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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拉·苏维夫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时才16岁。那是1972年，集会者多是学生，他们的政治诉求往往都是那么几个：世界更加公平，言论更加自由。不过1972年的那次集会提出了一个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很特别的要求：请求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发动战争，收复西奈半岛。当时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
经过这次集会，莱拉见识到了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威力：一年之后，萨达特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进攻。不过莱拉没想到的是，自己参加集会却惹恼了父母。就在她参加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活动两个小时后，父母就找到了她，并把她拖回了家。“那一次让我明白了，反抗政府比反抗父母更容易。”莱拉如是说。
莱拉出生在埃及的一个特权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姐姐阿达夫·苏维夫是埃及著名的当代小说家。很小的时候，莱拉就对左翼激进政治颇感兴趣。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于开罗大学学习数学期间，她遇到了自己后来的丈夫艾哈迈德·西夫，此人正是埃及共产主义地下学生小组的领导人。
当时，埃及一直被视为中东的政治中心，是革命运动和思潮的摇篮。而赋予埃及如此地位的正是一个传奇之人：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当时埃及还和中东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没什么人关注，并且饱受西方霸权长达几十年的奴役。二战结束后，随着英法殖民帝国的崩溃以及大片油田被发现，中东开始成为瞩目的焦点。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1952年，纳赛尔和他的自由青年军官运动组织推翻了西方国家扶植的旧王朝政权。
由于支持“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纳赛尔很快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和长期以来饱受西方殖民者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精英压迫的底层民众的代言人。而让纳赛尔这位政治强人备受欢迎的关键就在于他的政治立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西方强权在中东树立的样板——以色列。
纳赛尔的成功触动了很多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阿拉伯强人们，这种策略在很多由西方霸权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里再合适不过了。1968年，由泛阿拉伯主义演化而成的阿拉伯复兴主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获得很多军官的支持，这些打着阿拉伯复兴运动旗号的军官组织当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顺利掌权。第二年，这两国加入到利比亚卡扎菲主导的“第三世界理论”体系中来。而这三个国家和埃及一样，都抛弃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代议制。
不过纳赛尔在中东地区拥有一个他的追随者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即便是上溯千年，埃及都一直是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比起叙利亚或是伊拉克，埃及的部落、宗族和派别的离心力没有那么强大。与此同时，埃及长期以来相对自由的传统无论是对世俗的社会主义者，还是对伊斯兰教徒都有较大的包容力。
纳赛尔的天纵英才部分源自于他能极好地弥合这些内部分歧。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迎合了埃及的民族自豪感，还满足了民众对英国人长达70年残酷统治的厌恶之情。因此，尽管纳赛尔的世俗化运动让保守的伊斯兰教徒深感不安，但把西方在埃及的产业国有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大败英法以三国联军，都让绝大部分民众视其为民族英雄。同样，即便是像苏维夫一家这样的城市自由派也会对纳赛尔倡议领导国际不结盟运动而欢欣鼓舞，毕竟对于纳赛尔这种军事独裁者，自由派向来是嗤之以鼻的；此外，美国出于冷战考虑，希望埃及变成它的卫星国，而面对美国的威逼利诱，纳赛尔表现出不屑一顾，也让国内的自由派深感振奋。纳赛尔的这一套治国之策被继任者萨达特全盘接收：让国内的左右派互相斗争，在需要一致对外时又把他们紧密捏合。这样的政治手段最后也就带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比如莱拉·苏维夫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游行——要求当局夺回西奈半岛。
