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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伟忠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以“话语”为焦点，用新思路、新构架、新资料做到了新深度和新发现。本论著的开创性学术价值和学术成果将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启迪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本文从内容梗概、研究方法和20世纪50年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价值三方面来谈。
关键词：内容梗概；研究方法；文学课程改革的价值。
张伟忠先生以“话语”为焦点来探究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在语言学上，话语指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在被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以后，话语通常被理解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言说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表达方式。”本书重在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和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所谓的文学话语，是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文学运动、文学批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话语类型。文学话语的变迁就是文学规范、标准、惯例、思维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话语依托于时代主流话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一、概述
本书用历史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从话语的角度探究了自晚清以来一直到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话语与中学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作者把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分为晚清时期的教育话语、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话语、40年代的革命话语、50——70年代的政治话语、80——90年代的人文话语、世纪之交的全球话语七个阶段。通过这七个阶段来分析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相互关系及历史变化，探索这种变化发展的规律及其影响。作者用一章的笔墨分析了话语变迁中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变化情况。在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和语文教育史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话语与教育话语融合的六种方法：目标论、内容论、方法论、策略论、评价论和行动论。
二、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用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复杂的内容有层次感、有递进感、有深度感、有完整感地整合成一个整体。
（一）历史研究法
1、从宏观方面来说。论著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分为晚清时期的教育话语、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等七个阶段。再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谈文学话语和语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变化。下面就以晚清教育话语为例来看看文学话语和语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惨败以后，有识之士提出“中体西用”话语，催生了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文学思潮的变易、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国文科的设立和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等等。而以上的话语实践对当时的文学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呈现出了白话、小说、教育之间的深层的内在关联。首先，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促成晚清“崇白话”和“新民”的文学观的形成，肯定了小说在宣传思想、教育民众方面的巨大作用。为白话小说中的优秀文本转化为教育文本、成为体制内的教育内容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以废八股、兴翻译和办报刊为主的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白话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进行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再次国文独立社科，从制度上确立了语文学科的地位，为以后语文教育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2、从微观方面来讲。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语文教育虽各有其独特性，但其发展轨迹是互相交叉互为影响的，具体表现为“文白之争和文道之争。作者很巧妙地用这两条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把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语文教育联系起来。下面以文白之争为例来看看，“文言”和“白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关系。
首先，晚清时期白话和文言并存不悖。在教育领域内，蒙学教育已经开始使用白话教材，但还没有普及。其次，五四时期文言和白话完全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言问题采取了一种决然否定的态度，进而延及用文言写就的一切典籍，认为古书页页有毒。对文言和白话的性质认识不清，直接影响了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育的发展。再次，20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应熔于一炉。林语堂认为“白话文言之界限不能十分分清”，所以“必须冶文言白话于一炉，炼出一清新简洁而富表现力的文字出来，泥古泥今，皆做不得。”最后，20世纪40年代，既要继承也要欧化。1950年以后，语文学科从此确定了自己的名称，语文学科定名标志着五四以来文白之争的终结。
（二）实证研究法
作为史论结合、以史证论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必定要求作者搜求大量的资料，作者搜集和整理了不少对中学语文教育发生直接而深刻影响的新资料，从而增加了论著的信息量和厚重感，这种实证研究法增加了论述的实证性和可靠性。
这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比如在论述50——70年代的政治话语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部分里，作者不惜笔墨地论述了政治话语的普泛化倾向与《红领巾》教学法的影响，引用了当时《人民教育》的文章、语文教师李裕德谈分析法的影响的文章、谈到《红领巾》教学法的历史局限性及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时，例举了1952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中描写苏联作家的作品和描写苏联的作品：《列宁在学校里》、《解放军和老百姓》、《在雅尔达》、《红领巾》、《在北极》等等20篇。当然，历史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方法是融合在一起运用的。
三、20世纪50年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价值
