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如今是一座一英亩见方的水池。池边的护栏上刻着2983个名字。入夜，柔和的黄色灯光会穿过镂空的字符。每个字符都雕刻精致，排列也讲究：同一架次航班的旅客、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同一支队伍的消防员。至于其他遇难者，设计师拜访了他们的家属，考察是否有人曾一起吃饭、一起通勤，尽可能让每两个挨在一起的名字都有生前的联结。
　　2021年8月30日，美军从混乱的喀布尔国际机场撤出最后一名士兵，结束了持续20年的反恐战争。
　　20年前的10月7日，在“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针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将近一个月后，美国及北约联军轰炸了包括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多座城市，拉开了这场反恐战争。
　　对于如今的阿富汗乱局，塔利班指责一切混乱都是美军造成。非塔利班的新政府谈判代表及反塔利班的马苏德家族，同样认为美国应当负责。拜登政府驻华大使提名人选、当年曾支持出兵阿富汗的伯恩斯去年也表示，如果历史能重来，“想必能有比战争更好的办法”。

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发生当天，距离第二架客机撞击双子塔才过去26分钟，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在佛罗里达州布克小学宣布：“这是恐怖袭击。”简短的记者会后，他乘“空军一号”辗转三地，一天内发表三次演说，每次都强调“恐怖袭击”的定性。
　　彼时，恐怖主义还是模糊的概念，各国政府普遍缺乏反制预案。组建国土安全部、联合国安理会1377号决议将国际恐怖主义定性为“最严重威胁”，都是9·11事件之后的事。
　　當时，美国国务院出现了两种观点。一位时任美国国务院中亚事务顾问的国际关系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一些人认为这是极端宗教世界与“西方文明世界”的“文明之战”;另一派则认为这其实是恐怖分子设下的“文明之战”陷阱，应保持警惕，聚焦于恐怖组织本身，避免文明对立。前一种观点来自冷战中兴起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代表人物亨廷顿与伯纳德·刘易斯，后一种则源自批判“文明冲突论”忽视伊斯兰世界内部差异性的知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1998年，刘易斯在伦敦一份小报上读到“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对美国宣战的消息，当即指出，此人操持明显的“圣战意识形态”，将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安全威胁。
　　在阿富汗，这种“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塔利班等信奉哈乃斐派教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满足于实现一地一国的宗教化，而信奉萨拉菲派教法的“基地”组织和后来的“伊斯兰国”（IS）都主张将外国领土视为圣战地。
　　直到9·11事件发生，美国政府才重视起刘易斯的警告。雾谷和五角大楼的绝大多数都支持刘易斯的观点，时任副总统切尼称赞“在这个新世纪，他的智慧每天都被决策者、外交官、学者和新闻媒体所追求。”而萨义德及其在华盛顿的支持者则因“批评西方”的立场被指责为“恐怖分子的帮凶”。

　　时年72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宗教教授大卫·拉波波特由此突然被华盛顿注意。他基于“文明冲突”的逻辑，在9·11事件两年前就提出自己对恐怖主义及反恐的定义和思路，其论文《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被后来者誉为“最著名、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恐怖主义研究文献”。
　　事实上，这仍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其说拉波波特的浪潮理论影响了美国政府，不如说拉波波特的观点契合了华盛顿的冷战思维。”前述教授说。和福山对民主“浪潮”的解释类似，拉波波特将恐怖主义的历史简单分期，用单一因素解读恐怖主义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其中，1979年至今的恐怖主义浪潮被他归结为“以宗教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换言之，其本质是文明冲突论，即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极端攻击。
　　9·11事件之后的20年，回到国内并成为阿富汗政府高官的拉德马得常与美国外交官讨论他们眼中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拉德马得在阿富汗战争初期以难民身份逃往伊朗，他认为，除了冷战思维外，将反恐战争扩展为“文明之战”，也是实用主义的选择，因为大多数美国官员“根本搞不清楚伊斯兰文化，甚至不知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信奉的是不同教派”，直到9·11事件发生十年后，美军仍没有摸清“基地”组织的边界，而是将之定义为“一个由各种关联网络组成的恐怖辛迪加”。

