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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890—1974）被誉为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其实，竺可桢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和伟大的教育家，他在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着杰出贡献。其中，他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突出贡献，值得特别关注。他倡导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在科技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还为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筚路蓝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初步开展
竺可桢是开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竺可桢共留下了90多篇科技史方面的论文、讲稿和信件。其中学术论文有30多篇，有不少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在现存的近千万字的“竺可桢日记”中，关于科技史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
1913年，已在伊利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竺可桢考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气象学。在哈佛大学，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教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7年，竺可桢再次赴美，特地拜访了萨顿。萨顿对竺可桢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非常清楚，还请他为科学史国际权威刊物ISIS撰写学术评论）。1915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竺可桢积极参加科学社的活动，为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月刊撰写了大量科技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科学史关系密切。他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发表在《科学》1916年第5期，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古谚今日观》、《微苏维火山之历史》、《中外茶叶略史》、《四川自流井盐矿》等文章。这些早期的科技史文章大多是科普文章，或与地理学、气象学相关。
1918年归国后，竺可桢主要从事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研究与教学，同时他依然坚持开展科技史研究。他在《科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空中航空之历史》、《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气象学发达之历史》、《二童争日解》、《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改良阳历之商榷》、《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祈雨禁屠与旱灾》、《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天气和人生》、《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诸多科技史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竺可桢的科技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系统地研究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等方面成就的论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也是早期比较全面地研究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贡献的重要论文，《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则堪称“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文章中则表现出作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特别可贵的是，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多篇文章中，竺可桢还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繁重的校务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的科技史研究依然没有间断。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科学与革命》、《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与世界和平》、《阳历与阴历》、《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等多篇科技史方面的文章。其中《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1944年作于遵义，正是浙大西迁办学的艰苦时期。竺可桢其时深感中国学者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他说：
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热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瞢然若无所指，宛若二十世纪初叶，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而我反袖手旁观也。（《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91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引以为耻，有所作为。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花了一年时间对十十八宿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最后给出结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继而传到印度，之后再传到其他地区。这篇文章基本终结了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一百多年的争论，改变了“中国有资料而无研究”的尴尬局面。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浙大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竺可桢、钱宝琛、章用、谭其骧、方豪、刘操南、张荫麟、张其昀、陈立等一批著名学者在天文学史、数学史、地理学史、中西科学交流史和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4年，著名生物化学家、后来以中国科技史研究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两次访问浙大。对于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取得大批一流的研究成果，他十分钦佩，发出了“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赞叹。竺可桢和钱宝琮、王琎等浙大学者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在宣读李约瑟的贺词时，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三位。何丙郁还在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是竺可桢1945年的一份演讲稿。类似的问题李约瑟曾正式提出过，由于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大影响，这一问题被大家称为“李约瑟难题”。其实在李约瑟之前，一些中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相关问题。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陈立、钱宝琮等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维特福格尔等欧洲学者的观点。他自己认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今天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已大大深入，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个伪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当年的讨论没有价值。竺可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种研究思路表明他在那个时代就开始重视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注更为复杂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有竺可桢等一批前辈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才逐渐有了生气。
继往开来：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和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竺可桢全集》第1卷前言第22页）在推动中国科技史研究体制化的过程中，竺可桢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领导者。
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和科学事业的领导者，竺可桢在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科技史研究组织，使科技史事业走向建制化。1951年1月，竺可桢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李四光谈及科技史研究的组织问题，开始筹划成立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以及出版《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等事宜。1952年底，竺可桢与吴有训、陶孟和两位中科院副院长再次讨论中国科学史研究问题。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竺可桢担任主任委员，物理学家叶企孙和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副主任委员。1955和1956年，在竺可桢的努力下，科学史家钱宝琮、李俨、严敦杰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
1956年，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席泽宗等起草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的科学史部分，从而正式确立了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布局中的正式地位。同年7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
同年9月，竺可桢率团（成员还有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和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史家刘仙洲）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中国为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成员，从此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竺可桢在会上宣读的是英文论文《二十八宿的起源》，这篇论文以他1944年的论文为基础，融入了他此后十多年新的思考。