审视我国母语课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研究非常薄弱。作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分科教学，涉及众多语文教育的深层问题，主要包括文学教育问题、语言教学问题和语文教材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历次语文教育大讨论和教学改革都无法绕开的，本书只是重点谈了文学教育的问题，下面重点从教材和教法两方面来谈谈这次改革的价值。
（一）教材
在一定程度上，1956年的文学教材具有不朽的魅力，有人将其称作“夭折的维纳斯”。下面从教材的容量和教材的选文两方面来看看这套教材对现在的影响。
1、教材容量的增加
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教材内容单薄的情况，当时编辑出版的教材在选材上纵横古今，覆盖面很广，容量很大。教材的容量主要表现在课文数量和课文长度的增加两个方面。与1952年的中学语文教材相比，在数量和体裁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
从上表中可看出，已编辑出版的10册教材中古代作品的数量多达190篇，现代作品也达到了104篇之多。收入了许多长课文也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色，包括许多长篇或中篇的节选，如选自《儒林外史》的《王冕》、从《水浒》节选下来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等。
2、选文影响较深
1956年的文学教材选文为以后的教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郑国民在《当代语文教育论争》里比较过1956年文学课文在1958年—1990年人教版教材中出现的情况。1956年文学课文有291篇，1988年人教版初中课本和1990人教版高中课本总共选用了1956年文学课文里的83篇之多。现行人教版初高中语文课本中沿用1956年文学课文也多达36篇之多，像《祝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天上的街市》、《最后一课》、《藤野先生》、《小石潭记》、《岳阳楼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琵琶行》、《蒹葭》、《关雎》、《雨霖铃》、《念奴娇》、《醉花阴》等一些课文在现行的各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都被收录。
（二）教法
对20世纪50年代文学教学思想和教法方面的评价不一。有人指出50年代的文学课把语文课讲成文学知识课和文学评论课。有人指出“这种教学把一篇文章分解成许多问题，支离破碎，跟作品内在形象毫无相关，而用这样的教学法讲作品，就不是讲什么艺术形象了。”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许多文学教师根据教育理论、教学大纲和教材，有效地改进了教学方法。”所以，对当时的文学教育教法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下面举两个当时文学教学的宝贵经验以做抛砖引玉。
1、强调有表情的朗读
20世纪50年代文学作品朗读教学的特点就是强调朗读中的情感因素。有感情的朗读是苏联百年文学教育的基本教学方法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重视朗读教学的同时，对“有表情的朗读”又有了新的认识：朗读是内心体验、感情释放和对文本的理解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要手段。有表情的朗读对今天的教学也深有启发，文学教学要想引导学生体味隐含在文字之下的“潜台词”——语感、情感色彩、整体的美感，唯有通过有表情的朗读去感悟语音的轻重、节奏、速度，才能够对作品心领神会。
2、常读常新
文学作品中名人名篇内涵丰富，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里，如果面面俱到去作烦琐的讲解，必然会使学生坠五里云雾之中。当时的教师对前期力求面面俱到的教学法进行了反思：初二的学生要学习《故乡》，对其中的一些词语，是很难掌握与理解的。而常读常新，积极解读的理念，在今天的文学教学中也极大的提倡。
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课程改革作为一次极有价值的文学教育探索，对以后开展文学教育来说，可以说既是灯塔，又是警示牌，启迪今天，也为我们提供了教训，我们要总结经验，展望未来。
总之，张伟忠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从新的视角、新的契合点做到了新架构、新深度和新发现，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它将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启迪中学语文教学改革，鼓励文学专家、教育学专家和中学教师之间的合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能解决文学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教育体系。
关键词：内容梗概；研究方法；文学课程改革的价值。
张伟忠先生以“话语”为焦点来探究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在语言学上，话语指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在被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以后，话语通常被理解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言说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表达方式。”本书重在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和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所谓的文学话语，是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文学运动、文学批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话语类型。文学话语的变迁就是文学规范、标准、惯例、思维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话语依托于时代主流话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一、概述
本书用历史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从话语的角度探究了自晚清以来一直到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话语与中学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作者把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分为晚清时期的教育话语、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话语、40年代的革命话语、50——70年代的政治话语、80——90年代的人文话语、世纪之交的全球话语七个阶段。通过这七个阶段来分析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相互关系及历史变化，探索这种变化发展的规律及其影响。作者用一章的笔墨分析了话语变迁中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变化情况。在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和语文教育史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话语与教育话语融合的六种方法：目标论、内容论、方法论、策略论、评价论和行动论。
二、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用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复杂的内容有层次感、有递进感、有深度感、有完整感地整合成一个整体。
（一）历史研究法
