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比·英雄(以下称“李比”),美国文化人,犹太血统,一九五○年生。孩童时期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度过,留下的一个标志是:父亲在他的名字中嵌入了“英雄”两字,使得名字变得亦西(方)亦东(方)。一九六八年又来日本暂住,由此开始日语学习,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因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万叶集》,获得了全美图书奖。四十岁时辞去斯坦福大学教职,重返日本,在学习日语二十一年之后开始了日语文学创作,并任教于日本的私立大学。一九九二年,第一部日语小说、极富自传色彩的《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一炮打响,获得野间文学新人奖(引自李比《自订年谱》,《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讲谈社文库本二○○四年版)。
在《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中,李比大致描绘了以下的故事:一九六八年,主人公,一位名叫本的十七岁的美国少年,来到日本的父亲处小住。父亲任职于横滨的美国总领事馆。使领馆宿舍,高档优雅,充满白人优越感。但本却感到厌倦,于是进入早稻田大学学日语。本旁观了日本的学生运动,包括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这时,他遇见了一位来自爱知县即小地方的学生,他把他带进了自己的住所——一处拥挤破旧的出租民房,还把他带进了普通的日本澡堂,最后把他带进了新宿。本由此看到了书本里没有的日本,开始萌发在日本居住的念头。从本文开头所引李比的《自订年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比与本的人生轨迹几乎重叠。
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喜欢住陈旧的日本老屋,一心用日语写作;注意锤炼文字,读者对象自然是日本人——这是李比的特别之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杂志座谈会(在日本文坛,这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乃至走进NHK电视节目。约一百年前,在日本,出过一位来自西洋、最后终老东瀛的小泉八云(一八五○——一九○四),这位当年的异数(陈按:有趣的是,当年周氏兄弟对此人均有论及)如今已被公认为日本文学大家;百年后,视李比为小泉八云第二的日本评论家不在少数。然而与前辈不同,李比在一段时间后,竟然踏上了中国大陆(从一九九三年到二○○八年已来过三十五次)。他最近的著书几乎都是中国主题,在已刊行的十多种日文单行本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即有以下六种(未注明者为小说):
《天安门》,讲谈社一九九六年初版。《最后的国境之旅》,中央公论新社二○○○年初版。《亨利·猛的夏日之旅》,讲谈社二○○○年初版。纪行文集《我的中国》,岩波书店二○○四年初版。在二○○八年八月,更是同时出版了纪行散文集《延安——革命圣地之旅》(岩波书店)和《假水》(讲谈社)。
在日本/日语世界刚混了个脸熟,又开辟第二战场,且有些乐此不疲,请听李比的夫子自道:“对文学来说,国籍、民族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关系。”(与芥川文学奖二○○八年得主、在日中国人杨逸的对谈,《朝日新闻》二○○八年八月三日。以下简称“与杨逸的对谈”)。那么,文学与什么才有“根本意义上的关系”?
李比人生的转折始于日本,他认为使用日语才能展示这一转折,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语作为写作工具。他甚至称:即使用英语,也只是日语的英译(《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后记》)。但是,在多年的文字行走中,他似乎愈加感受到人生的起点始于中国,于是走进了中国大陆。因此在李比那里,日语不等于、至少不完全等于日本。其实,这种目光的转移在他早年的《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中已现端倪。书中多次提到主人公父亲在台湾和香港的生活经历,提到生于上海的华裔继母,以及父亲与继母之间用上海话的日常交谈。有些生词还标出了中文发音。
