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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是一部践行作者小说观的作品，即对于人类被遗忘了的存在的探索。小说通过青年诗人雅罗米尔的成长过程，展示了自由与束缚、梦想与现实、绝对与颠覆的三重悖论，揭示了一种意义远没有想象中重大，且时刻处于悖论之中的存在。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生活在别处》 悖论
米兰·昆德拉在关于小说创作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不止一次谈到了“悖论”，他认为现代世界已经走向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终极悖论”的时代，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反映时代精神，而是试图探寻这一背景下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小说家永远不能忘记塞万提斯所揭示的“有关认知的困难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生活在别处》就是在继承了“塞万提斯遗产”的基础上创作的典范作品。小说思考了诗人、青春、抒情、革命等一系列主题，在这些主题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自由与束缚、梦想与现实、绝对与颠覆三重悖论。绝对的二元对立与昆德拉所提倡的小说精神是相悖的，悖论的意义正在于绝对二元对立的不可能、不存在。关于这一点，昆德拉用诗人雅罗米尔短暂的一生做了生动形象的说明。
一 自由与束缚
最能理解自由的，绝不是已然徜徉于自由境地的人们，而是一些身陷囹圄、在对自由的无限渴望中苦苦挣扎的人。诗人的一生与母亲紧紧捆绑在一起，如同自由与束缚的紧密联系一样。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诗人诞生”中，诗人尚处于人生的童年，自我意识还未完全觉醒，此时，母爱的给予和接受给母亲和诗人都曾带来极大的满足。听着婴儿悦耳的啼哭声，母亲享受着由此而来的极大的身体满足感和骄傲。至于哺乳，更是美妙的人生体验，昆德拉是这样描述的，“当她第一次感受到儿子的嘴唇摸索着吮住她的奶头时，她的胸中不禁一阵轻颤，这轻颤很快辐射了她的全身，宛若情人的爱抚，但是更甚于情人的爱抚：有一种巨大的安宁的幸福；一种幸福的焦灼”。母亲从浪漫爱情追求无果的幻灭中苏醒过来，沉浸在儿子带给她的平静和安宁中，这份幸福让她达成了与自己变得丑陋的身体的和解，让她选择性地忽视了更加冷漠的夫妻关系。童年的陪伴和控制确立了母亲与儿子毫无保留、不可分离的联系（而母亲试图将此联系维系一生）。对于诗人而言，深深的母爱一开始也并不是束缚。而是给予了他无限自由。诗人小小年纪就学会观察周围人的反应，表达着超越年龄界限的对生命细腻而敏感的体会，他能成为一个少年诗人，离不开母亲的深情激励和刻意培养。
但沉溺并满足于母爱的日子是短暂的，诗人终归要长大。诗人感受到了他自己，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成长的萌芽。昆德拉让母子间彼此无间的亲密关系在此处戛然而止。诗人长大后，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操控他的衣食住行，甚至希望能永远分享他的思想。于是诗人开始了躲避、掩藏母爱的逃亡历程。因为无孔不入的母爱对青春的诗人而言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他渴望自由。唯有逃到别处，方能彰显自由。昆德拉对逃亡历程进行了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融入一个团体；二是谈一次恋爱；三是反抗权威。
人们总以为逃离了此在的束缚，即可抵达自由的彼岸。诗人也这样认为。但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存在，自由像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虚幻的向往之物。在诗人对束缚的抗拒、逃离过程中，只是一步步地证实了束缚这一存在的真实性。逃离个人逼仄的空间，投入一个社会性团体，却让他人的思想和声音占据了自己。逃离童年的守护神——母亲，试图寻找成年的守护神——恋人，也是注定要违背自我，让另一个人束缚自己。而且这另一种束缚本身也不是可凭理性选择的，诗人在女大学生面前的性无能，从最初对棕发姑娘的一见钟情到最后却莫名其妙走进了红发姑娘的地下室，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永远逃离不了的源于自身的束缚：无法选择的样貌形体，凹陷的下巴、嫩黄的金发、阴柔的面孔；行动与思想的不合拍，思想敏锐而行动迟缓，或者行动先于思想。为了获得长期以来被母爱压制的男子汉气，他反抗权威，不惜承受抛弃一切同时也被一切抛弃的后果，却也没有达成所愿，只是暂时摆脱了自我并再一次做了别人的代言人。
