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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刘正蓉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学校,搬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享受来之不易的轻松与自由｡
曾经被告上法庭的校长们
每天,刘正蓉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学校,搬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享受来之不易的轻松与自由｡4年前,她还是一位因欠工程款而被四处追债的小学校长,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
刘正蓉喜欢坐着晒太阳而不是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她说:“早晨10点的太阳是最新鲜最暖和的,看着学生们上课间操,心情很舒畅｡”一把小椅子,坐在太阳下的刘正蓉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1986年,中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截止2007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99%｡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中小学开始兴建教学设施,以满足越来越多学生的需求｡
当阳市副市长魏雪莲说,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段时间内几乎整个当阳市都在兴起办学热,村村在办学｡1994年最多的时候,整个当阳市幼儿园就达到了275所,小学251所,初中24所｡同时伴随着入学高峰的到来,在校学生最多时可达到10万人,是目前的一倍还多｡
此时刘正蓉有数个身份:河溶小学法人代表､校长､语文老师等等｡身兼多职的刘正蓉乐此不疲,开始为小学扩建和完善设施四处奔波｡“由于建校的仓促,很多设施没有完善,学生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宿舍｡”刘正蓉回忆说｡
在之后的两年中,河溶小学相继新建了标准化操场､篮球场､学生宿舍和食堂,学生们享用着完善的教育设施｡但这个学校也因此欠下了施工方近90万元的工程款｡先打欠条,再施工,是河溶小学修缮校舍的惟一途径和方式｡“这在当时很普遍,很多小学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刘正蓉说｡
当阳市成为当时湖北全省农村县市中第二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但是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在完成“普九”指标的同时,学校和当地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据1994年 “普九”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当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建工程72处,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仅此投资已达300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近千万元的征地､教育设备､图书费用｡虽然多渠道筹集资金2100万元,仍欠下2000万元债务｡
随后,刘正蓉发现自己陷入了债务困境｡由于拖欠施工款迟迟不能兑现,债权人与学校之间矛盾不断升级｡起初,债主一个月来一次学校讨债,逐渐演变为周周来,甚至天天来｡刘正蓉说:“以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只能每次催款人来学校的时候就躲着,或者竭尽全力拖着,实在不行了就到镇政府去协调,镇政府拿出几千元来暂时平息｡”
几千元相对于90万元还是显得过于渺小｡债权人过不了几日便又会上门追债,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刘正蓉成了数十个债权人的“目标”｡四处躲债,每日在学校逗留不超过半小时,从不进自己的办公室,成了刘正蓉对付债权人的惟一方式｡
然而,事实却非刘正蓉躲避如此简单｡由于债务额度大,形成的时间又不断加长,导致这种债务关系显得越发紧张｡2001至2002年两年间,当阳市的5名小学校长就因债务问题而被债权人送上法庭,刘正蓉所在的河溶小学也在其中,并被法庭冻结了学校资金长达半月之久｡
事态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介入而得到缓和｡仍然不见还款的债权人与学校的矛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过激行为时有发生｡刘正蓉说,2001年在上法庭无果后,债权人派人封堵了学校大门,最终由镇政府出面才得以解决｡紧接着,数次的封堵学校厕所的事情又不断发生,学生上厕所只能以就地男生一边､女生一边､老师中间的方式来解决,学校惟一的应急厕所位于教学楼顶层,在此时也投入了使用,但学生太多根本不够用｡
政府接过来的包袱
包括刘正蓉在内,这个巨大的债务包袱是许多人当初并没有想到的｡
在2001年之前,中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是以乡镇政府为主｡当时对于大量兴建校舍可能带来的巨额债务,学校和乡镇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觉得偿还这些债务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有一棵 “摇钱树”——农村附加教育费｡