幼年的李比,在中国台湾时,住日式住房,却听到了“北京话”(《天安门》)。在日本时,又目击了用日语表述的反对侵越战争的场面。在延安窑洞外听到民歌演唱时,他想到了在台湾度过的岁月(《延安——革命圣地之旅》)。站在今天,方才知晓,是冷战这只巨手,把他的父辈连同幼小的他,在中国周边的棋盘上拨来拨去。也是站在今天,方才知晓,对中国和日本本身,原本可以置之不顾,汉语乃至日语,开始并非学习和交流的对象。当他拿起笔来时,一般的说法是,冷战已经结束。但李比却有些不信。李比成长的年代,政治和政治对立是这个世界不可忽视的存在,他对自己如何一路走来的追寻也就不能不有更广阔的展开。在多次的行走中,他的足迹和思绪有了延伸。他曾一次次地站在开封犹太人的遗址前,找寻和确认自己和一个民族的命运的轨迹(《亨利·猛的夏日之旅》)。他在经加拿大返美途中,遭逢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滞留温哥华有家难归,却不无意外地撞见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九一一》)。有些被评论家认为难以解释的描写,对于作者来说,也许是言有尽而思无涯。
与一些只瞄准北京、上海的人士不同,也和一些总喜欢用“崩溃”、“关口”(日语写作“正念场”)、“展望”等关键词评品中国的日本人士不同,在李比的笔下,男主人公(常常是作者的分身或化身)虽然踽踽独行,但,从来不是一个智者或哲人,他关注和交往的都是普通人。他没有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相反,他有许多毛病,甚至是常人也嗤之以鼻的毛病。但是,他对异乡人、对普通人无先入为主的偏见,对普通人的爱好和生活深感兴趣。他走的是中国的穷乡僻壤,念叨的也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李比对道教也情有独钟,不仅在描写中国的小说中出现道士(《延安——革命圣地之旅》),与日本文人的对谈中也多次提及(《越境之声》,岩波书店二○○七年版)。他的书里没有枕头,也没有拳头。不知道他是在寻找中国的原生态,还是在寻找丢失的自己?或许两者都有,或许前者正是指向后者的一条通路。
答案在此。李比或者说李比的文学,锲而不舍追求的是:寻找和反思自己,追寻失去的或曰逝去的自己,这里的“自己”包括了历史大我中的小我,也包括了小我与大我的交错甚至交锋。由此顺理成章的是,李比的作品,拒绝那些看似理性甚至权威的见解。当然,这是笔者,一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国男子,辨读出来的信息,应该与李比无关,大约也和李比的其他读者无关。在看似悠然从容的文字下面,笔者看到了一个紧张、顽强的意志,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讲述一个有关我的故事。一个置身于东亚现代史之中,仅从某一个民族的角度或用某一种语言难以说清的我的故事”(与日本女作家水村早苗的对谈,原载日本《大航海》二○○三年四十六号,收入《越境之声》,89页),这是意味深长的。他声称下笔时有不敢言处(同上,62页),但从已经发表的文字看,他对于时代乃至具体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吞吞吐吐,甚至对战后美国的东亚研究也出言不敬。这种类似戴着镣铐跳舞的文字努力,并未造成一个丑八怪,却开辟了日文表现的一种新路径,这是李比之幸,也是日语之幸——语言,同样需要外来客的冲击。
但是,国籍、民族乃至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读书比如读李比的书,会有不同的感受。李比的书不属于讨好的一类。读李比时,我有时会突发奇想:如果李比早生三四十年,会如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日本的一流文人(或者中性一点说,一线文人),几乎都对中国抱有热情,如竹内好、武田泰淳、高桥和己、堀田善卫、有吉佐合子、井上靖、水上勉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开下去(也许应该算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司马辽太郎、清冈卓行和中菌英助为止)。几乎可以说,关心中国、写中国的文人都站在日本文坛的最前列。他们笔下的叙述乃至感触,今天拾起再看,具体描述自然有时过境迁之处。部分是中国的原因,有些观察亦有偏颇。但是,不能不指出两点:第一,他们对中国的平视目光;第二,历史感和现实感交融的观察角度。他们不是一般的所谓站在中国看日本或站在日本看中国,而是注入了对自己人生、对日本当下社会的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后,情况有了变化。原因种种,本文暂不讨论。李比的出现,使较为冷清的局面得到改观。自然,日本文坛对中国并非全无关注;但李比与其他作家处于相当不同的境地。李比的文字,使读者有一种重新审视当年的感觉,这就是,从普通人出发,关注普通人,关注这个动荡的、主义横生的世界。
李比本人说过:“我认为(在作品中)引入另一种语言,对文学家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探险。”(与杨逸的对谈)李比的笔触随自己的思路翻飞、跳跃,活泼泼的。日语加进了种种外来语元素,行文依然循着日语的语法规则。思维本身的活跃使得李比的日语获得了别样的色彩。他与外界保持紧张格斗的过程,也是他与日语工具保持紧张格斗的过程。他自少年时期开始的日语学习及日本体验,几乎是宿命般地决定了他的表现手段——日语,但是,自幼的生活经历、民族背景和成年后的教育等等,也几乎是宿命般地决定了他不可能循着一般日本人的思维路径(如果存在这种思维的话)。的确,翻看李比的作品,特别是中国题材的作品,作者的文字中多是主人公与中国人的大段会话。