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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与对人类解放的追寻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动因、核心内容和最终目的。随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不断发展，其人本精神也日益从抽象的伦理激情走向对人的“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当代诠释。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9-0005-05
马克思是一位有着最深厚的人文情怀、时刻关注人类现实生存处境与最终命运的思想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乃至整个学说中，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以及对人的解放的追寻始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围绕着“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取向而存在和加以阐述的。正如弗·梅林所说：“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循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理路，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其中一以贯之的，不仅是他那种彻底的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他那博大精深的人本精神。
一、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缘起
早在少年时期，马克思就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的熏陶，这在他中学时所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已有了清楚的表现。他认为，在选择职业时，如果条件容许，就应当“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这种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少年马克思深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他在这里所说的“共同目标”，正是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曾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他和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一起，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为武器来反对宗教和封建统治。但与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哲学批判改造世界，并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和批判，通过阐发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中所蕴涵着的能动的创造原则，表达了他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肯定和张扬。
1842年10月担任《莱茵报》主编之后，马克思就开始了将哲学世界化的过程。他以该报为基地，通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将批判之笔直指普鲁士国家、教会和王公贵族，揭露德国的阶级矛盾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为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自由权利而呐喊和辩护。也正是在这期间，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理性和物质利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产生了尖锐冲突，并使他陷入“苦恼的疑问”一方面，他一贯信奉的黑格尔学说告诉他，理性对于现实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初步接触却使他清楚地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现实中的重要性。这一“苦恼的疑问”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开始动摇。他意识到，对封建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单凭过去所使用的哲学、法学等理论武器是力不从心的，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塔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为了求解理性与物质利益的矛盾这一“难事”，马克思阅读了大量英国的经济学著作和和法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著作，开始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视角和重心的转向，并不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和拓展，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和理论背景。他决非仅仅想做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事业是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追求劳动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幸福。尽管该时期的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对“人”的理解仍然抽象和单薄，对劳苦大众的关心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更多停留在伦理关怀和道义批判的层面，然而，正是这一时期所确立的“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标，在精神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决定了他全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
二、“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复归——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初步批判
正是从“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出发，自1843年秋天起，马克思对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并写下了其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人道性，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关切和同情，洋溢着深厚的人本精神。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和说明的东西视为前提和历史事实，承认私有财产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将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私有财产制度而导致的种种颠倒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国民经济学”承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因而按照这一原则，劳动者本应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但事实上，“工人所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需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尽管“国民经济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雇佣工人的生活困境，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前提性错误，“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因而不可能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承认人的价值的假象和面纱之下，实质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在私有财产这一最高目的下，工人仅仅作为私有财产的工具和手段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工资仅仅作为资本获取利润的最低费用和成本来计算。这种“国民经济学”的反历史性和非人道性是显而易见的。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虚构的原始状态”而是从经济事实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是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主题词，对异化劳动的剖析也正是这部著作最精彩之处。马克思从“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出发，剖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环节：首先是劳动者与他的产品相异化，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其次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沦为满足人的劳动需要以外的生存需要的手段；再次，人与“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迫不得已的手段，人失去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表征自己的本质和存在的“类特征”；最后，人与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就同他人相对立。人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马克思清楚地告诉我们，被“国民经济学家”视为当然事实的劳动不过是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劳动的规律不过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劳动者”不过是被迫失去了自己“类本质”的动物性存在，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过是一个异化的世界。马克思还进一步指明了造成异化现象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论证了私有制产生、发展以至消灭的必然性，从而得出了应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寻求人类的完全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结论。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使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归其“类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尽管从总体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里程中一部过程性和中介性的著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仍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框架的隐形限定之中，科学世界观尚未真正确立，但他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将费尔巴哈主要用于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原则和方法运用于宗教以外的现实经济领域，这标志着他对费尔巴哈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超越；他对处于社会底层、过着非人道生活的工人倾注深深的关切和同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憎恨和愤慨，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这一切，既为其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从抽象走向具体和科学开了先河。
三、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从抽象走向具体