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天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在北京孚王府正式挂牌成立，在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办公。1958年4月，《科学史集刊》创刊，成为展示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竺可桢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发刊词。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科技史研究专业机构，有了专门的研究刊物，中国的科技史事业开始迈入体制化的新阶段！
为了纪念竺可桢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巨大贡献，从2001年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设立“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不定期地邀请国际一流的科学史家前来主持讲席。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与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合作，设立“竺可桢科学史奖”，每三年一届，评选在东亚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进行表彰并给予奖励。
说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化，还必须再次提到痴心中国科技史研究数十载的李约瑟。早在1944年李约瑟访问浙大时，竺可桢与李约瑟便开始了结缘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长达30年的情缘。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后，竺可桢利用各种机会为李约瑟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海运至剑桥大学赠与李约瑟。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访华，与竺可桢的情谊更加深厚。1961年10月，竺可桢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组织的欢迎会上，李约瑟在结束《古典中国的天文学》讲演时，用不太标准的汉语由衷地表达他对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情厚谊：
请允许我以张衡、一行、郭守敬及贵宾们自己的语言再说几句。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
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科技史研究的价值
竺可桢对他最初研究科技史的想法并没有专门作过说明。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早期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可能有以下一些因素：1.在哈佛大学受到萨顿的影响;2.出于宣传科学的需要撰写科普性质的科技史文章;3.为了完善和补充自己的专业研究而撰写地理学史和气象学史的文章。
在1918年回国之后，他在科技史方面的工作涉及面更广，研究也更为深入。从他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这一时期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挖掘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料，研究古代的科技人物，并且越来越多地探讨一些科学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他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写道：
中国一般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近代文化，完全由科学而产生的，所以中国只要把西洋的科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社会就可以近代化了。不知道这是本末倒置，倒是西洋近代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近世科学。这几句话实是我国提倡科学的人应该要牢记在心上的。科学好比是树上的一朵花，时代的思潮好比是泥土下的根，而社会情况好比是四周环境。一定要气候湿润，土壤膏腴，树木方能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一到阳春，便能花朵怒放。（《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67页）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关于科技史研究的思考越来越成熟。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既有对中国古代科学遗产的整理和挖掘，也有对西方近代著名科学家的介绍和讨论，而且，他在多篇文章中还探讨了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当时颇有一些人认为：要尽快发展科学技术，应该紧跟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式的工具，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在故纸堆中找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竺可桢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有积累性，整理和研究科学的历史，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科学。关于科技史研究的价值，他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和“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此外，他还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科技史研究可以正确估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清末以来，中国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欺辱，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人轻视。竺可桢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中国学者应该“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作适当的整理、了解和宣传，使古人辛勤所得的发现和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得到它应该占有的地位”。这也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 第二，竺可桢特别强调科技史研究的“古为今用”，他认为“我们必须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包括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所已经掌握的防治疾病、增加生产以及减免天然灾害的一切知识和方法”。他举了一些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科技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如重大工程的选址需要考虑地震的烈度，这就必须搜集、整理和研究历史上的地震资料。此外，在中医药和农业等方面，当时也有众多的成功案例。他还举例说明科技史料的整理有时有助于推进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如对历史上超新星爆发的史料的整理推进了现代关于射电源的研究。（竺可桢当年把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的任务交给了席泽宗，于是有了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席泽宗先生后来也因此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第三，竺可桢认为研究中国科技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国外的科学史，乃至于世界科学史，因此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第四，科技史具有教育和宣传的功能，通过讲述科技史的方式进行科普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点竺可桢虽然没有专门撰文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他最初写科技史文章起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他的科技史文章中有很多都是高水平的科普文章。
第五，“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功能，科技史研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科技史，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总结科学发展的特点，探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竺可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越来越重视通过科技史研究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他多次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不能产生科学”，正是为了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才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他的许多文章，如《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科学与革命》、《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科学与世界和平》等，都是结合科技史来讨论科技与社会诸因素的互动。
在以上五点中，竺可桢最为重视的应该是第二点和第五点，即“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也正因为竺可桢具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认识，才使他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人做出了伟大的成绩。
在竺可桢“古为今用”的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值得特别强调，他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陆续发表的主要相关文章有：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2）。1966年，他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论文（英文稿），后来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中文稿最初刊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1973年再刊于《气象科技资料》和《中国科学》，缩写稿1973年6月19日刊于《人民日报》。
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时写了《竺老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慧眼与卓识》一文，对竺老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
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无疑地，此文即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开山之作，它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各国学者们无论肤色和年纪，一致地赞许有加。如今39年过去了，当年怀着景仰之情拜读论文的黑发人已成白发人，可是我们却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飞快发展，新的古气候记录大量涌现，然而竺老当年勾画的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他指出的过去五千年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经典论述，却是一再地得到印证和确认。对此，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服——伟大！