在主体为日语的表述中,常常插入汉语、英语词汇,如在最新作《延安》和《假水》中,写下了他与司机、导游、游客、当地农民、农村孩子乃至深山老道的各种会话,直接出现了大量汉语词语。诸如“保安”、“延安”、“婆姨”、“老干部”、“友谊商店”、“工作单位”、“老外”、“假道士”、“中国特色”、“红色旅游”等,新旧交错,还记录下了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和《东方红》的歌词全文。中文在日文中穿行,英语也不时登场,让人眼花缭乱。而在你耐心读下去之后将不得不承认,李比的文字特性并非是某种知识的显示或炫耀,而是行文之必须。这样,对李比“主体为日语的表述”的表述本身,你也许会有新的认识。汉语单词的逐个亮相,不就是一部中国现当代史的部分关键词的亮相吗?也许,在此意义上,李比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作者始终处于几种语言和文化的碰撞之中。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对于对方语言的引用本身意味着一种理解,一种对他人思维方式的尊重和吸取。再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提示人们,语言可能是通向交流的桥梁,也同样可能是妨碍或屏蔽交流的围墙。
你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李比对中国底层的了解浅尝辄止。比如他对中国的理解,对流行语的把握,也许会让人莞尔一笑。他似乎应该在某个点上深入开挖又并未开挖。有些时候,思绪甚至前后抵触。李比的寻找自我借助于中国的大地和普通人,中国的大地和普通人的确也帮助了他。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观光客,也不是中国问题观察家。希望他的思绪给出相对明晰又具体的解答,这本身大概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因此,所谓浅尝辄止的指摘能否成立,也要打个问号。他只是为自己写作吧。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在异国,笔者似乎见到了一个践行为己之人。因此,笔者愿称李比为文化人,而不是作家。
正是如此,或者说不仅如此,李比自一九九二年进入日本文坛,当年以第一部作品拿下野间文学新人奖。母国的《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做出了及时报道。此后,李比在日本的多种媒体频频出镜,并在一九九五年获得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职。一路斩关夺隘,春风得意马蹄疾。然后顺理成章地以小说《天安门》叩响一九九六年芥川奖评奖之门(芥川奖得主一般都有先获得一种甚至几种其他文学奖项的经历),但仅获得提名奖。不妨看看几位评委的意见。宫本辉:给人以长篇小说之一部分的感觉,无法理解作者投向“大陆”、“毛泽东”的视线。石原慎太郎只有一句:只能说不值一评。
对于为何不能获奖及评委的意见,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见解。素以纯文学标榜的芥川奖,一些年来,在内容、题材和写法上,已经表现出相当的自由度。近年的获奖作品足可当以“惊世骇俗”四个字,使一些老派的读者瞠目结舌:已经没有任何不可语及的道德底线。《天安门》作为战后日本文学中首次运用双语表现的手法,引起文坛的注意。李比驾驭日语的能力也得到普遍推崇。或许是其内容让一些人看到了某种倾向性。
其实,李比的文字或思路恰恰是力避所谓倾向性。他一直相当重视自己的感受和直觉。在今天他也不掩饰这一点。李比从容不迫地回忆当年,忠实记录自己的当年。无论是荒唐,或是天真,或是其他什么。写今天,也有当年的投影。只是,立足底层的角度没有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西方背景的文人,但他似乎对这种背景不甚在意。你读的确实是日文,其日文的精当得到当地读书界的好评(包括对他的内容颇不以为然的人)。但是,那种大开大合、行云流水的风度,又仿佛不完全是走到今天的日文风格。
用李比自己的话说,他始终是一个越境者,但是,笔者认为,李比的特殊之处在他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越境者。在全球化轰然行进的今天,能够用非母语写作的人已非珍稀。但是,有些人在放下或半放下母语的同时,也放下或多少放下了独立的意识。尖锐点说,也许开始就没有什么独立意识。在国人的西语或日语的文学写作中,这样的作品并不鲜见。
会说汉语,知道延安和信天游,跑河南和陕西,关心当年的斯诺和今日的民工,对中国的现当代有兴趣,而且,把这些写了出来告诉日本读者,文章写得不愠不火,语言干净利落。可以了吧?您还想要求什么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读者来说,日本文学再也不只是夏目漱石或小林多喜二了。我们有了大量铁杆的村上春树迷、渡边淳一迷。三岛由纪夫有了多种译本乃至作品集。对日本“八○后”作家的关注出现在大报上。从图书馆里,找出石原慎太郎、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也非难事。那么,对李比,读书界能不能也有些关注呢?