二 梦想与现实
昆德拉在《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中特别推崇诺瓦利斯和卡夫卡小说中的梦幻叙述，前者在《海因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中展示了梦特有的想象技巧，后者的《城堡》则彻底将梦幻与现实混杂在一起，实现了二者间丝丝入扣的交融。他不想模仿他们，一直努力探寻用自己的方式展现梦幻叙述的魔力，于是“复调式的对比”成为他的尝试。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克萨维尔”中，他通过这一叙述模式描绘了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连环套似的梦中的人物克萨维尔。他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自由独立、任性果敢的自我。激情燃烧着的现实生活不能构成一个人生活的全部。犹如复调音乐中不同声部的独立性和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克萨维尔不容忽视，必须加上克萨维尔，诗人雅罗米尔才能成为雅罗米尔。生活就像是一个幻影，这是捷克布拉格的时代境遇，也是整个欧洲的时代境遇，我们的主人公被放入这个境遇，他的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一样，在梦想与现实的轮流交替中仓皇失措。人类历史更像一个不断觉醒又不断陷入循环往复的梦，昆德拉在小说中不断穿插里尔克、莱蒙托夫、雪莱等人的命运遭遇，并将主人公作为雨果和兰波的延续，就是对诗歌、历史以及人类命运不断重复的一个嘲笑。
昆德拉描绘的克萨维尔及其连环套似的梦，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圆形废墟》。小说中的巫师在梦中创造了一个幻影，并在多面神的帮助下使之获得了生命。巫师把获得了生命的幻影看作是自己的儿子，他时时担心儿子要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该是多么的屈辱。然而，巫师最终却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是别人梦中的幻影。幻影、幻影的幻影……层层推进，博尔赫斯的迷宫一直悬浮于半空，断绝一切获得实在性依托的可能，比昆德拉连环套似的梦更加永无尽头。在此，博尔赫斯对生活的梦幻性、虚无性的揭示比昆德拉走得更远，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启示人们：如果生活是一场梦，人的一生就仿佛睡梦中的游历，有限生命不过是一个幻影。
事实上，现实对人的意义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将现实视作现实，只有当他将存在之思的坐标插入现实的土地中，这种现实才能成为真实的存在。普鲁斯特的真实就存在于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对他而言，记忆中的时光流逝意味着比现实更为真实的存在。《生活在别处》中，企图与现实争夺真实地位的是诗人的梦和诗歌。梦，是无意识的潜流，是模糊了的诗歌；诗歌，是有意识的构思，是清醒时的梦。到底哪一个更能彰显人性的真实？对这两者的探询在诗人心里延伸出两条道路：逃避和憧憬。逃避，意味着向后退或向内缩。诗人潜心构建了他的诗歌王国，让自己成为这个王国的主人，王国中的一切都可随心所欲地任意支配，诗人在此支配过程中欣赏自己的伟力。憧憬的便是克萨维尔所过的生活，即诗人梦中的生活，与现实平行着的另一种生活。尽管人在现实世界中飘荡，微渺如一粒尘埃，但人在自我构建的王国中是强大的。在那里，人通过写诗或做梦，实现对圆满的追求、完成一切未尽事宜的续写。到底哪一个世界更真实，昆德拉没有一劳永逸地给出结论，而是让诗人时刻体验着由梦想与现实的断裂所带来的焦灼。诗人最终未能完成对这一裂痕的修补，而是深陷了进去。结局是幻想中的强大在更强大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习惯了高贵的灵魂不能忍受任何侮辱与践踏，即使死亡，也想尽可能选择一个足以与灵魂的深度相匹配的媒介，以期不失体面悲壮地死去。当然，诗人没能如愿。但这并非说明了现实的真实性，只是体现了现实的残酷性。真实性的判断仍是一个微妙难解的命题。 三 绝对与颠覆