致谢：本文得到了浙江大学校史研究项目的支持。文章的写作从浙江大学何亚平教授处受益良多。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筚路蓝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初步开展
竺可桢是开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竺可桢共留下了90多篇科技史方面的论文、讲稿和信件。其中学术论文有30多篇，有不少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在现存的近千万字的“竺可桢日记”中，关于科技史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
1913年，已在伊利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竺可桢考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气象学。在哈佛大学，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教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7年，竺可桢再次赴美，特地拜访了萨顿。萨顿对竺可桢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非常清楚，还请他为科学史国际权威刊物ISIS撰写学术评论）。1915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竺可桢积极参加科学社的活动，为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月刊撰写了大量科技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科学史关系密切。他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发表在《科学》1916年第5期，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古谚今日观》、《微苏维火山之历史》、《中外茶叶略史》、《四川自流井盐矿》等文章。这些早期的科技史文章大多是科普文章，或与地理学、气象学相关。
1918年归国后，竺可桢主要从事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研究与教学，同时他依然坚持开展科技史研究。他在《科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空中航空之历史》、《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气象学发达之历史》、《二童争日解》、《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改良阳历之商榷》、《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祈雨禁屠与旱灾》、《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天气和人生》、《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诸多科技史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竺可桢的科技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系统地研究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等方面成就的论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也是早期比较全面地研究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贡献的重要论文，《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则堪称“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文章中则表现出作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特别可贵的是，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多篇文章中，竺可桢还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繁重的校务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的科技史研究依然没有间断。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科学与革命》、《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与世界和平》、《阳历与阴历》、《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等多篇科技史方面的文章。其中《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1944年作于遵义，正是浙大西迁办学的艰苦时期。竺可桢其时深感中国学者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他说：
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热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瞢然若无所指，宛若二十世纪初叶，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而我反袖手旁观也。（《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91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引以为耻，有所作为。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花了一年时间对十十八宿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最后给出结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继而传到印度，之后再传到其他地区。这篇文章基本终结了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一百多年的争论，改变了“中国有资料而无研究”的尴尬局面。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浙大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竺可桢、钱宝琛、章用、谭其骧、方豪、刘操南、张荫麟、张其昀、陈立等一批著名学者在天文学史、数学史、地理学史、中西科学交流史和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4年，著名生物化学家、后来以中国科技史研究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两次访问浙大。对于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取得大批一流的研究成果，他十分钦佩，发出了“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赞叹。竺可桢和钱宝琮、王琎等浙大学者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在宣读李约瑟的贺词时，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三位。何丙郁还在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是竺可桢1945年的一份演讲稿。类似的问题李约瑟曾正式提出过，由于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大影响，这一问题被大家称为“李约瑟难题”。其实在李约瑟之前，一些中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相关问题。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陈立、钱宝琮等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维特福格尔等欧洲学者的观点。他自己认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今天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已大大深入，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个伪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当年的讨论没有价值。竺可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种研究思路表明他在那个时代就开始重视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注更为复杂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有竺可桢等一批前辈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才逐渐有了生气。
继往开来：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和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竺可桢全集》第1卷前言第22页）在推动中国科技史研究体制化的过程中，竺可桢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领导者。
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和科学事业的领导者，竺可桢在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科技史研究组织，使科技史事业走向建制化。1951年1月，竺可桢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李四光谈及科技史研究的组织问题，开始筹划成立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以及出版《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等事宜。1952年底，竺可桢与吴有训、陶孟和两位中科院副院长再次讨论中国科学史研究问题。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竺可桢担任主任委员，物理学家叶企孙和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副主任委员。1955和1956年，在竺可桢的努力下，科学史家钱宝琮、李俨、严敦杰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
1956年，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席泽宗等起草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的科学史部分，从而正式确立了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布局中的正式地位。同年7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
同年9月，竺可桢率团（成员还有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和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史家刘仙洲）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中国为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成员，从此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竺可桢在会上宣读的是英文论文《二十八宿的起源》，这篇论文以他1944年的论文为基础，融入了他此后十多年新的思考。
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天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在北京孚王府正式挂牌成立，在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办公。1958年4月，《科学史集刊》创刊，成为展示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竺可桢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发刊词。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科技史研究专业机构，有了专门的研究刊物，中国的科技史事业开始迈入体制化的新阶段！