猛药未奏效

　　拉德马得2002年回到家乡喀布尔后，作为新政府内少数英语流利的人才辗转各部门及总统府任职。政府内的美方顾问对他说：只要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恐怖主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成为卡尔扎伊政府分管地方治理体系改革的负责人后，发现所有政策都来自各部门外国顾问的提议。
　　拉波波特的理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浪潮都根植于本土政治社会生态，如果当地社会生态改变了，浪潮失去了土壤，就将逐渐平息。他预期，在充分干预的情况下，极端宗教带来的恐怖主义浪潮会在2025年前后衰退。 　　但即使是伯纳德·刘易斯，也反对直接将外来制度强加给阿富汗基层社会的方式。他说，有些东西“不能强加于人”，西方式的直接民主“是一剂很猛的药”，必须以小剂量、逐渐递增的方式给病人服用，否则有杀死病人的风险。
　　“大多数政策提议并非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曾在南亚或东南亚国家成功落地。”拉德马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问题在于，阿富汗社会和那些社会也不相同。”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比较，阿富汗其实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使其原有治理体系被连根拔起，但新的体系或未能建立，或上下脱节。
　　阿富汗的问题还更深远，“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改革以来，喀布尔和部落间的旧秩序就被打破了”，苏联入侵期间及苏联撤军后的军阀内战、教派冲突进一步撕碎了基层部落的传统秩序，而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反塔利班领导人们一开始就没有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2002年到2004年的政府过渡、权力争夺时期，唯一在阿富汗村镇及山区有广泛影响力的领袖、阿富汗王国末代国王查希尔沙主动退出权力竞争，其余领导人都只能代表自己群体的利益。
　　拉德马得透露，在塔利班政权遭推翻、新政府建政之初，他们曾做过统计，中央政府在喀布尔市民中的支持率大约有五成，在其他北方城市也不低，但在农村地区只有一成。阿富汗社会总体对西方概念的认识也远逊于大多数南亚国家。新政府曾试图通过对清真寺伊玛目收编、发放薪水控制宗教系统，但伊玛目们根本没有“工资薪金”的概念，将此视为贿赂，反而激发了他们反对世俗政府的热潮。
　　2011年， 9·11事件10周年时，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学者建立了五个不同的模型验证拉波波特的观点，发现美国的干预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推动了当地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在美国政府宣布消灭了一地的主要恐怖组织后，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思潮流行在此后的五到十年都难以好转。
　　美军撤离阿富汗之际，美国国会研究处（CRS）2021年8月17日更新的报告显示，目前至少有包括“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印度分支、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ISIS-K）等大大小小数十个恐怖组织活跃在阿富汗境内的20多个省区。仅ISIS-K组织，就有十多个国家的激进分子和圣战者参加。

回归“传统”反恐战争模式

　　2006年，阿富汗什叶派领袖巴勒希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对话。阿富汗人询问美国为何不越境打击阿富汗周边国家的极端组织，阿米蒂奇称，这些国家对美国“做出了反恐承诺，所以我们资助他们”。
　　“我又问：如果有一天你得出结论，你的资助被用于支持恐怖主义，你会做出什么决定？”巴勒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称，“阿米蒂奇说：那是我们的战略盟友。”
　　“我们既要像阿富汗的邻国施压，推动他们打击恐怖组织，但又要获得他们的许可，才能建立军事基地，并通过他们的领空进入阿富汗。”美国国务院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就给了这些国家在极端组织与美国之间寻找平衡的机会。”
　　过去20年，除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外，美国政府在涉及盟友的跨国反恐战争中普遍采用获取东道国政府授权、辅助当地安全部门的方式，对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进行定点清除和非对称打击，但不介入大规模战争。对并非盟友、但经评估没有必要大规模部署军队的国家，则直接对相关目标进行非对称攻击。
　　美军撤出阿富汗后，美国政府再次强调，非对称作战方式将成为今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手段。在拜登的概念中，这意味着以无人机行动为主导，偶尔辅以小规模武装部署，不再介入阿富汗、伊拉克式的全面战争。
　　当前，联合国安理会主导的全球反恐战略由四类措施组成，即国家反恐建设、谴责恐怖主义活动、对恐怖主义实体实施制裁、制订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措施。问题在于，即使9·11事件已经过去20年，安理会的反恐决议依然滞后。仅就反恐制裁而言，这种方式在9·11事件后被广泛使用，最多时有超过200个个人和实体被列入清单，但却没有制定明确的筛选标准。
　　2008年时，国际法权威学者、牛津大学教授伊恩·布朗利强调，国际社会尚不存在“恐怖主义法”，因为反恐的国际秩序框架涉及管辖权、国际刑法、国家责任法等多个部门，这种复杂状况使得完整的反恐法律框架很难在制度上得到确立。而美国政府一直忙于制订自己的反恐制度，直到9·11事件的政治热潮退去，也没有试图在国际层面取得突破。
　　2011年，随着美国政府重回“传统”反恐战争模式，美国及北约国家开始尝试通过反恐立法扩大使用武力的授权。2011年北约审议应对综合风险的新战略框架时首次提出，考虑到充滿多样化的恐怖主义威胁及非对称作战的现实安全形势，军事活动应当跳出上世纪的陈旧观念，而“随着军事理论的这种变化，法律范式的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名誉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近日撰文反思称，美国社会对世贸中心遭到袭击是绝对震惊的，但这种震惊的直接后果是反应过度。“换句话说，小布什政府开始了他被误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长而徒劳的战争就直接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