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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经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們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 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發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世滇《“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 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经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們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 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發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世滇《“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 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