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其后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新世界观确立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论述了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新思想以及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原则立场，并由此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以之为自己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人”，不再是旧哲学中因理性而存在的“人”或感性直观的生物性的“人”，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过去所推崇的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类本质”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全新理解，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人所处于其中的现实的经济关系和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标的现实途径。“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马克思便开始将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便是在这一新阶段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在这部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而作的著作中，最经典的内容莫过于对“经济范畴”这一概念的界定。“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即经济范畴是第二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第一位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经济范畴的现实基础来研究，从而通过抽象的方法得出经济范畴。经济范畴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历史性。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人类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作为生产关系理论抽象的经济范畴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应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而且要研究“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要研究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原理，即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用抽象的、预设的经济范畴来裁剪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关系，或者仅仅将研究的视角狭隘地限定于生产和财富的积累。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现实的人”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他人以及社会所发生的各方面关系。
在1849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更切近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两大表征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矛盾两极的社会力量的剖析，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指出工资只不过是劳动力价格(马克思当时用的是“劳动的价格”)的特殊形式，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费用，即劳动力的价格“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所需要的商品”。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制约，互为前提，相互产生，二者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但二者却并非如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利益一致的，相反，它们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需要是社会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应以社会为尺度， 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与工人工资绝对量的可能的增长相比，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因而工人的相对工资仍是下降的。“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正是在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方才实现了其哲学的伟大革命；而新世界观的创立反过来为他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科学方法。这一时期，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经济范畴与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之核心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确立了“现实的人”这一逻辑起点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理想的追寻才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抽象性与片面性，从而走向了丰富和具体。
四、对人的“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完美对接——《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深刻诠释
创作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成熟，而且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深刻诠释。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上“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不是一般的社会财富，而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社会居核心地位的“资本”这一经济事实和范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相互关系。透过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物”的表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国资本不过是资本家的化身，它表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经济关系。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理论。此时的“异化劳动”不再仅仅是从“类本质”出发的人道批判，“共产主义”也不再是抽象的价值悬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深刻剖析，指出雇佣劳动必然创造出资本，而资本一经产生，便成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为独立的、被异化的社会力量的客体与“社会”相对立。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变成了生产财富的机器，甚至连机器都不如的机器的奴隶。尽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异化的形式上截然不同，即处在一极的资产阶级在异化中被满足、被巩固，变得日益强大；而处在另一极的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被剥夺、被毁灭，日益沦入非人境地，但这两种形式的异化同样都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异化。当两个阶级的异化走向极端之时，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反抗，即无产阶级革命。通过革命推翻物支配人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才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可见，马克思虽然主张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造成新的阶级对抗，而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对抗直至消灭阶级。这是对人本观念的极大提升，体现着最博大深刻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历史作用给予客观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也对其反人道性和历史暂时性给予了科学阐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但除了具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特征外，共产主义社会更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那时，人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劳动真正成为一种需要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蓝图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翻版，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按照人的发展需要所作的美好憧憬和科学预测。
为了阐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出发，以所有制为基础划分出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从交往形式上研究了人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按照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与之相呼应的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独特考察视角，不仅开辟了从实际的历史过程考察人自身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且直接体现了马克思对人本身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关注。而他把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归结为人的“自由个性”，更是他的经济学说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具有的人本精神的真正的、集中的体现。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关系，那么，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理论则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和交往形式基础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循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理路，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经济学始终把对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深刻关切作为对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动因和目的；循着这一发展理路，我们同样能清晰地看到，从青年时期在黑格尔哲学影响下对人的意志自由的论证，到其后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从人的“类本质”这一价值悬设出发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再到新世界观创立之后从“现实的人”出发为其经济学说确立科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并对经济现实做出更深入的剖析，直到《资本论》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系统和深刻剖析使其经济学体系得以完成，同时也使其人本精神得到最充分和完美的诠释，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日益从肤浅、片面走向深刻和丰富，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探索，日益从抽象的价值理想走向植根于人类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科学论证，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也日益从人道意义上的激愤与同情走向“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的有机统一。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尤其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一切都为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前提。但同时必须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曾经存在过人本精神的缺失。在我国正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世纪之初，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追溯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传统，重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人本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辩证关系的全新理解和诠释，也标志着我党对当代中国“人”所处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境遇的准确把握与深切关注与关怀，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在当代的回应与演绎。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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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9-0005-05
