国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得到了部分‘庚子赔款’的退款”。这笔款子，为1931年至1935年的北大图书馆日常购书经费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继续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笔款项是分不开的。
公共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时期。“我国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以及学校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类型都已具备”，而且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图书馆协会。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时在欧洲的蔡元培被推为董事之一。这年7月，蔡元培还赴英国参加了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特别谈到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在发展”的情况，且告诉各国朋友：“我国的图书馆正不失时机地积极工作，以期获得更大的成就。”1927年11月，为了募建薛仙舟图书馆，他撰写了“募建薛仙舟图书馆通启”，希望同人为这位“生前尝拟纠合同志，组织小图书馆，为同志磋切观摩之资。卒以事繁未果”的中国合作运动创始者，“建筑一个图书馆，一以作永久的纪念，一以偿先生的素志”。1930年，这所图书馆建成，并成了后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1929年始蔡元培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代理馆务)，但他始终未忘关注各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特别重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的建设。1929年11月，他在明复图书馆奠基仪式的致词中说“中国欲求工商发达，必须研究科学，尤须参考各种书籍”，明确指出了创办明复图书馆的目的。1930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上，蔡元培强调了科学工作进行的方法：第一为发行刊物：第二是养成科学人才：第三是设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元旦。明复图书馆正式落成。蔡元培出席了该馆的开幕礼并致词。此外，蔡元培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图书馆建设。1927年夏天在他所写的“《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教育”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要“扩充省立图书馆”，“增设市、县公立图书馆”来加强教育。蔡元培的晚年所关注的近代图书馆事业也大都在上海。1933年，上海实业家叶鸿英捐资百余万兴建图书馆及乡村教育事业，蔡元培被聘请为该基金董事会董事之一，随后，鸿英图书馆等的建设就成了他所操心的事。1935年3月，蔡元培还被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推为临时董事会董事长。1938年2月。在回复袁同礼的信中赞成北平图书馆迁滇，与西南联合大学合作。3月，与袁同礼等人商定在昆明和重庆设北平图书馆办事处。7月，致函汤尔和。要求制止新民会掠取北平图书馆藏书。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