弗朗索瓦·里卡尔《撒旦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昆德拉作品的另一视角，那就是颠覆。他认为昆德拉小说中的颠覆是“简单的，柔和的，隐伏的”“但却是彻底的，毫无余地的”。当我们带着这一视角重新深入《生活在别处》，有必要首先审视一下颠覆的意思。颠覆，就像将一枚硬币翻转过来，从这一面转向了与之相对的另一面，而绝对则是坚守一面、执着一端。小说中绝对与颠覆的悖论体现于爱情、诗歌、告密的行进过程中。
诗人是爱情的完美主义者。他要求一切，要么一切皆无。他希望他的恋人是真正属于他的，甚至不能想象红发姑娘接受医生检查的场景。但作者却在诗人死后三年揭示出这场爱情中绝对主权申诉者的可笑，原来诗人一直在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分享着红发姑娘的肉体（至于她的灵魂属于谁，谁也不知道）。诉求绝对占有爱情观的诗人在这场恋爱中从来不曾占有过什么，其实就连最初的相遇也是一种阴差阳错，他完全被红发姑娘牵着走，是她在他思维恍惚混乱的孤独时刻趁虚而入。
诗人既拒绝又向往进入成人的世界，对成人的世界，他充满焦虑，他愤怒甚至仇视。同样，成人的世界也不欢迎长不大的诗人，成人的世界给予诗人诸多嘲笑、讥讽和冷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想用诗歌以及诗歌般的激情来拥抱这个世界，因为他早就意识到“人只有完全处于他人之中时才开始成为完全的自己”。诗人无法忍受他激情的语言只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回荡，于是他向警察——成人世界的典型代表宣读了他的诗歌。出于一种神圣使命的驱使，他去告发了红发姑娘的兄弟。崇高与荒谬、建立与毁灭、权利与侵权，一夕之间同时涌现。明明是对这一面的坚守，结果却不知不觉走向了相反的另一面。诗人自以为是的崇高，却成为那个年代无数荒谬事件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他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更相爱的世界，却要以无情地毁灭身边人的生活为代价。他想要践行“代表人类的勇气和光荣”的责任，认为只有跨越了这道门槛，才足以证明自己的成长，因此，即使已模糊感觉到事情的危害性，仍竭力为自己找来了一个高尚的借口。
所以态度越绝对，颠覆就越彻底。诗人，这个一元论的热衷者，因而更加深刻地体验着绝对与颠覆的二元对立，承受着生命中种种不能承受之轻。之前种种，也都是如出一辙的悖论：逃离的结局，是陷入逃离的另一面——另一个束缚之中；梦想渴望照进现实，一旦真的成了现实，又将产生新的梦想与之对峙，今天的现实是昨日的梦想，明天的现实是今天的梦想；想象中的完美爱情只是一个掩藏得很好的三角恋；表达自我诉求的诗歌又渴望被人理解，为了让别人理解甚至可以改变题材和思路；被诗人视作成年人责任体现的告密，其真实内容却是红发姑娘臆造的一个掩饰迟归的借口。
昆德拉的小说不像文学史上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那样试图传达人生理想、探索生命意义，也不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竭力反映社会现实，而是揭示了意义远没有想象中重大并时刻处于悖论之中的人类存在。回顾小说中诗人一生经历的悖论，人的存在更像一个玩笑。昆德拉说“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诗人、母亲、世界、年轻人、展示但无法进入，这些词语无疑也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诗人一生淹没于母爱的汪洋，挣扎在悖论的苦海中。我们讨论的三重悖论，对于诗人而言，全部终止于死亡。死亡给这个年轻人的故事画上了句号，但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悖论本身（尽管变幻着不同模样）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游荡。当我们在不同场合看到或经历与此类似的人生悲喜剧一幕幕上演时，“雅罗米尔”这个青年诗人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在脑海中浮现。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朱彦，文艺美学硕士）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生活在别处》 悖论
