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赡养年迈的父母，既是伦理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规定。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孝顺经”很多时候就更难念，这孝心账很多时候就更难理，甚至成为一本糊涂账。糊涂本来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妈糊涂，儿糊涂，哥糊涂，弟也糊涂，糊涂出个家庭和睦，糊涂出个其乐融融，岂不快哉!可是，偏偏有人不愿糊涂。这不，湘西的一对亲兄弟，就是因为“孝心账”走上了法庭。
　　
　　赡养协议拖泥带水埋稳患
　　
　　时间回溯到1991年正月十八，喜庆的年味尚未完全散去，湘西南会同县一个家庭里的气氛却有些凝重，十多个人围坐在中堂内，激烈地讨论着，争执着……
　　这一家的长辈，父亲叫黄辉军，母亲叫赵冬梅，他们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抚养长大后，黄辉军夫妇迈入人生晚年，两人六十来岁，可辛苦一辈子的人，看上去就比同龄人更苍老一些。人老了，劳动能力下降了，挣不到什么钱了，赡养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于是，趁着刚刚过年，趁着大家都闲着，在两个儿子的提议下，黄辉军夫妇俩把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喊来，还请来家族长辈，商讨养老的大事。首先要确定的是赡养方式，子女给付赡养费、子女分开赡养、子女轮流赡养是当地三种主要的赡养方式。这不，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黄辉军的长子黄庆元提出了分开赡养的方案。分开赡养就是把父母人为地分开，父亲跟一个子女生活，母亲则跟另一个子女生活。
　　“哥哥的意见，我同意。相应地，爸爸妈妈的责任山、责任田也要进行分割。”听完黄庆元的发言，弟弟黄庆生不假思索，举手赞成。黄辉军夫妇共生育了两儿三女，虽然说根据法律的规定，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可是在中国，这法律有时候得让位于传统。按照传统伦理，赡养父母，那是儿子的事。
　　随后，一家人还就许多细节，诸如责任山、责任田如何分割等问题，讨论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夜幕降临才曲终人散。可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这吵吵嚷嚷大半天才达成的“赡养协议”，却没有写到纸上，而是完全依赖于在场人，尤其是黄庆元、黄庆生兄弟诚信履行的“君子协议”。
　　自从达成赡养协议后，黄辉军来到大儿子黄庆元家生活，赵冬梅则搬到了二儿子黄庆生的家中。黄辉军夫妇的责任山、责任田也一分为二，分别由大儿子和二儿子耕作、管理。对于黄庆元、黄庆生兄弟来说，这分开赡养还真化解了不少难题，五五对半开，谁都没怨言。可问题还是来了，自那次家庭会议后，黄辉军的身体是每况愈下，折腾了三年，到了1994年2月便撒手人寰。父亲去世了，这“生养”的任务完成，“死葬”的事情根据协议也落到了黄庆元一个人的头上。丧事，黄庆元主持着操办了，黄庆生只是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没有出钱。
　　
　　次子独力赡养母亲十六年
　　
　　父亲去世，母亲还在，不过，在黄庆元心中，他的赡养义务已经完成，赡养母亲是弟弟黄庆生的事，至少，在物质赡养上与他没关系了。他只需要像歌里面唱的那样，逢年过节时“常回家看看”，让母亲的心里多几许欣慰，精神上多几许喜悦，就了却了他这个儿子的心愿。
　　事情起初的发展还真如黄庆元设想的那样。黄辉军去世后，刘冬梅一直随二儿子黄庆生生活，从未向大儿子黄庆元提出过任何要求。可时间短了还行，时间一长，问题终究不期而至。一晃十年，到2004年的时候，刘冬梅已经年逾七旬，原来帮着二儿子二儿媳做家务，带孩子，还有“剩余价值”，也没觉得什么。现在孙子长大了，她更老了，地位便开始慢慢下降。好在刘冬梅还有责任山、责任田，女儿出嫁后的责任山、责任田村里一直没有调整，也都算在了她名下，全部由二儿子管理并收益。这平衡是从2004年开始打破的，并随着刘冬梅一年一年地增加年龄，不断倾斜。终于，在2007年的一天，黄庆生横下了心，拉下了脸，向母亲提出了要求：“妈，爸去世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是我一个人赡养着您。您也知道的，我家庭负担重，儿子女儿读大学，每年都要好多的学费。现在，我年纪也不小，奔五的人了，靠地里刨食，打点零工，挣不到多少钱，家里经常人不敷出。可庆元家里比我宽裕，我看，您能不能跟庆元说一说，让他每个月多多少少出一点赡养费。”二儿子的话说得很直白，刘冬梅沉吟半晌后不得不点头同意。
　　不久之后，刘冬梅找个机会，向大儿子道明二儿子的意思，不料，却遭到黄庆元的坚决反对。“当初不是有协议吗?妈，订协议的时候您也在场。那协议说得明明白白，爸的养老送终我负责，您的赡养事宜老二负责。现在虽然过去了十多年，可那协议还有效。逢年过节，该我尽孝心我自然不会让您失望，可要推倒那协议，我不同意。”黄庆元的态度，没有丝毫商量回旋的余地。