马克思是一位有着最深厚的人文情怀、时刻关注人类现实生存处境与最终命运的思想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乃至整个学说中，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以及对人的解放的追寻始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围绕着“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取向而存在和加以阐述的。正如弗·梅林所说：“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循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理路，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其中一以贯之的，不仅是他那种彻底的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他那博大精深的人本精神。
一、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缘起
早在少年时期，马克思就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的熏陶，这在他中学时所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已有了清楚的表现。他认为，在选择职业时，如果条件容许，就应当“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这种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少年马克思深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他在这里所说的“共同目标”，正是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曾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他和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一起，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为武器来反对宗教和封建统治。但与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哲学批判改造世界，并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和批判，通过阐发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中所蕴涵着的能动的创造原则，表达了他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肯定和张扬。
1842年10月担任《莱茵报》主编之后，马克思就开始了将哲学世界化的过程。他以该报为基地，通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将批判之笔直指普鲁士国家、教会和王公贵族，揭露德国的阶级矛盾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为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自由权利而呐喊和辩护。也正是在这期间，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理性和物质利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产生了尖锐冲突，并使他陷入“苦恼的疑问”一方面，他一贯信奉的黑格尔学说告诉他，理性对于现实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初步接触却使他清楚地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现实中的重要性。这一“苦恼的疑问”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开始动摇。他意识到，对封建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单凭过去所使用的哲学、法学等理论武器是力不从心的，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塔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为了求解理性与物质利益的矛盾这一“难事”，马克思阅读了大量英国的经济学著作和和法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著作，开始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视角和重心的转向，并不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和拓展，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和理论背景。他决非仅仅想做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事业是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追求劳动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幸福。尽管该时期的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对“人”的理解仍然抽象和单薄，对劳苦大众的关心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更多停留在伦理关怀和道义批判的层面，然而，正是这一时期所确立的“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标，在精神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决定了他全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
二、“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复归——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初步批判
正是从“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出发，自1843年秋天起，马克思对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并写下了其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人道性，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关切和同情，洋溢着深厚的人本精神。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和说明的东西视为前提和历史事实，承认私有财产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将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私有财产制度而导致的种种颠倒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国民经济学”承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因而按照这一原则，劳动者本应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但事实上，“工人所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需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尽管“国民经济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雇佣工人的生活困境，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前提性错误，“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因而不可能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承认人的价值的假象和面纱之下，实质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在私有财产这一最高目的下，工人仅仅作为私有财产的工具和手段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工资仅仅作为资本获取利润的最低费用和成本来计算。这种“国民经济学”的反历史性和非人道性是显而易见的。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虚构的原始状态”而是从经济事实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是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主题词，对异化劳动的剖析也正是这部著作最精彩之处。马克思从“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出发，剖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环节：首先是劳动者与他的产品相异化，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其次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沦为满足人的劳动需要以外的生存需要的手段；再次，人与“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迫不得已的手段，人失去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表征自己的本质和存在的“类特征”；最后，人与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就同他人相对立。人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马克思清楚地告诉我们，被“国民经济学家”视为当然事实的劳动不过是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劳动的规律不过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劳动者”不过是被迫失去了自己“类本质”的动物性存在，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过是一个异化的世界。马克思还进一步指明了造成异化现象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论证了私有制产生、发展以至消灭的必然性，从而得出了应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寻求人类的完全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结论。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使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归其“类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尽管从总体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里程中一部过程性和中介性的著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仍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框架的隐形限定之中，科学世界观尚未真正确立，但他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将费尔巴哈主要用于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原则和方法运用于宗教以外的现实经济领域，这标志着他对费尔巴哈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超越；他对处于社会底层、过着非人道生活的工人倾注深深的关切和同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憎恨和愤慨，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这一切，既为其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从抽象走向具体和科学开了先河。
三、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从抽象走向具体
