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電影广受欢迎？”美国版“知乎”Quora上有人提问。
　　“全球有1/6的人口是南亚人，”第二高赞的回答说，“他们和说印地语的宝莱坞保持情感上的强联系，飘散在世界各地也要看印度电影。”
　　上述回答，切中了宝莱坞电影广受传播的一大基础：自带基数大的受众。但这实际将宝莱坞在全球的“出圈”简单化了。
　　印度电影年产量近2000部，排名世界第一，有全球第四名的票房收入。其票房虽不如中国内地电影的表现，但二者不可直接类比的是，印度本土电影票价很低，况且出口片的收入贡献了相当一部分的宝莱坞票房。数据显示，2016年印度电影海外票房占其总票房收入的40%左右。
　　而据TNABO数据，在2017年北美外语片排名前十的影片中，有5部是印度电影。
　　印度电影在海外的出圈程度，中国观众也有亲身经历。
　　2009年斩获豆瓣评分9.2的《三傻大闹宝莱坞》，让新一代中国人看到印度电影的黑色幽默。
　　而在2017年，同一男主演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摔跤吧！爸爸》，以黑马姿态战胜好莱坞4部投资超1亿美元的大制作电影，一举拿下超12亿元人民币的当月中国大陆的海外票房冠军。
　　也是在过去十年间，这个与好莱坞一字母之差的宝莱坞开始惊艳世人，同时引发反思：印度电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香料大杂烩味已不在
　　提到宝莱坞电影，标志性的“masala”会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Masala在印地语里是指各种香料的大杂烩—既有歌舞，又有动作大戏，同时上演喜剧和爱情故事。有微博网友吐槽，看印度电影“需容忍反复的跳戏，打斗场面来了的时候，还会同时冒出浪漫的歌曲”。
　　加拿大籍印度裔脱口秀演员Rusell Peters曾对此“嘲讽”：“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剧情，一定会突然到一片鸟不生蛋的旷野，中间一棵孤树，女主角藏于树后，手作莲花指状。她会随着音乐的节拍从树左侧探出头来，唱一句，再从右探头，反复几次，迷得追随她的男人目不转睛。”

　　宝莱坞电影的开放和包容，与印度实际环境的保守、落后，形成最吊诡的对立。

　　一言不合就歌舞，前后逻辑不通，时长多达3小时，这些对印度电影的“刻板”印象，阻碍了国人很长一段时间对宝莱坞加深了解。

　　2009年由阿米尔·汗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提供了一个窗口。人们发现，印度社会有很多亚洲共通的社会问题，譬如在教育、性别、贫富差距上的焦虑等，都值得深思。
　　而宝莱坞电影用其独有的方式，大量演绎了这类现实主义题材。
　　2015年，在我国上映的《我的个神啊》，以男主演是外星人的视角，旁观了信仰不同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相爱遇阻的故事—批评宗教的视角让人感叹印度电影的“大尺度”。
　　真正令人正视印度电影的，是2017年《摔跤吧！爸爸》的公映。一个投资不到1000万美元的电影，凭借其真挚的故事，在中国电影市场最终斩获12.9亿人民币票房—第一次，在中国的票房远远地超过印度本土折算过来的4.7亿人民币票房。
　　《摔跤吧！爸爸》只有小成本投资却敢于针砭印度女性地位低的现状，励志片式的煽情却毫不刻意，讽刺的话题触及了亚洲人对国家荣誉的高度重视和相关官员的腐朽……类似的题材正是印度电影在国际社会突出重围的一大原因。