为了纪念竺可桢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巨大贡献，从2001年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设立“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不定期地邀请国际一流的科学史家前来主持讲席。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与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合作，设立“竺可桢科学史奖”，每三年一届，评选在东亚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进行表彰并给予奖励。
说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化，还必须再次提到痴心中国科技史研究数十载的李约瑟。早在1944年李约瑟访问浙大时，竺可桢与李约瑟便开始了结缘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长达30年的情缘。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后，竺可桢利用各种机会为李约瑟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海运至剑桥大学赠与李约瑟。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访华，与竺可桢的情谊更加深厚。1961年10月，竺可桢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组织的欢迎会上，李约瑟在结束《古典中国的天文学》讲演时，用不太标准的汉语由衷地表达他对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情厚谊：
请允许我以张衡、一行、郭守敬及贵宾们自己的语言再说几句。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
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科技史研究的价值
竺可桢对他最初研究科技史的想法并没有专门作过说明。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早期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可能有以下一些因素：1.在哈佛大学受到萨顿的影响;2.出于宣传科学的需要撰写科普性质的科技史文章;3.为了完善和补充自己的专业研究而撰写地理学史和气象学史的文章。
在1918年回国之后，他在科技史方面的工作涉及面更广，研究也更为深入。从他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这一时期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挖掘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料，研究古代的科技人物，并且越来越多地探讨一些科学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他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写道：
中国一般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近代文化，完全由科学而产生的，所以中国只要把西洋的科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社会就可以近代化了。不知道这是本末倒置，倒是西洋近代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近世科学。这几句话实是我国提倡科学的人应该要牢记在心上的。科学好比是树上的一朵花，时代的思潮好比是泥土下的根，而社会情况好比是四周环境。一定要气候湿润，土壤膏腴，树木方能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一到阳春，便能花朵怒放。（《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67页）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关于科技史研究的思考越来越成熟。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既有对中国古代科学遗产的整理和挖掘，也有对西方近代著名科学家的介绍和讨论，而且，他在多篇文章中还探讨了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当时颇有一些人认为：要尽快发展科学技术，应该紧跟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式的工具，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在故纸堆中找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竺可桢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有积累性，整理和研究科学的历史，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科学。关于科技史研究的价值，他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和“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此外，他还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科技史研究可以正确估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清末以来，中国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欺辱，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人轻视。竺可桢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中国学者应该“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作适当的整理、了解和宣传，使古人辛勤所得的发现和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得到它应该占有的地位”。这也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 第二，竺可桢特别强调科技史研究的“古为今用”，他认为“我们必须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包括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所已经掌握的防治疾病、增加生产以及减免天然灾害的一切知识和方法”。他举了一些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科技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如重大工程的选址需要考虑地震的烈度，这就必须搜集、整理和研究历史上的地震资料。此外，在中医药和农业等方面，当时也有众多的成功案例。他还举例说明科技史料的整理有时有助于推进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如对历史上超新星爆发的史料的整理推进了现代关于射电源的研究。（竺可桢当年把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的任务交给了席泽宗，于是有了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席泽宗先生后来也因此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第三，竺可桢认为研究中国科技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国外的科学史，乃至于世界科学史，因此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第四，科技史具有教育和宣传的功能，通过讲述科技史的方式进行科普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点竺可桢虽然没有专门撰文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他最初写科技史文章起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他的科技史文章中有很多都是高水平的科普文章。
第五，“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功能，科技史研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科技史，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总结科学发展的特点，探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竺可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越来越重视通过科技史研究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他多次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不能产生科学”，正是为了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才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他的许多文章，如《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科学与革命》、《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科学与世界和平》等，都是结合科技史来讨论科技与社会诸因素的互动。
在以上五点中，竺可桢最为重视的应该是第二点和第五点，即“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也正因为竺可桢具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认识，才使他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人做出了伟大的成绩。
在竺可桢“古为今用”的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值得特别强调，他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陆续发表的主要相关文章有：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2）。1966年，他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论文（英文稿），后来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中文稿最初刊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1973年再刊于《气象科技资料》和《中国科学》，缩写稿1973年6月19日刊于《人民日报》。
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时写了《竺老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慧眼与卓识》一文，对竺老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
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无疑地，此文即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开山之作，它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各国学者们无论肤色和年纪，一致地赞许有加。如今39年过去了，当年怀着景仰之情拜读论文的黑发人已成白发人，可是我们却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飞快发展，新的古气候记录大量涌现，然而竺老当年勾画的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他指出的过去五千年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经典论述，却是一再地得到印证和确认。对此，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服——伟大！
致谢：本文得到了浙江大学校史研究项目的支持。文章的写作从浙江大学何亚平教授处受益良多。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