农村附加教育费 (按照农民个人年均收入的3%标准收取,以人头为单位)这笔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仅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阳市每年的农民附加教育费收入就可达几千万元之多｡“再加上向农民集资的一部分资金,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普九’校园建设的需要｡”
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这个 “摇钱树”不久后就倒掉了｡随着中央政府全面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出台,农民附加教育费于2002年被废止,雪上加霜的是向农民集资也随之被中央政府叫停｡
没有了这两笔资金支持,校舍建设很快陷入了僵局｡当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民解释说,当阳市1994年3月份向湖北省提出“普九”工作的验收申请,其实此时全部校舍并未建设完成｡“这导致校舍建设仓促､校舍简陋,为之后的大面积维修､扩建埋下了伏笔｡”
旧的债务没有及时偿还,而且伴随着新的建设,债务不断膨胀,成了“滚雪球”式的累积｡
政策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中央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并将本地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明确到了县级政府,这也就意味着市县政府是“普九”债务还债的责任主体｡
第二年,当阳市政府对全市114所中小学校施行债务清理锁定,并将中小学债务从学校剥离出来,由市教育局､财政局代表市政府接管债务,并与债权人重新签订偿还合同｡制定了分6年偿债的方案,截止到2008年8月还完全部债务｡
这让刘正蓉解脱了出来｡她眼下过得比较轻松,晒太阳不用担心会有债主上门讨债,在她手中一份名为《当阳市中小学债务偿还合同》中,记者看到债务单位已由原来的河溶小学,转变为了现在的债务单位——当阳市教育局､当阳市财政局｡其中规定学校所欠债务,从2003年8月开始分期偿还,至2008年8月全部偿还完毕｡
同时解脱出来的还有周华平｡他是当时河溶小学篮球场的施工负责人,也是曾经的堵门､封厕所事件的参与者｡他为自己以前的行为解释说:“以前河溶小学欠我5万多元无法偿还,被逼无奈出此下策｡”政府于去年分两次支付给他5万元欠款｡
据当阳市财政局副局长熊元静介绍,自2002年债务剥离开始,市财政局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偿还“普九”欠债,这笔债务支出则直接从一般性财政预算中直接支取,以直接支付的方式划入债权人的银行卡中,每年的8月份是支付日期｡今年就将全部支付完毕｡
无债一身轻后,政府开始警惕出现新的债务｡当阳市政府对今后的学校建设资格作了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认证体系｡当阳市副市长魏雪莲说,以前学校建设没有准入门槛,一个协议一句话就可以施工,造成了很多隐患｡未来则不会,如规定小学1000元､初中1万元､高中5万元以上的投资需上报市财政局､教育局审批,小学1万元､初中2万元､高中2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报市政府审批｡凡是不按程序报批的,一律不安排资金,并不得列支｡
曾经被告上法庭的校长们
每天,刘正蓉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学校,搬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享受来之不易的轻松与自由｡4年前,她还是一位因欠工程款而被四处追债的小学校长,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
刘正蓉喜欢坐着晒太阳而不是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她说:“早晨10点的太阳是最新鲜最暖和的,看着学生们上课间操,心情很舒畅｡”一把小椅子,坐在太阳下的刘正蓉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1986年,中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截止2007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99%｡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中小学开始兴建教学设施,以满足越来越多学生的需求｡
当阳市副市长魏雪莲说,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段时间内几乎整个当阳市都在兴起办学热,村村在办学｡1994年最多的时候,整个当阳市幼儿园就达到了275所,小学251所,初中24所｡同时伴随着入学高峰的到来,在校学生最多时可达到10万人,是目前的一倍还多｡
此时刘正蓉有数个身份:河溶小学法人代表､校长､语文老师等等｡身兼多职的刘正蓉乐此不疲,开始为小学扩建和完善设施四处奔波｡“由于建校的仓促,很多设施没有完善,学生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宿舍｡”刘正蓉回忆说｡
在之后的两年中,河溶小学相继新建了标准化操场､篮球场､学生宿舍和食堂,学生们享用着完善的教育设施｡但这个学校也因此欠下了施工方近90万元的工程款｡先打欠条,再施工,是河溶小学修缮校舍的惟一途径和方式｡“这在当时很普遍,很多小学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刘正蓉说｡
当阳市成为当时湖北全省农村县市中第二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但是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在完成“普九”指标的同时,学校和当地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据1994年 “普九”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当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建工程72处,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仅此投资已达300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近千万元的征地､教育设备､图书费用｡虽然多渠道筹集资金2100万元,仍欠下2000万元债务｡