米兰·昆德拉在关于小说创作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不止一次谈到了“悖论”，他认为现代世界已经走向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终极悖论”的时代，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反映时代精神，而是试图探寻这一背景下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小说家永远不能忘记塞万提斯所揭示的“有关认知的困难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生活在别处》就是在继承了“塞万提斯遗产”的基础上创作的典范作品。小说思考了诗人、青春、抒情、革命等一系列主题，在这些主题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自由与束缚、梦想与现实、绝对与颠覆三重悖论。绝对的二元对立与昆德拉所提倡的小说精神是相悖的，悖论的意义正在于绝对二元对立的不可能、不存在。关于这一点，昆德拉用诗人雅罗米尔短暂的一生做了生动形象的说明。
一 自由与束缚
最能理解自由的，绝不是已然徜徉于自由境地的人们，而是一些身陷囹圄、在对自由的无限渴望中苦苦挣扎的人。诗人的一生与母亲紧紧捆绑在一起，如同自由与束缚的紧密联系一样。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诗人诞生”中，诗人尚处于人生的童年，自我意识还未完全觉醒，此时，母爱的给予和接受给母亲和诗人都曾带来极大的满足。听着婴儿悦耳的啼哭声，母亲享受着由此而来的极大的身体满足感和骄傲。至于哺乳，更是美妙的人生体验，昆德拉是这样描述的，“当她第一次感受到儿子的嘴唇摸索着吮住她的奶头时，她的胸中不禁一阵轻颤，这轻颤很快辐射了她的全身，宛若情人的爱抚，但是更甚于情人的爱抚：有一种巨大的安宁的幸福；一种幸福的焦灼”。母亲从浪漫爱情追求无果的幻灭中苏醒过来，沉浸在儿子带给她的平静和安宁中，这份幸福让她达成了与自己变得丑陋的身体的和解，让她选择性地忽视了更加冷漠的夫妻关系。童年的陪伴和控制确立了母亲与儿子毫无保留、不可分离的联系（而母亲试图将此联系维系一生）。对于诗人而言，深深的母爱一开始也并不是束缚。而是给予了他无限自由。诗人小小年纪就学会观察周围人的反应，表达着超越年龄界限的对生命细腻而敏感的体会，他能成为一个少年诗人，离不开母亲的深情激励和刻意培养。
但沉溺并满足于母爱的日子是短暂的，诗人终归要长大。诗人感受到了他自己，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成长的萌芽。昆德拉让母子间彼此无间的亲密关系在此处戛然而止。诗人长大后，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操控他的衣食住行，甚至希望能永远分享他的思想。于是诗人开始了躲避、掩藏母爱的逃亡历程。因为无孔不入的母爱对青春的诗人而言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他渴望自由。唯有逃到别处，方能彰显自由。昆德拉对逃亡历程进行了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融入一个团体；二是谈一次恋爱；三是反抗权威。
人们总以为逃离了此在的束缚，即可抵达自由的彼岸。诗人也这样认为。但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存在，自由像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虚幻的向往之物。在诗人对束缚的抗拒、逃离过程中，只是一步步地证实了束缚这一存在的真实性。逃离个人逼仄的空间，投入一个社会性团体，却让他人的思想和声音占据了自己。逃离童年的守护神——母亲，试图寻找成年的守护神——恋人，也是注定要违背自我，让另一个人束缚自己。而且这另一种束缚本身也不是可凭理性选择的，诗人在女大学生面前的性无能，从最初对棕发姑娘的一见钟情到最后却莫名其妙走进了红发姑娘的地下室，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永远逃离不了的源于自身的束缚：无法选择的样貌形体，凹陷的下巴、嫩黄的金发、阴柔的面孔；行动与思想的不合拍，思想敏锐而行动迟缓，或者行动先于思想。为了获得长期以来被母爱压制的男子汉气，他反抗权威，不惜承受抛弃一切同时也被一切抛弃的后果，却也没有达成所愿，只是暂时摆脱了自我并再一次做了别人的代言人。
