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他终于来到大陆，去了万里长城、天安门，又到东北看了老师李海承的故乡和学校，以及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中国根据地。而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在他1997年于南开大学读博士时得到了延续。他的博士论文是做中韩乡村企业比较研究。而现在，他转而关注中国的社会阶层，又一次敏锐捕捉到了中国发展阶段的节点。

在中国的经商之道

　　“我在中国做事业，跟一般韩国人只经商不同。”李圣权说。1990年代初来的那批韩国中小投资者差不多都走了，而他还留在中国。他说自己非常希望成为“儒商”，但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1980 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91年和1992 年先后签署中韩贸易协定和投资保障协定后， 中韩经贸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已经有世界其他先进国家占了这些地区，韩国企业来得晚，竞争不过这些人。所以，韩国国内主张去占中国的华北地区。一些大集团和中小企业都开始在天津投资。”李圣权说，这是他选择天津的原因。
　　1990年初，李圣权带着别人投资的10万美元，来到天津与其他几个韩国人合伙建厂生产体育用品。“朋友的姐夫在韩国有点钱，聚餐认识后，愿意给我投资。他说，成功了你敬一杯酒，失败了就算了。”后来李圣权发现，10年之间中国倒闭了差不多10万家韩资企业。他觉得这和韩国企业无法完成本土化、不能开放式接触中国人有关。“韩国人之间吃饭、聊天喝酒，觉得很好，但是时间一长，接触不到中国的朋友。这是我们民族的缺点。”
　　而他自己，则尽力避免成为这样的商人。在中国，他最深的感悟是“出门靠朋友”。刚来天津时，他向一个和平区教育学院的老师问路，那人听出了李圣权的口音，得知他是韩国人后，很热情地买了羊肉片邀请他去办公室，从办公桌底下拿出电炉和饭盒，两人一起吃了顿涮羊肉就成了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结交朋友。直到这名老师去世，两人一直保持友谊。“我的很多困难都靠他解决，1997年，我认识的一个人开走我的车去赌博，被警察扣下了不给我，这个朋友就替我投诉，给市政府、人大写信。第二天，公安局的人就把车归还了。”李圣权因此更加懂得“人脉”在中国的重要性。
　　不过，他的公司还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倒闭了。后来他又换过很多项目， 做物流、咨询。而他也渐渐发现所谓“人脉”不仅仅是交朋友，开始理解“某个人的亲戚是科长”这类事情在商业活动中的微妙作用。“外企来中国后，尽量跟着法律走，但中国变通的地方很多。比如，中国的企业以前不给员工买保险，他们可以把员工社保方面的成本压到很低。”李圣权说，自己能够理解中国的发展方式，因为改变需要过程，自己刚来天津时，南京路一带晚上都是烧煤的居民，浓烟呛得他生了病，而现在，高档酒店林立，商业繁华，政府也很注重环保。几年前，廊坊有一家韩资企业找李圣权，想在天津投资500万美元。当地的招商部门并不那么急切迎接，而是让他们先解决环保问题，再来谈投资的事。李圣权意识到，中国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引进外资了。“我们刚来的时候，几十万美元都是很受欢迎的。”他说，来天津初期，政府官员请他吃了不少山珍海味，他知道政府官员引进外资跟政绩挂钩。 　　李圣权觉得，中国对韩资的态度变化，也与韩国中小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方式有关。他感到政府对待韩资企业刚开始很热情，但是接触一段之后，变得比较淡。“韩国有不少中小企业是通过中国的朝鲜族人过来的，因为这些投资者不懂汉语，所以弄了不少矛盾。一些朝鲜族人承诺给韩国的企业主办成事，给了他们好处后，结果拜托的事没有办成。”李圣权说。还有一个原因或许与韩国来华投资以中小企业居多有关，中国已经越来越不缺资金了。
　　这种变化对开始发展咨询业务的李圣权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自己在中国从商20多年有最实实在在的经验，而在他面前似懂非懂聆听“教诲”的有许多是当初报考经济学和英语专业的人—时隔20多年，他似乎依然不能释怀，想一次次论证自己的选择太为正确。

信仰朴正熙

　　成为“中国通”的李圣权也逐渐发现， 中国人似乎对韩国并不那么熟稔。“韩国是什么时候从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中国人能够了解。”李圣权于是用4年时间将韩国媒体人赵甲济所著的《朴正熙传》（13卷）翻译成了中文。他说， 朴正熙是他的信仰，尽管他知道朴正熙在中国的评价和他的并不一致。
　　李圣权的大学时代是在非常动荡的社会背景中度过的。他把那段时间形容为无政府、 无秩序状态。1980年5月18日，韩国发生了光州事件。民主化运动蔓延到校园。“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李圣权说，自己一直学历史和经济，与那些游行示威的同学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和主张。“参加政治的同学都喊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老百姓，打倒政府。我觉得个人能力达不到的时候，突破不了环境。只能先提高能力。”李圣权说，在批评政府的大环境下，自己成了一个异类，感到已经没法读书了，就去军队服役。3年兵役结束后，他才回到校园。
　　他很怀念朴正熙时代，并且坚定地认为，韩国人现在的生活来自于朴正熙的造就。“韩国起步阶段是朴正熙去世之前的几年，这是韩国最幸福的时候。跟中国以前一样，韩国人也曾经吃草根树皮；经济起步之后，老百姓能存一点钱了，也可以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点酒。那时候人很幸福，社会差距也比较小。可是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道今天是怎么来的。”李圣权说，朴正熙的女儿当了总统，是因为人民觉得欠了他的情。他准备写一本朴正熙和邓小平比较研究的书。“说很容易，但是有点成就不容易。这才叫历史人物。”
　　威权政治下改革推动者带给他的个人境遇的改变，让“苦出身”的李圣权对朴正熙时代格外怀念。他也因此觉得韩国现在的民主过于放任。“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反对朴槿惠的人，提到她的时候，用中国话来说，前面都要加上‘他妈的’。不尊重别人，这是对的吗？”让他不满的，还有韩国人文价值的流失。十多年前，李圣权去日本广岛时，电车里一个售票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有没有人上下车，售票员都90度深鞠躬迎接、说再见。“可现在韩国很多地方已经不是这样了。”李圣权面露失望。
　　这也是他翻译梁晓声作品的初衷。他说，《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里提到的很多问题符合韩国现在的情况，“有些问题是韩国走过的，有些问题有可能出现”。李圣权说，在韩国，反思韩国社会的书很少有人看。被追捧的是成功学、经营管理和中国古代英豪故事的书。“从外国来的东西，他们总会看看吧。”他这样想。
　　李圣权很少看电视，但他知道韩剧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也让韩国的年轻人游离于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之间。“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各式各样的韩剧，展现的都是那种很气派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中国的‘啃老族’在韩国也有很多。”李圣权慨叹韩国年轻人开始安于享受。韩国大财团与一般企业的待遇差距很大，做不了医生、律师、公务员、大型集团员工的年轻人也面临社会地位比较低，结不了婚这样的窘境。“在韩国， 一个政府部门的清扫工的职位，竞争也非常激烈，参加应聘的本科生特别多。”
　　韩国传统观念的改变也让他担心，近几年韩国出现很多不愿奉养父母的纠纷。他想主编一本关于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文缺失的书，借以提醒韩国，有一天，或许也会面临传统价值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