二○○八年十月初稿,二○○九年十二月与二○一○年三月再改
在《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中,李比大致描绘了以下的故事:一九六八年,主人公,一位名叫本的十七岁的美国少年,来到日本的父亲处小住。父亲任职于横滨的美国总领事馆。使领馆宿舍,高档优雅,充满白人优越感。但本却感到厌倦,于是进入早稻田大学学日语。本旁观了日本的学生运动,包括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这时,他遇见了一位来自爱知县即小地方的学生,他把他带进了自己的住所——一处拥挤破旧的出租民房,还把他带进了普通的日本澡堂,最后把他带进了新宿。本由此看到了书本里没有的日本,开始萌发在日本居住的念头。从本文开头所引李比的《自订年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比与本的人生轨迹几乎重叠。
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喜欢住陈旧的日本老屋,一心用日语写作;注意锤炼文字,读者对象自然是日本人——这是李比的特别之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杂志座谈会(在日本文坛,这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乃至走进NHK电视节目。约一百年前,在日本,出过一位来自西洋、最后终老东瀛的小泉八云(一八五○——一九○四),这位当年的异数(陈按:有趣的是,当年周氏兄弟对此人均有论及)如今已被公认为日本文学大家;百年后,视李比为小泉八云第二的日本评论家不在少数。然而与前辈不同,李比在一段时间后,竟然踏上了中国大陆(从一九九三年到二○○八年已来过三十五次)。他最近的著书几乎都是中国主题,在已刊行的十多种日文单行本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即有以下六种(未注明者为小说):
《天安门》,讲谈社一九九六年初版。《最后的国境之旅》,中央公论新社二○○○年初版。《亨利·猛的夏日之旅》,讲谈社二○○○年初版。纪行文集《我的中国》,岩波书店二○○四年初版。在二○○八年八月,更是同时出版了纪行散文集《延安——革命圣地之旅》(岩波书店)和《假水》(讲谈社)。
在日本/日语世界刚混了个脸熟,又开辟第二战场,且有些乐此不疲,请听李比的夫子自道:“对文学来说,国籍、民族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关系。”(与芥川文学奖二○○八年得主、在日中国人杨逸的对谈,《朝日新闻》二○○八年八月三日。以下简称“与杨逸的对谈”)。那么,文学与什么才有“根本意义上的关系”?
李比人生的转折始于日本,他认为使用日语才能展示这一转折,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语作为写作工具。他甚至称:即使用英语,也只是日语的英译(《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后记》)。但是,在多年的文字行走中,他似乎愈加感受到人生的起点始于中国,于是走进了中国大陆。因此在李比那里,日语不等于、至少不完全等于日本。其实,这种目光的转移在他早年的《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中已现端倪。书中多次提到主人公父亲在台湾和香港的生活经历,提到生于上海的华裔继母,以及父亲与继母之间用上海话的日常交谈。有些生词还标出了中文发音。
幼年的李比,在中国台湾时,住日式住房,却听到了“北京话”(《天安门》)。在日本时,又目击了用日语表述的反对侵越战争的场面。在延安窑洞外听到民歌演唱时,他想到了在台湾度过的岁月(《延安——革命圣地之旅》)。站在今天,方才知晓,是冷战这只巨手,把他的父辈连同幼小的他,在中国周边的棋盘上拨来拨去。也是站在今天,方才知晓,对中国和日本本身,原本可以置之不顾,汉语乃至日语,开始并非学习和交流的对象。当他拿起笔来时,一般的说法是,冷战已经结束。但李比却有些不信。李比成长的年代,政治和政治对立是这个世界不可忽视的存在,他对自己如何一路走来的追寻也就不能不有更广阔的展开。在多次的行走中,他的足迹和思绪有了延伸。他曾一次次地站在开封犹太人的遗址前,找寻和确认自己和一个民族的命运的轨迹(《亨利·猛的夏日之旅》)。他在经加拿大返美途中,遭逢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滞留温哥华有家难归,却不无意外地撞见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九一一》)。有些被评论家认为难以解释的描写,对于作者来说,也许是言有尽而思无涯。