二 梦想与现实
昆德拉在《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中特别推崇诺瓦利斯和卡夫卡小说中的梦幻叙述，前者在《海因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中展示了梦特有的想象技巧，后者的《城堡》则彻底将梦幻与现实混杂在一起，实现了二者间丝丝入扣的交融。他不想模仿他们，一直努力探寻用自己的方式展现梦幻叙述的魔力，于是“复调式的对比”成为他的尝试。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克萨维尔”中，他通过这一叙述模式描绘了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连环套似的梦中的人物克萨维尔。他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自由独立、任性果敢的自我。激情燃烧着的现实生活不能构成一个人生活的全部。犹如复调音乐中不同声部的独立性和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克萨维尔不容忽视，必须加上克萨维尔，诗人雅罗米尔才能成为雅罗米尔。生活就像是一个幻影，这是捷克布拉格的时代境遇，也是整个欧洲的时代境遇，我们的主人公被放入这个境遇，他的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一样，在梦想与现实的轮流交替中仓皇失措。人类历史更像一个不断觉醒又不断陷入循环往复的梦，昆德拉在小说中不断穿插里尔克、莱蒙托夫、雪莱等人的命运遭遇，并将主人公作为雨果和兰波的延续，就是对诗歌、历史以及人类命运不断重复的一个嘲笑。
昆德拉描绘的克萨维尔及其连环套似的梦，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圆形废墟》。小说中的巫师在梦中创造了一个幻影，并在多面神的帮助下使之获得了生命。巫师把获得了生命的幻影看作是自己的儿子，他时时担心儿子要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该是多么的屈辱。然而，巫师最终却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是别人梦中的幻影。幻影、幻影的幻影……层层推进，博尔赫斯的迷宫一直悬浮于半空，断绝一切获得实在性依托的可能，比昆德拉连环套似的梦更加永无尽头。在此，博尔赫斯对生活的梦幻性、虚无性的揭示比昆德拉走得更远，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启示人们：如果生活是一场梦，人的一生就仿佛睡梦中的游历，有限生命不过是一个幻影。
事实上，现实对人的意义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将现实视作现实，只有当他将存在之思的坐标插入现实的土地中，这种现实才能成为真实的存在。普鲁斯特的真实就存在于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对他而言，记忆中的时光流逝意味着比现实更为真实的存在。《生活在别处》中，企图与现实争夺真实地位的是诗人的梦和诗歌。梦，是无意识的潜流，是模糊了的诗歌；诗歌，是有意识的构思，是清醒时的梦。到底哪一个更能彰显人性的真实？对这两者的探询在诗人心里延伸出两条道路：逃避和憧憬。逃避，意味着向后退或向内缩。诗人潜心构建了他的诗歌王国，让自己成为这个王国的主人，王国中的一切都可随心所欲地任意支配，诗人在此支配过程中欣赏自己的伟力。憧憬的便是克萨维尔所过的生活，即诗人梦中的生活，与现实平行着的另一种生活。尽管人在现实世界中飘荡，微渺如一粒尘埃，但人在自我构建的王国中是强大的。在那里，人通过写诗或做梦，实现对圆满的追求、完成一切未尽事宜的续写。到底哪一个世界更真实，昆德拉没有一劳永逸地给出结论，而是让诗人时刻体验着由梦想与现实的断裂所带来的焦灼。诗人最终未能完成对这一裂痕的修补，而是深陷了进去。结局是幻想中的强大在更强大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习惯了高贵的灵魂不能忍受任何侮辱与践踏，即使死亡，也想尽可能选择一个足以与灵魂的深度相匹配的媒介，以期不失体面悲壮地死去。当然，诗人没能如愿。但这并非说明了现实的真实性，只是体现了现实的残酷性。真实性的判断仍是一个微妙难解的命题。 三 绝对与颠覆