　　家族企业的模式促使宝莱坞形成相对独立的、非大公司集团化的小公司。

　　宝莱坞电影的开放和包容，与印度实际环境的保守、落后，形成最吊诡的对立。

宝莱坞的崛起

　　如果说一两部电影“走出去”的成功，仅代表知名导演或演员的个人能力，那么宝莱坞绝不满足于此。其使命即是—瞄准国际市场，对标美国好莱坞。
　　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本土电影摸索出了“三三三”的模式—3小时电影时长，电影中穿插3首歌曲、3段舞蹈。这被认为是最受本土欢迎的电影类型—包容一切娱乐形式，满足了贫困群众的精神需求。 　　宝莱坞真正的崛起，要从20世纪90年代始。在这之前，香港电影才有“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需要厘清的是，宝莱坞电影不能与印度电影画上等号。前者是位于印度经济中心孟买的影视基地，把好莱坞首字母的H换成了B。印度本土有五大影视基地，分别区分于当地不同语言，比如宝莱坞的语种为印地语，而位于海得拉巴的泰莱坞则出产泰卢固语的影片。
　　印度电影的崛起首先源自其受到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放开对电影进口的限制，高质量的好莱坞大片涌入本土，印度本土制作模仿起了好莱坞的“财富密码”—相似的类型电影叙事、工业化专业化制作流程。当然，印度人不能抛弃的是宗教和歌舞的元素。
　　1999年，印度政府宣布把电影产业纳入官方认可的产业范围，因而颁布一系列刺激法规。宝莱坞电影产业在这时被允许引入外资，也可以向银行贷款借钱。

　　位于港口孟买的宝莱坞，吸引了大批电影制作团队、后期公司聚集，成为了印度电影率先“走出去”的标杆。1999年7月的《印度时报》，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印地语电影正在获得全世界认可》。
　　有研究印度电影的学者认为，宝莱坞和好莱坞之间的商业化学反应，是行业转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2008年，大师级导演斯皮爾伯格带着其“梦工厂”，和好莱坞电影公司派拉蒙分道扬镳，而选择与印度最大电信集团Reliance合作。
　　有趣的是，与印度很多行业由家族企业经营垄断一样，宝莱坞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均依靠家族企业—以知名女星卡琳娜·卡普尔（Kareena Kapoor）所在的卡普尔家族为首的八大家族，每个家族都在宝莱坞分布了自己的制片人、导演、演员等成员。
　　这让宝莱坞内部没有产生任何大的电影集团。
　　家族企业的模式促使宝莱坞形成相对独立的、非大公司集团化的小公司。也是在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中，宝莱坞电影极大地节省了成本—议价权掌握在家族企业中。

印度电影改变国家？

　　印度电影在国际上的闻名，也因其头部顶级演员个人能力的加成。中国人最熟悉的印度男星阿米尔·汗（中国网友称其为米叔），被美国《时代》评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有了“印度的良心”的美誉。
　　因为阿米尔·汗，《时代》甚至提出这样的命题：一个演员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事实上，阿米尔·汗所享受的国际赞誉，不仅因为其身为演员的功力，而在于其对印度社会的批判和反思，通过商业电影给世人呈现了一个魔幻却又真实的印度。
　　他曾在亲自制作的节目《真相访谈》里说：“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印度人民进步的第一步。没必要为自己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羞耻，应该羞耻的是我们国家在哪一方面还有欠缺。”
　　印度电影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正是征服观众的一大利器。在影片《厕所英雄》中，男主角为了心爱的、受过教育的妻子，想要在家里盖厕所的举动，遭到了全村人的反对。村长用愚昧的历史说教来反对，村民用传统伦理来抗衡，甚至同性妇女也对这样的改变表达不解。
　　而在电影《起跑线》中，印度中产家庭也开始费尽心思地“鸡娃”，里面反映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教育套路，关于富人对中产和底层的无情压榨，都能令亚洲多国人民找到共鸣。
　　吊诡的一幕是，很多高分印度影片在海外赚得钵满盆满，国际知名度极大提升，但国内影响力似乎远没有外界那么轰动。
　　这或许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印度的现状—宝莱坞电影靠针砭时弊引发世界的关心，但印度国内依然在总理莫迪主导的右派语境下，在以印度教为主导的宗教语系下，和一切反对声音割席。
　　电影改变国家，对印度现状而言，始终是名过于实。只是，宝莱坞在现实与虚幻间搭起的桥梁，让人们在贫瘠与操劳的人世间找到精神支柱，给予人们活下去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