在开罗大学求学期间，莱拉和艾哈迈德一直致力于左翼运动事业，之后两人1978年结婚。就在同一年，埃及的政治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当年9月，在美国的斡旋下，萨达特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项震惊世人的协议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隔绝开来。这项协议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埃及勇气的象征，在埃及民众看来却是背叛和耻辱，而对于萨达特来说无异于一个凶兆。艾哈迈德的地下小组的部分成员开始从黑市上购买军火，誓言武装反抗政府。不过最终这些计划却从未实施过。而一个宗教武装直接干掉了萨达特——他们在 1981 年 10 月开罗的一次阅兵中刺杀了萨达特。
一个月后，莱拉生下了她和艾哈迈德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阿拉。之后两人一直过着“两耳不闻国家事”的家庭生活。到1983年，28岁的莱拉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在开罗大学找了一份数学教授的工作。然而，在萨达特的继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上台后，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1984年年底，艾哈迈德因私藏武器罪被判处5年监禁。
当时，莱拉正在法国进修数学。艾哈迈德的宣判结果传来，她带着儿子阿拉奔回开罗。多亏了埃及法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漏洞，像起诉艾哈迈德触犯国家安全罪名这样的案子都得交由总统批准，而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好几个月，在这期间，被告可以被保释出狱。这样夫妻俩的未来就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我们当时必须作出决定，”现年60岁的莱拉告诉笔者，“他是选择进监狱蹲五年，还是想办法逃出埃及，再或是我们一家人躲起来？”莱拉漠然地耸耸肩，“最后我们躲了起来。”
接下来几个月，艾哈迈德夫妇带着三岁的儿子四处藏匿。很快夫妻二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他并不想离开埃及，”莱拉说，“他也不想一直东躲西藏。他觉得五年时间也没那么难过，于是他放弃了。”但这个决定对于莱拉来说却不容易，在夫妇二人逃难期间，莱拉再度怀孕了，她不得不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生下了女儿。艾哈迈德出狱后，他们给女儿取名莫娜。
正是在狱中，艾哈迈德经历了某种顿悟。而铁窗之外的埃及，穆巴拉克除了继续维系萨拉特时代与美国、以色列的协议，还继承了很多在埃及人看来丧权辱国的条约。由于穆巴拉克和曾经的外敌沆瀣一气，所以他没法再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凝聚国内民众，于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世俗派和伊斯兰教派之间玩平衡术。 为了埃及的司法改革，艾哈迈德决定投身法律界，并在监狱里开始自学。1989年出狱后一个月，艾哈迈德通过了埃及的司法考试。
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统治者心里仍然惦记着一点：这个国家最初是人造的。这也就是说，民众的效忠对象不是国家，而是他们所在的部族，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效忠的是民族或宗教派别。为了维系这种忠诚，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必不可少。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加入了各种部族、党派组成的联盟，关系错综复杂。如果和统治者交好，你所在的部族可能获得一定的军事控制权，或者被授予利润丰厚的生意；但如果和统治者交恶，你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握有强权的人仍然在各种民族和宗教分支之间小心翼翼地打造新的关系网。在伊拉克，虽然多数复兴社会党的高级官员都属于逊尼少数派，比如萨达姆·侯赛因，但他仍会尽可能多地在行政部门中吸收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为自己的政权镀上一层政教合一的光辉。在阿萨德统治的叙利亚，逊尼派占多数，而阿拉维派的统治事实上在与该国基督教派的联盟中得到了巩固，这就像是给了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派部分股权。
这种联盟关系的建立在利比亚有一种独特的地缘意义。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主要地区存在着历史性的冲突关系，除此之外，利比亚人主要以集群形式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这里逐渐形成了一种反中央集权的半自治城邦制统治方式。也就是说，卡扎菲要担心的并不是宗教派别——基本上所有的利比亚人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他要操心的是如何吸收足够多的米苏拉塔人和班加西人，好让所有人满意。
在马吉德·艾尔曼古什于米苏拉塔长大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拥有长久不忘的好记性。1975 年，他母亲的两位亲戚、同时也是陆军里的两位中级军官参加了一次失败的反卡扎菲政变。虽然他们两人都被处决了，但曼古什家族名字上的污点并没能消除。（可以证明利比亚长久以来的部族特性的是，马吉德的母亲也来自曼古什家族。）