与一些只瞄准北京、上海的人士不同,也和一些总喜欢用“崩溃”、“关口”(日语写作“正念场”)、“展望”等关键词评品中国的日本人士不同,在李比的笔下,男主人公(常常是作者的分身或化身)虽然踽踽独行,但,从来不是一个智者或哲人,他关注和交往的都是普通人。他没有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相反,他有许多毛病,甚至是常人也嗤之以鼻的毛病。但是,他对异乡人、对普通人无先入为主的偏见,对普通人的爱好和生活深感兴趣。他走的是中国的穷乡僻壤,念叨的也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李比对道教也情有独钟,不仅在描写中国的小说中出现道士(《延安——革命圣地之旅》),与日本文人的对谈中也多次提及(《越境之声》,岩波书店二○○七年版)。他的书里没有枕头,也没有拳头。不知道他是在寻找中国的原生态,还是在寻找丢失的自己?或许两者都有,或许前者正是指向后者的一条通路。
答案在此。李比或者说李比的文学,锲而不舍追求的是:寻找和反思自己,追寻失去的或曰逝去的自己,这里的“自己”包括了历史大我中的小我,也包括了小我与大我的交错甚至交锋。由此顺理成章的是,李比的作品,拒绝那些看似理性甚至权威的见解。当然,这是笔者,一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国男子,辨读出来的信息,应该与李比无关,大约也和李比的其他读者无关。在看似悠然从容的文字下面,笔者看到了一个紧张、顽强的意志,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讲述一个有关我的故事。一个置身于东亚现代史之中,仅从某一个民族的角度或用某一种语言难以说清的我的故事”(与日本女作家水村早苗的对谈,原载日本《大航海》二○○三年四十六号,收入《越境之声》,89页),这是意味深长的。他声称下笔时有不敢言处(同上,62页),但从已经发表的文字看,他对于时代乃至具体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吞吞吐吐,甚至对战后美国的东亚研究也出言不敬。这种类似戴着镣铐跳舞的文字努力,并未造成一个丑八怪,却开辟了日文表现的一种新路径,这是李比之幸,也是日语之幸——语言,同样需要外来客的冲击。
但是,国籍、民族乃至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读书比如读李比的书,会有不同的感受。李比的书不属于讨好的一类。读李比时,我有时会突发奇想:如果李比早生三四十年,会如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日本的一流文人(或者中性一点说,一线文人),几乎都对中国抱有热情,如竹内好、武田泰淳、高桥和己、堀田善卫、有吉佐合子、井上靖、水上勉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开下去(也许应该算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司马辽太郎、清冈卓行和中菌英助为止)。几乎可以说,关心中国、写中国的文人都站在日本文坛的最前列。他们笔下的叙述乃至感触,今天拾起再看,具体描述自然有时过境迁之处。部分是中国的原因,有些观察亦有偏颇。但是,不能不指出两点:第一,他们对中国的平视目光;第二,历史感和现实感交融的观察角度。他们不是一般的所谓站在中国看日本或站在日本看中国,而是注入了对自己人生、对日本当下社会的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后,情况有了变化。原因种种,本文暂不讨论。李比的出现,使较为冷清的局面得到改观。自然,日本文坛对中国并非全无关注;但李比与其他作家处于相当不同的境地。李比的文字,使读者有一种重新审视当年的感觉,这就是,从普通人出发,关注普通人,关注这个动荡的、主义横生的世界。
李比本人说过:“我认为(在作品中)引入另一种语言,对文学家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探险。”(与杨逸的对谈)李比的笔触随自己的思路翻飞、跳跃,活泼泼的。日语加进了种种外来语元素,行文依然循着日语的语法规则。思维本身的活跃使得李比的日语获得了别样的色彩。他与外界保持紧张格斗的过程,也是他与日语工具保持紧张格斗的过程。他自少年时期开始的日语学习及日本体验,几乎是宿命般地决定了他的表现手段——日语,但是,自幼的生活经历、民族背景和成年后的教育等等,也几乎是宿命般地决定了他不可能循着一般日本人的思维路径(如果存在这种思维的话)。的确,翻看李比的作品,特别是中国题材的作品,作者的文字中多是主人公与中国人的大段会话。在主体为日语的表述中,常常插入汉语、英语词汇,如在最新作《延安》和《假水》中,写下了他与司机、导游、游客、当地农民、农村孩子乃至深山老道的各种会话,直接出现了大量汉语词语。诸如“保安”、“延安”、“婆姨”、“老干部”、“友谊商店”、“工作单位”、“老外”、“假道士”、“中国特色”、“红色旅游”等,新旧交错,还记录下了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和《东方红》的歌词全文。中文在日文中穿行,英语也不时登场,让人眼花缭乱。