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
　　
　　1925年，梅兰芳访问苏联，一家旅行社承办了这一业务。旅行社的名气不大，但是创办人却是著名银行家陈光甫。陈光甫的商业精明在其中尽显——旅行分社开到哪里，银行分行就开到哪里。
　　陈光甫在20世纪前半叶被誉为“中国的摩根”，起家是因为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意图找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目标之一就是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张时，资本不足10万，雇员只有七八个。一个叫庄得之的人出了7万元，任董事长，陈光甫勉强凑了不足5000元的资本，出任总经理。开业那天，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但短短20年，一家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银行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原因何在？服务。
　　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
　　有一次，陈光甫考察一家分行，问一个经理：“你谈谈我们银行是怎样服务社会、服务顾客的？”
　　这位经理说：“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多少，我们都热情接待。”陈光甫说：“你回答对了一半。顾客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走进你这个银行，你就要热情接待，就要为他服务好。”
　　1915年的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100元的钞票，要开100个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100个户头。
　　围绕服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设储旅行支票；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先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这些，哪一项不是贴心的服务？
　　服务还是“义”。陈光甫讲大义，也讲小义。日常的细心服务是小义，救人危难、救国是大义。陈光甫的成功是“利从义来”的注脚，他说：“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他的谋略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1934年，荣氏兄弟以申新第七纱厂做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百万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民族危亡之际，陈光甫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为中国争取到了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中国以出售桐油和锡矿为抵押，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亦称“华锡贷款”。之后，美国又分别于1940年10月和1941年2月依照桐油和滇锡贷款的模式向中国提供了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合计7500万美元。
　　服务出名，股东也为服务而来。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在银行资金困难时拿出了5000元资本，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托人带来1万元资本。因为早在1905年陈光甫留学美国期间，恰好孙中山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身为穷学生的陈光甫捐了5美元——这算是超前服务。
　　同样被陈光甫的服务精神所征服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瑞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竟全等。后来，银行的股东里又增加了当时中国工商业的两大巨头荣宗敬和张建。
　　细致服务更多的体现在事前。陈光甫做事谨慎，不论私交如何，只看企业是否有实力，只看经营是否规范。对上海一些巨商富户，像荣家、刘家、郭家等，在还没有与他们发生业务往来之前，调查人员早就在暗中收集材料——实力多少，当年盈亏、经理的管理方法以及负责人的性格等，对方的品质、家庭和社会关系、经营作风等，分户列卡，材料积累到几十个箱子。
　　在陈光甫之前，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陈光甫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还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彻底地告别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