弗朗索瓦·里卡尔《撒旦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昆德拉作品的另一视角，那就是颠覆。他认为昆德拉小说中的颠覆是“简单的，柔和的，隐伏的”“但却是彻底的，毫无余地的”。当我们带着这一视角重新深入《生活在别处》，有必要首先审视一下颠覆的意思。颠覆，就像将一枚硬币翻转过来，从这一面转向了与之相对的另一面，而绝对则是坚守一面、执着一端。小说中绝对与颠覆的悖论体现于爱情、诗歌、告密的行进过程中。
诗人是爱情的完美主义者。他要求一切，要么一切皆无。他希望他的恋人是真正属于他的，甚至不能想象红发姑娘接受医生检查的场景。但作者却在诗人死后三年揭示出这场爱情中绝对主权申诉者的可笑，原来诗人一直在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分享着红发姑娘的肉体（至于她的灵魂属于谁，谁也不知道）。诉求绝对占有爱情观的诗人在这场恋爱中从来不曾占有过什么，其实就连最初的相遇也是一种阴差阳错，他完全被红发姑娘牵着走，是她在他思维恍惚混乱的孤独时刻趁虚而入。
诗人既拒绝又向往进入成人的世界，对成人的世界，他充满焦虑，他愤怒甚至仇视。同样，成人的世界也不欢迎长不大的诗人，成人的世界给予诗人诸多嘲笑、讥讽和冷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想用诗歌以及诗歌般的激情来拥抱这个世界，因为他早就意识到“人只有完全处于他人之中时才开始成为完全的自己”。诗人无法忍受他激情的语言只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回荡，于是他向警察——成人世界的典型代表宣读了他的诗歌。出于一种神圣使命的驱使，他去告发了红发姑娘的兄弟。崇高与荒谬、建立与毁灭、权利与侵权，一夕之间同时涌现。明明是对这一面的坚守，结果却不知不觉走向了相反的另一面。诗人自以为是的崇高，却成为那个年代无数荒谬事件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他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更相爱的世界，却要以无情地毁灭身边人的生活为代价。他想要践行“代表人类的勇气和光荣”的责任，认为只有跨越了这道门槛，才足以证明自己的成长，因此，即使已模糊感觉到事情的危害性，仍竭力为自己找来了一个高尚的借口。
所以态度越绝对，颠覆就越彻底。诗人，这个一元论的热衷者，因而更加深刻地体验着绝对与颠覆的二元对立，承受着生命中种种不能承受之轻。之前种种，也都是如出一辙的悖论：逃离的结局，是陷入逃离的另一面——另一个束缚之中；梦想渴望照进现实，一旦真的成了现实，又将产生新的梦想与之对峙，今天的现实是昨日的梦想，明天的现实是今天的梦想；想象中的完美爱情只是一个掩藏得很好的三角恋；表达自我诉求的诗歌又渴望被人理解，为了让别人理解甚至可以改变题材和思路；被诗人视作成年人责任体现的告密，其真实内容却是红发姑娘臆造的一个掩饰迟归的借口。
昆德拉的小说不像文学史上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那样试图传达人生理想、探索生命意义，也不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竭力反映社会现实，而是揭示了意义远没有想象中重大并时刻处于悖论之中的人类存在。回顾小说中诗人一生经历的悖论，人的存在更像一个玩笑。昆德拉说“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诗人、母亲、世界、年轻人、展示但无法进入，这些词语无疑也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诗人一生淹没于母爱的汪洋，挣扎在悖论的苦海中。我们讨论的三重悖论，对于诗人而言，全部终止于死亡。死亡给这个年轻人的故事画上了句号，但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悖论本身（尽管变幻着不同模样）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游荡。当我们在不同场合看到或经历与此类似的人生悲喜剧一幕幕上演时，“雅罗米尔”这个青年诗人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在脑海中浮现。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朱彦，文艺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