现年 30 岁的马吉德解释道：“并不是说我们因为这次政变直接受到了迫害，而是官员们总会说：‘啊，你是曼古什家的人啊。’这意味着政府会对你多一些关注，你也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信任。” （未完待续）
反抗政府比反抗父母更容易
经过这次集会，莱拉见识到了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威力：一年之后，萨达特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进攻。不过莱拉没想到的是，自己参加集会却惹恼了父母。就在她参加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活动两个小时后，父母就找到了她，并把她拖回了家。“那一次让我明白了，反抗政府比反抗父母更容易。”莱拉如是说。
莱拉出生在埃及的一个特权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姐姐阿达夫·苏维夫是埃及著名的当代小说家。很小的时候，莱拉就对左翼激进政治颇感兴趣。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于开罗大学学习数学期间，她遇到了自己后来的丈夫艾哈迈德·西夫，此人正是埃及共产主义地下学生小组的领导人。
当时，埃及一直被视为中东的政治中心，是革命运动和思潮的摇篮。而赋予埃及如此地位的正是一个传奇之人：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当时埃及还和中东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没什么人关注，并且饱受西方霸权长达几十年的奴役。二战结束后，随着英法殖民帝国的崩溃以及大片油田被发现，中东开始成为瞩目的焦点。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1952年，纳赛尔和他的自由青年军官运动组织推翻了西方国家扶植的旧王朝政权。
由于支持“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纳赛尔很快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和长期以来饱受西方殖民者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精英压迫的底层民众的代言人。而让纳赛尔这位政治强人备受欢迎的关键就在于他的政治立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西方强权在中东树立的样板——以色列。
纳赛尔的成功触动了很多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阿拉伯强人们，这种策略在很多由西方霸权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里再合适不过了。1968年，由泛阿拉伯主义演化而成的阿拉伯复兴主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获得很多军官的支持，这些打着阿拉伯复兴运动旗号的军官组织当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顺利掌权。第二年，这两国加入到利比亚卡扎菲主导的“第三世界理论”体系中来。而这三个国家和埃及一样，都抛弃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代议制。
不过纳赛尔在中东地区拥有一个他的追随者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即便是上溯千年，埃及都一直是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比起叙利亚或是伊拉克，埃及的部落、宗族和派别的离心力没有那么强大。与此同时，埃及长期以来相对自由的传统无论是对世俗的社会主义者，还是对伊斯兰教徒都有较大的包容力。
纳赛尔的天纵英才部分源自于他能极好地弥合这些内部分歧。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迎合了埃及的民族自豪感，还满足了民众对英国人长达70年残酷统治的厌恶之情。因此，尽管纳赛尔的世俗化运动让保守的伊斯兰教徒深感不安，但把西方在埃及的产业国有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大败英法以三国联军，都让绝大部分民众视其为民族英雄。同样，即便是像苏维夫一家这样的城市自由派也会对纳赛尔倡议领导国际不结盟运动而欢欣鼓舞，毕竟对于纳赛尔这种军事独裁者，自由派向来是嗤之以鼻的；此外，美国出于冷战考虑，希望埃及变成它的卫星国，而面对美国的威逼利诱，纳赛尔表现出不屑一顾，也让国内的自由派深感振奋。纳赛尔的这一套治国之策被继任者萨达特全盘接收：让国内的左右派互相斗争，在需要一致对外时又把他们紧密捏合。这样的政治手段最后也就带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比如莱拉·苏维夫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游行——要求当局夺回西奈半岛。
在开罗大学求学期间，莱拉和艾哈迈德一直致力于左翼运动事业，之后两人1978年结婚。就在同一年，埃及的政治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当年9月，在美国的斡旋下，萨达特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项震惊世人的协议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隔绝开来。这项协议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埃及勇气的象征，在埃及民众看来却是背叛和耻辱，而对于萨达特来说无异于一个凶兆。艾哈迈德的地下小组的部分成员开始从黑市上购买军火，誓言武装反抗政府。不过最终这些计划却从未实施过。而一个宗教武装直接干掉了萨达特——他们在 1981 年 10 月开罗的一次阅兵中刺杀了萨达特。