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其后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新世界观确立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论述了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新思想以及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原则立场，并由此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以之为自己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人”，不再是旧哲学中因理性而存在的“人”或感性直观的生物性的“人”，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过去所推崇的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类本质”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全新理解，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人所处于其中的现实的经济关系和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标的现实途径。“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马克思便开始将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便是在这一新阶段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在这部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而作的著作中，最经典的内容莫过于对“经济范畴”这一概念的界定。“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即经济范畴是第二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第一位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经济范畴的现实基础来研究，从而通过抽象的方法得出经济范畴。经济范畴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历史性。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人类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作为生产关系理论抽象的经济范畴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应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而且要研究“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要研究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原理，即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用抽象的、预设的经济范畴来裁剪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关系，或者仅仅将研究的视角狭隘地限定于生产和财富的积累。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现实的人”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他人以及社会所发生的各方面关系。
在1849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更切近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两大表征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矛盾两极的社会力量的剖析，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指出工资只不过是劳动力价格(马克思当时用的是“劳动的价格”)的特殊形式，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费用，即劳动力的价格“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所需要的商品”。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制约，互为前提，相互产生，二者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但二者却并非如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利益一致的，相反，它们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需要是社会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应以社会为尺度， 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与工人工资绝对量的可能的增长相比，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因而工人的相对工资仍是下降的。“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正是在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方才实现了其哲学的伟大革命；而新世界观的创立反过来为他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科学方法。这一时期，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经济范畴与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之核心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确立了“现实的人”这一逻辑起点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理想的追寻才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抽象性与片面性，从而走向了丰富和具体。
四、对人的“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完美对接——《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深刻诠释
创作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成熟，而且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深刻诠释。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上“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不是一般的社会财富，而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社会居核心地位的“资本”这一经济事实和范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相互关系。透过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物”的表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国资本不过是资本家的化身，它表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经济关系。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理论。此时的“异化劳动”不再仅仅是从“类本质”出发的人道批判，“共产主义”也不再是抽象的价值悬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深刻剖析，指出雇佣劳动必然创造出资本，而资本一经产生，便成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为独立的、被异化的社会力量的客体与“社会”相对立。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变成了生产财富的机器，甚至连机器都不如的机器的奴隶。尽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异化的形式上截然不同，即处在一极的资产阶级在异化中被满足、被巩固，变得日益强大；而处在另一极的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被剥夺、被毁灭，日益沦入非人境地，但这两种形式的异化同样都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异化。当两个阶级的异化走向极端之时，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反抗，即无产阶级革命。通过革命推翻物支配人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才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可见，马克思虽然主张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造成新的阶级对抗，而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对抗直至消灭阶级。这是对人本观念的极大提升，体现着最博大深刻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历史作用给予客观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也对其反人道性和历史暂时性给予了科学阐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但除了具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特征外，共产主义社会更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那时，人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劳动真正成为一种需要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蓝图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翻版，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按照人的发展需要所作的美好憧憬和科学预测。
为了阐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出发，以所有制为基础划分出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从交往形式上研究了人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按照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与之相呼应的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独特考察视角，不仅开辟了从实际的历史过程考察人自身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且直接体现了马克思对人本身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关注。而他把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归结为人的“自由个性”，更是他的经济学说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具有的人本精神的真正的、集中的体现。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关系，那么，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理论则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和交往形式基础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循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理路，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经济学始终把对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深刻关切作为对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动因和目的；循着这一发展理路，我们同样能清晰地看到，从青年时期在黑格尔哲学影响下对人的意志自由的论证，到其后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从人的“类本质”这一价值悬设出发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再到新世界观创立之后从“现实的人”出发为其经济学说确立科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并对经济现实做出更深入的剖析，直到《资本论》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系统和深刻剖析使其经济学体系得以完成，同时也使其人本精神得到最充分和完美的诠释，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日益从肤浅、片面走向深刻和丰富，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探索，日益从抽象的价值理想走向植根于人类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科学论证，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也日益从人道意义上的激愤与同情走向“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的有机统一。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尤其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一切都为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前提。但同时必须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曾经存在过人本精神的缺失。在我国正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世纪之初，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追溯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传统，重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人本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辩证关系的全新理解和诠释，也标志着我党对当代中国“人”所处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境遇的准确把握与深切关注与关怀，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在当代的回应与演绎。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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