而在你耐心读下去之后将不得不承认,李比的文字特性并非是某种知识的显示或炫耀,而是行文之必须。这样,对李比“主体为日语的表述”的表述本身,你也许会有新的认识。汉语单词的逐个亮相,不就是一部中国现当代史的部分关键词的亮相吗?也许,在此意义上,李比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作者始终处于几种语言和文化的碰撞之中。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对于对方语言的引用本身意味着一种理解,一种对他人思维方式的尊重和吸取。再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提示人们,语言可能是通向交流的桥梁,也同样可能是妨碍或屏蔽交流的围墙。
你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李比对中国底层的了解浅尝辄止。比如他对中国的理解,对流行语的把握,也许会让人莞尔一笑。他似乎应该在某个点上深入开挖又并未开挖。有些时候,思绪甚至前后抵触。李比的寻找自我借助于中国的大地和普通人,中国的大地和普通人的确也帮助了他。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观光客,也不是中国问题观察家。希望他的思绪给出相对明晰又具体的解答,这本身大概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因此,所谓浅尝辄止的指摘能否成立,也要打个问号。他只是为自己写作吧。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在异国,笔者似乎见到了一个践行为己之人。因此,笔者愿称李比为文化人,而不是作家。
正是如此,或者说不仅如此,李比自一九九二年进入日本文坛,当年以第一部作品拿下野间文学新人奖。母国的《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做出了及时报道。此后,李比在日本的多种媒体频频出镜,并在一九九五年获得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职。一路斩关夺隘,春风得意马蹄疾。然后顺理成章地以小说《天安门》叩响一九九六年芥川奖评奖之门(芥川奖得主一般都有先获得一种甚至几种其他文学奖项的经历),但仅获得提名奖。不妨看看几位评委的意见。宫本辉:给人以长篇小说之一部分的感觉,无法理解作者投向“大陆”、“毛泽东”的视线。石原慎太郎只有一句:只能说不值一评。
对于为何不能获奖及评委的意见,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见解。素以纯文学标榜的芥川奖,一些年来,在内容、题材和写法上,已经表现出相当的自由度。近年的获奖作品足可当以“惊世骇俗”四个字,使一些老派的读者瞠目结舌:已经没有任何不可语及的道德底线。《天安门》作为战后日本文学中首次运用双语表现的手法,引起文坛的注意。李比驾驭日语的能力也得到普遍推崇。或许是其内容让一些人看到了某种倾向性。
其实,李比的文字或思路恰恰是力避所谓倾向性。他一直相当重视自己的感受和直觉。在今天他也不掩饰这一点。李比从容不迫地回忆当年,忠实记录自己的当年。无论是荒唐,或是天真,或是其他什么。写今天,也有当年的投影。只是,立足底层的角度没有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西方背景的文人,但他似乎对这种背景不甚在意。你读的确实是日文,其日文的精当得到当地读书界的好评(包括对他的内容颇不以为然的人)。但是,那种大开大合、行云流水的风度,又仿佛不完全是走到今天的日文风格。
用李比自己的话说,他始终是一个越境者,但是,笔者认为,李比的特殊之处在他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越境者。在全球化轰然行进的今天,能够用非母语写作的人已非珍稀。但是,有些人在放下或半放下母语的同时,也放下或多少放下了独立的意识。尖锐点说,也许开始就没有什么独立意识。在国人的西语或日语的文学写作中,这样的作品并不鲜见。
会说汉语,知道延安和信天游,跑河南和陕西,关心当年的斯诺和今日的民工,对中国的现当代有兴趣,而且,把这些写了出来告诉日本读者,文章写得不愠不火,语言干净利落。可以了吧?您还想要求什么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读者来说,日本文学再也不只是夏目漱石或小林多喜二了。我们有了大量铁杆的村上春树迷、渡边淳一迷。三岛由纪夫有了多种译本乃至作品集。对日本“八○后”作家的关注出现在大报上。从图书馆里,找出石原慎太郎、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也非难事。那么,对李比,读书界能不能也有些关注呢?
二○○八年十月初稿,二○○九年十二月与二○一○年三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