随后,刘正蓉发现自己陷入了债务困境｡由于拖欠施工款迟迟不能兑现,债权人与学校之间矛盾不断升级｡起初,债主一个月来一次学校讨债,逐渐演变为周周来,甚至天天来｡刘正蓉说:“以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只能每次催款人来学校的时候就躲着,或者竭尽全力拖着,实在不行了就到镇政府去协调,镇政府拿出几千元来暂时平息｡”
几千元相对于90万元还是显得过于渺小｡债权人过不了几日便又会上门追债,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刘正蓉成了数十个债权人的“目标”｡四处躲债,每日在学校逗留不超过半小时,从不进自己的办公室,成了刘正蓉对付债权人的惟一方式｡
然而,事实却非刘正蓉躲避如此简单｡由于债务额度大,形成的时间又不断加长,导致这种债务关系显得越发紧张｡2001至2002年两年间,当阳市的5名小学校长就因债务问题而被债权人送上法庭,刘正蓉所在的河溶小学也在其中,并被法庭冻结了学校资金长达半月之久｡
事态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介入而得到缓和｡仍然不见还款的债权人与学校的矛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过激行为时有发生｡刘正蓉说,2001年在上法庭无果后,债权人派人封堵了学校大门,最终由镇政府出面才得以解决｡紧接着,数次的封堵学校厕所的事情又不断发生,学生上厕所只能以就地男生一边､女生一边､老师中间的方式来解决,学校惟一的应急厕所位于教学楼顶层,在此时也投入了使用,但学生太多根本不够用｡
政府接过来的包袱
包括刘正蓉在内,这个巨大的债务包袱是许多人当初并没有想到的｡
在2001年之前,中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是以乡镇政府为主｡当时对于大量兴建校舍可能带来的巨额债务,学校和乡镇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觉得偿还这些债务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有一棵 “摇钱树”——农村附加教育费｡
农村附加教育费 (按照农民个人年均收入的3%标准收取,以人头为单位)这笔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仅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阳市每年的农民附加教育费收入就可达几千万元之多｡“再加上向农民集资的一部分资金,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普九’校园建设的需要｡”
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这个 “摇钱树”不久后就倒掉了｡随着中央政府全面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出台,农民附加教育费于2002年被废止,雪上加霜的是向农民集资也随之被中央政府叫停｡
没有了这两笔资金支持,校舍建设很快陷入了僵局｡当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民解释说,当阳市1994年3月份向湖北省提出“普九”工作的验收申请,其实此时全部校舍并未建设完成｡“这导致校舍建设仓促､校舍简陋,为之后的大面积维修､扩建埋下了伏笔｡”
旧的债务没有及时偿还,而且伴随着新的建设,债务不断膨胀,成了“滚雪球”式的累积｡
政策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中央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并将本地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明确到了县级政府,这也就意味着市县政府是“普九”债务还债的责任主体｡
第二年,当阳市政府对全市114所中小学校施行债务清理锁定,并将中小学债务从学校剥离出来,由市教育局､财政局代表市政府接管债务,并与债权人重新签订偿还合同｡制定了分6年偿债的方案,截止到2008年8月还完全部债务｡
这让刘正蓉解脱了出来｡她眼下过得比较轻松,晒太阳不用担心会有债主上门讨债,在她手中一份名为《当阳市中小学债务偿还合同》中,记者看到债务单位已由原来的河溶小学,转变为了现在的债务单位——当阳市教育局､当阳市财政局｡其中规定学校所欠债务,从2003年8月开始分期偿还,至2008年8月全部偿还完毕｡
同时解脱出来的还有周华平｡他是当时河溶小学篮球场的施工负责人,也是曾经的堵门､封厕所事件的参与者｡他为自己以前的行为解释说:“以前河溶小学欠我5万多元无法偿还,被逼无奈出此下策｡”政府于去年分两次支付给他5万元欠款｡
据当阳市财政局副局长熊元静介绍,自2002年债务剥离开始,市财政局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偿还“普九”欠债,这笔债务支出则直接从一般性财政预算中直接支取,以直接支付的方式划入债权人的银行卡中,每年的8月份是支付日期｡今年就将全部支付完毕｡
无债一身轻后,政府开始警惕出现新的债务｡当阳市政府对今后的学校建设资格作了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认证体系｡当阳市副市长魏雪莲说,以前学校建设没有准入门槛,一个协议一句话就可以施工,造成了很多隐患｡未来则不会,如规定小学1000元､初中1万元､高中5万元以上的投资需上报市财政局､教育局审批,小学1万元､初中2万元､高中2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报市政府审批｡凡是不按程序报批的,一律不安排资金,并不得列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