一个月后，莱拉生下了她和艾哈迈德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阿拉。之后两人一直过着“两耳不闻国家事”的家庭生活。到1983年，28岁的莱拉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在开罗大学找了一份数学教授的工作。然而，在萨达特的继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上台后，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1984年年底，艾哈迈德因私藏武器罪被判处5年监禁。
当时，莱拉正在法国进修数学。艾哈迈德的宣判结果传来，她带着儿子阿拉奔回开罗。多亏了埃及法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漏洞，像起诉艾哈迈德触犯国家安全罪名这样的案子都得交由总统批准，而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好几个月，在这期间，被告可以被保释出狱。这样夫妻俩的未来就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我们当时必须作出决定，”现年60岁的莱拉告诉笔者，“他是选择进监狱蹲五年，还是想办法逃出埃及，再或是我们一家人躲起来？”莱拉漠然地耸耸肩，“最后我们躲了起来。”
接下来几个月，艾哈迈德夫妇带着三岁的儿子四处藏匿。很快夫妻二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他并不想离开埃及，”莱拉说，“他也不想一直东躲西藏。他觉得五年时间也没那么难过，于是他放弃了。”但这个决定对于莱拉来说却不容易，在夫妇二人逃难期间，莱拉再度怀孕了，她不得不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生下了女儿。艾哈迈德出狱后，他们给女儿取名莫娜。
正是在狱中，艾哈迈德经历了某种顿悟。而铁窗之外的埃及，穆巴拉克除了继续维系萨拉特时代与美国、以色列的协议，还继承了很多在埃及人看来丧权辱国的条约。由于穆巴拉克和曾经的外敌沆瀣一气，所以他没法再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凝聚国内民众，于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世俗派和伊斯兰教派之间玩平衡术。 为了埃及的司法改革，艾哈迈德决定投身法律界，并在监狱里开始自学。1989年出狱后一个月，艾哈迈德通过了埃及的司法考试。
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统治者心里仍然惦记着一点：这个国家最初是人造的。这也就是说，民众的效忠对象不是国家，而是他们所在的部族，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效忠的是民族或宗教派别。为了维系这种忠诚，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必不可少。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加入了各种部族、党派组成的联盟，关系错综复杂。如果和统治者交好，你所在的部族可能获得一定的军事控制权，或者被授予利润丰厚的生意；但如果和统治者交恶，你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握有强权的人仍然在各种民族和宗教分支之间小心翼翼地打造新的关系网。在伊拉克，虽然多数复兴社会党的高级官员都属于逊尼少数派，比如萨达姆·侯赛因，但他仍会尽可能多地在行政部门中吸收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为自己的政权镀上一层政教合一的光辉。在阿萨德统治的叙利亚，逊尼派占多数，而阿拉维派的统治事实上在与该国基督教派的联盟中得到了巩固，这就像是给了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派部分股权。
这种联盟关系的建立在利比亚有一种独特的地缘意义。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主要地区存在着历史性的冲突关系，除此之外，利比亚人主要以集群形式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这里逐渐形成了一种反中央集权的半自治城邦制统治方式。也就是说，卡扎菲要担心的并不是宗教派别——基本上所有的利比亚人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他要操心的是如何吸收足够多的米苏拉塔人和班加西人，好让所有人满意。
在马吉德·艾尔曼古什于米苏拉塔长大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拥有长久不忘的好记性。1975 年，他母亲的两位亲戚、同时也是陆军里的两位中级军官参加了一次失败的反卡扎菲政变。虽然他们两人都被处决了，但曼古什家族名字上的污点并没能消除。（可以证明利比亚长久以来的部族特性的是，马吉德的母亲也来自曼古什家族。）
现年 30 岁的马吉德解释道：“并不是说我们因为这次政变直接受到了迫害，而是官员们总会说：‘啊，你是曼古什家的人啊。’这意味着政府会对你多一些关注，你也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信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