　　第一回合的较量告一段落，可事情并未平息，这个家庭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仍然波涛汹涌。刘冬梅跟随二儿子生活，大儿子无需赡养母亲，这样的状况没有再维系太长的时间，因为在黄庆生的一再坚持，一再要求下，刘冬梅终于在2010年8月采取了法律行动，把黄庆元告上了法庭，要求黄庆元每月给付赡养费，尽一个儿子的义务。对于母亲提起的诉讼，黄庆元像一个受了委曲的孩子一样，把16年前家庭协议的事情和盘托了出来，可是他一来没有证据证明那曾经的协议，二来那家庭协议能否买断他对母亲的赡养义务，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这官司他没有任何胜机。一个多月后，会同县法院依法判决，黄庆元从2010年10月起每月支付刘冬梅赡养费80元，限每月10号前付清。一审宣判后，黄庆元没有上诉，黄庆生独力赡养母亲的历史就此终结在2010年10月。
　　按理说，这是一个可以令刘冬梅欣慰，也能够让黄庆生接受的结果，可是，黄庆生却不这样认为。“我一个人赡养了母亲16年，以后的账算清了，这判决以前的账又该怎么算呢?”黄庆生仍然盘算着……
　　
　　弟弟状告哥哥：透支的孝心账该咋办？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底，黄庆生偶然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黄庆元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一件案件执行到位，在会同县法院执行局有一笔9600元的标的款尚未领取。事不宜迟，早有打算的黄庆生立即采取行动，向会同县法院提起诉讼。在诉状中，黄庆生写道，他和黄庆元都是刘冬梅的儿子，自1994年2月以来，黄庆元即未对母亲尽赡养义务，都是他一个人独自赡养母亲。根据法院2010年的判决，黄庆元每月应给付母亲的赡养费是80元。2010年10月以后的赡养费已有判决确定，可2010年10月以前，至1994年2月期间，是他独力赡养母亲，按每个月80元的标准，相当于他透支了16年的孝心，为黄庆元垫付了16080元的赡养费。这16080元，相对于黄庆元来说，构成不当得利，作为不当得利，黄庆元应当返还。会同县法 院受理了这起特殊的赡养纠纷，同时根据黄庆生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冻结了黄庆元在法院执行局的9600元标的款。
　　这透支的孝心，垫付的赡养费该不该返还?黄庆元16载不赡养母亲构不构成不当得利?这话题聊起来不轻松，用法律评判也颇为复杂。
　　2011年3月下旬，会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黄庆元、黄庆生两兄弟从“情理”与“法理”两个层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率先挑起“情理”之争的是黄庆元。针对黄庆生的起诉，黄庆元辩称，他并非不孝，把不孝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不公平的。二十年前，他和黄庆生就达成了父母分开赡养的协议，他负责父亲的养老送终，他尽到了一个做儿子的责任。至于母亲，他不是不赡养，而是根据协议不应当由他赡养。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孝顺的成色不比黄庆生差，孝心的份量不比黄庆生轻。黄庆生说为他垫付了赡养费，这是对他的诬蔑。黄庆生说他不当得利，如果成立，那么，黄庆生对母亲就是无因管理了。一个儿子赡养母亲竟然成为无因管理，还能说这个儿子是多么孝顺吗?
　　黄庆元一个反问，把“不孝”的帽子甩到了黄庆生头上，黄庆生倒不生气，他聘请律师，有备而来。“20年前是否达成了赡养协议，得用证据说话，黄庆元有证据吗?没有。我孝不孝?也用不着黄庆元评判，事实会为我做主。我母亲有两个儿子，赡养是两个儿子的事，16年来，是我一个人承担了赡养义务，怎么反倒不孝了?黄庆元没有出一分钱的赡养费，怎么还成了孝子了?”
　　亲兄弟针锋相对，法官调解的努力一次又一次落空，原、被告一定要算清这笔糊涂的“赡养账”，法院又会如何解开难题呢?
　　会同法院认为。20年前，黄庆元和黄庆生是否就分开赡养父母达成协议，黄庆生予以否认，黄庆元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对黄庆元主张的这一事实，不予认定。不过，黄庆元证明不了分开赡养父母的事实，不意味着构成不当得利。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即便分开赡养有证据证实，父母仍可以在必要时，向任何一个子女提出赡养要求。换言之，父母子女间签订的赡养协议，并不能免除任何一个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黄庆元、黄庆生是刘冬梅的儿子，二人都有义务赡养母亲。但是，在赡养费的给付上，法律并不严格地要求均等，一个子女独力承担父母的赡养费用，法律也不禁止。自1994年2月至2010年10月，黄庆，生独力赡养母亲，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责任，不存在为黄庆元承担赡养义务的问题，不存在透支“孝心”的问题，在此期间，如果刘冬梅向黄庆元提出赡养要求，法律自会支持，但不提出则意味着对赡养方式的认可，相互间不发生一方无因管理，另一方不当得利的关系。
　　据此，会同法院一审驳回了黄庆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黄庆元、黄庆生都没有上诉，亲兄弟间的这场离奇的“孝心”官司就此落下了帷幕，这个家庭也从此恢复了平静。
　　
　　(责编：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