1、从宏观方面来说。论著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分为晚清时期的教育话语、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等七个阶段。再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谈文学话语和语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变化。下面就以晚清教育话语为例来看看文学话语和语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惨败以后，有识之士提出“中体西用”话语，催生了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文学思潮的变易、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国文科的设立和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等等。而以上的话语实践对当时的文学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呈现出了白话、小说、教育之间的深层的内在关联。首先，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促成晚清“崇白话”和“新民”的文学观的形成，肯定了小说在宣传思想、教育民众方面的巨大作用。为白话小说中的优秀文本转化为教育文本、成为体制内的教育内容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以废八股、兴翻译和办报刊为主的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白话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进行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再次国文独立社科，从制度上确立了语文学科的地位，为以后语文教育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2、从微观方面来讲。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语文教育虽各有其独特性，但其发展轨迹是互相交叉互为影响的，具体表现为“文白之争和文道之争。作者很巧妙地用这两条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把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语文教育联系起来。下面以文白之争为例来看看，“文言”和“白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关系。
首先，晚清时期白话和文言并存不悖。在教育领域内，蒙学教育已经开始使用白话教材，但还没有普及。其次，五四时期文言和白话完全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言问题采取了一种决然否定的态度，进而延及用文言写就的一切典籍，认为古书页页有毒。对文言和白话的性质认识不清，直接影响了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育的发展。再次，20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应熔于一炉。林语堂认为“白话文言之界限不能十分分清”，所以“必须冶文言白话于一炉，炼出一清新简洁而富表现力的文字出来，泥古泥今，皆做不得。”最后，20世纪40年代，既要继承也要欧化。1950年以后，语文学科从此确定了自己的名称，语文学科定名标志着五四以来文白之争的终结。
（二）实证研究法
作为史论结合、以史证论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必定要求作者搜求大量的资料，作者搜集和整理了不少对中学语文教育发生直接而深刻影响的新资料，从而增加了论著的信息量和厚重感，这种实证研究法增加了论述的实证性和可靠性。
这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比如在论述50——70年代的政治话语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部分里，作者不惜笔墨地论述了政治话语的普泛化倾向与《红领巾》教学法的影响，引用了当时《人民教育》的文章、语文教师李裕德谈分析法的影响的文章、谈到《红领巾》教学法的历史局限性及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时，例举了1952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中描写苏联作家的作品和描写苏联的作品：《列宁在学校里》、《解放军和老百姓》、《在雅尔达》、《红领巾》、《在北极》等等20篇。当然，历史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方法是融合在一起运用的。
三、20世纪50年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价值
审视我国母语课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研究非常薄弱。作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分科教学，涉及众多语文教育的深层问题，主要包括文学教育问题、语言教学问题和语文教材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历次语文教育大讨论和教学改革都无法绕开的，本书只是重点谈了文学教育的问题，下面重点从教材和教法两方面来谈谈这次改革的价值。
（一）教材
在一定程度上，1956年的文学教材具有不朽的魅力，有人将其称作“夭折的维纳斯”。下面从教材的容量和教材的选文两方面来看看这套教材对现在的影响。
1、教材容量的增加
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教材内容单薄的情况，当时编辑出版的教材在选材上纵横古今，覆盖面很广，容量很大。教材的容量主要表现在课文数量和课文长度的增加两个方面。与1952年的中学语文教材相比，在数量和体裁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
从上表中可看出，已编辑出版的10册教材中古代作品的数量多达190篇，现代作品也达到了104篇之多。收入了许多长课文也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色，包括许多长篇或中篇的节选，如选自《儒林外史》的《王冕》、从《水浒》节选下来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等。
2、选文影响较深
1956年的文学教材选文为以后的教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郑国民在《当代语文教育论争》里比较过1956年文学课文在1958年—1990年人教版教材中出现的情况。1956年文学课文有291篇，1988年人教版初中课本和1990人教版高中课本总共选用了1956年文学课文里的83篇之多。现行人教版初高中语文课本中沿用1956年文学课文也多达36篇之多，像《祝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天上的街市》、《最后一课》、《藤野先生》、《小石潭记》、《岳阳楼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琵琶行》、《蒹葭》、《关雎》、《雨霖铃》、《念奴娇》、《醉花阴》等一些课文在现行的各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都被收录。
（二）教法
对20世纪50年代文学教学思想和教法方面的评价不一。有人指出50年代的文学课把语文课讲成文学知识课和文学评论课。有人指出“这种教学把一篇文章分解成许多问题，支离破碎，跟作品内在形象毫无相关，而用这样的教学法讲作品，就不是讲什么艺术形象了。”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许多文学教师根据教育理论、教学大纲和教材，有效地改进了教学方法。”所以，对当时的文学教育教法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下面举两个当时文学教学的宝贵经验以做抛砖引玉。
1、强调有表情的朗读
20世纪50年代文学作品朗读教学的特点就是强调朗读中的情感因素。有感情的朗读是苏联百年文学教育的基本教学方法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重视朗读教学的同时，对“有表情的朗读”又有了新的认识：朗读是内心体验、感情释放和对文本的理解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要手段。有表情的朗读对今天的教学也深有启发，文学教学要想引导学生体味隐含在文字之下的“潜台词”——语感、情感色彩、整体的美感，唯有通过有表情的朗读去感悟语音的轻重、节奏、速度，才能够对作品心领神会。
2、常读常新
文学作品中名人名篇内涵丰富，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里，如果面面俱到去作烦琐的讲解，必然会使学生坠五里云雾之中。当时的教师对前期力求面面俱到的教学法进行了反思：初二的学生要学习《故乡》，对其中的一些词语，是很难掌握与理解的。而常读常新，积极解读的理念，在今天的文学教学中也极大的提倡。
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课程改革作为一次极有价值的文学教育探索，对以后开展文学教育来说，可以说既是灯塔，又是警示牌，启迪今天，也为我们提供了教训，我们要总结经验，展望未来。
总之，张伟忠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从新的视角、新的契合点做到了新架构、新深度和新发现，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它将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启迪中学语文教学改革，鼓励文学专家、教育学专家和中学教师之间的合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能解决文学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