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不孝不忠的违禁噱头，引爆公众眼球的热点新闻，零七碎八的真假边角料，传统八卦的无厘头式做法，再遭遇自媒体传播的新火候，成就了当下一道又一道的口水菜肴。这其中滋味，义愤填膺者有之、口无遮拦者有之、推波助澜者有之、看热闹不嫌事大者有之……然而，五味杂陈背后却总还缺了点什么。
　　道德高地与法律底线
　　中国式过马路，往往源于法不责众的逻辑推论，显露出“和尚摸得，我却摸不得”的心理特征。但当这种集体行为占领了道德高地，有了“维护道义”的使命，再加之使命没有任何实际的人身财产风险，那一场中国式声讨必然随之而来。
　　无论是古装片电影还是武侠小说，常见的桥段就是“某某行为，是为不忠；某某行为，是为不孝；某某行为，是为不义……此种不忠不孝不义之人，人人得以诛之”，此举一出，旁听者每每热血沸腾，卫道士责无旁贷，至于所列是否真实、对象是否无辜、手段是否合法，这些都已不重要。
　　王宝强半夜的一个微博，自揭伤疤的行为，却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娱乐盛宴，于卫道士眼中“有夫之妇出轨，是为不忠；多年不归故里探望，是为不孝；谋事者谋财，是为不仁；落井下石捐款外逃，是为不义……”当这些元素齐活，站在道德高地上，火力全开也肆无忌惮，于是谴责、辱骂、挖苦、讽刺随之而来，至于真相与对象似乎根本不重要，因为在他们脑海中，已然把自己当做行侠仗义的大侠，却忘了剑上还滴着误伤者的血。
　　儿童权益最大化可谓普世价值观，然而在“父为子纲”的中国封建伦理之下却找不到半丝的地位，我们觉得“体之发肤，受之父母”，强调孝道意味着儿童在传统理念中往往成为附属品、所有物。由此，即便时至如今，肆意碾压的卫道士眼中自然不会有孩童利益的一席之地，于是乎王宝强孩子的相片也成为卫道士们攻击假想敌的武器，诸如“私生子”的恶意揣测，无疑让年幼无辜的孩子早早要去承担成人世界满满的恶，即使这种恶牢牢地站在道德的高地。
　　当然，这不代表公法领域对此也熟若无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同样，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在互联网领域方面，2015年6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涉及未成年人的新闻报道中，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只是在中国式声讨中，虽然站在道德高地上，却已经遗忘掉了法律的底线，就像遗忘掉了之前李某某强奸案中因为泄露当事人隐私而被处置的几名律师一般，只留下拔剑四顾两茫茫的若干键盘侠，以及留下的一地鸡毛。
　　暗合无力却指点江山
　　无论哪次又是何种的声讨，意见领袖在声音传递过程中逐渐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角色，种种指点江山的激昂文字背后，莫不透露出一种机智的早已看穿一切的自负：诸如相关情节早已有迹可循，诸如这种结果本大神早可预料，诸如下一步事件必然如何走向的推论，以及为引爆眼球的“不可告人的真相”、“全国人民都惊呆了”等相关词汇的频频引用。
　　诸多热点的背后，我们均能看到所涉及人员暗合着民众无力改变却又有期许的影子，这种期许或是为公道、或是鸣不平。正如王宝强于屏幕中所展现出的小人物形象，以及其自身从草根逆襲所走过的每一步，这不仅决定了他在草根民众阶层有着较高的认知度，也让他自身也浸透着民众对“老实人”、“厚道人”的好运期待，只因小人物的奋斗史，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寒门难以挤入上层社会的背景下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同样，无论是《士兵突击》还是《泰囧》，王宝强所演绎的角色展露出质朴、忠诚、执著等优良品质，以至于“央广军事”官方微博都喊出了“王宝强就是许三多”“请不要欺负士兵许三多”的声音。换言之，王宝强已然成为一种标志性人物，当其遭遇“阴谋”、“背叛”甚至难以得到预期中的“好报”时，传统观念好人好报无法得到验证的落差感、对社会阴暗面有心无力的挫折感，这些无不强化了评论中的激昂色彩，并期待通过频频转发、声援等方式，寄希望于舆论声音帮助推动，实现内心朴素的正义。
　　正如爬得越高、摔得越痛一般，心理落差决定舆论声响。宝马离婚案之所以持续发酵，之所以远超越出以往娱乐圈类似离婚事件的反响，乃至于掩盖了当时里约奥运会的风头，这与民众代表、意见领袖言谈中的自负、现实却有心无力的落差感不无关系。而这种多次声讨、多次发酵的背后，缺的是什么？想来还是民众对社会正义实现途径缺乏必要信赖感与安全感的原因。
　　手段无序却追求有序
　　事实上，富有朴素的正义感与道德感是中国式声讨中值得肯定的元素，民众事实上亦在脑海中意图构建起一副有序的社会治理图，想象着正义得以有序实现的一幕幕场景。换而言之，追求有序、厌恶无序亦是中国式声讨的特征。
　　就像早段时间同是热点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老虎吃人新闻一样，当事人明知是禁区而贸然下车，被老虎撕咬不能不说是漠视规则的后果，一死一伤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可谓惨烈，然而在舆情中却没有得到意料中的怜悯，反而是铺天盖地的抨击与声讨。
　　究其原因，还在于被害人被民众虚拟化。这种虚拟化源于现实中民众对漠视规则人员的不满，这种打乱民众有序预期的漠视者中有排队插队者、有车辆强行并线者，甚至延伸到凭借潜规则而得以升迁者等等，新闻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民众对于此类人员潜在的报复欲。这种同态虚拟替代心理之下，难免将个案中的受害者形象扩大化，幻化为各种漠视规则人员的化身，进而将自身所承载的不公，全部通过声讨发泄于事件之上。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声讨所欲追求的有序感，却欲通过无序的方式予以实现，这不能不说有些讽刺。这种无序的方式，有发文称“被老虎咬伤女子‘死于伤口感染肺部继发败血症’”；有发文称因此事件“咬人的老虎已被处死”；有深挖受害者及家属个人信息，甚至挖出女子系小三上位、向来强势的“历史”；还有微信截图传播受害者是“职业医闹”等等。
　　种种谣言的背后，无非从两种途径来表达出意愿：一方面，将受害者与不守规则的“强势小三”、“职业医闹”相匹配，继续恶化其不守秩序形象，进而让更多人追进喊打；另一方面，则是以作死、活该、蠢货、脑残等侮辱性字眼进行抨击，或虚构死亡、编造老虎替天行道等段子来实现自己预期的惩治欲。 　　言必达三代可谓国骂的一大特点，即便文人墨客有些也钟情于这种套路，最有名的莫过于陈琳檄文伐曹操，声讨之猛竟让曹操一身冷汗。当然时下文采不及古人，但每逢热点事件时，当事人祖上若有些是非，想必也难逃中国式声讨者的法眼，将北京野生动物园老虎吃人新闻中当事人父亲也列入“医闹”只能说是种种无序手段中的一种伎俩而已，但这种通过无序手段来追求有序目标的方式，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
　　多元事件与二元立场
　　自媒体时代，让人人都能够持有麦克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人际传播渠道与便捷化数字媒介的组合，让观点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裂变效应。这本意味着多彩的公共话题源头带来多元化的视角，但越是热点、越有争议的话题却越呈现出二元化的极端态势，这不免让人有些费解。
　　一则是，“多因一果”却转化为孰对孰错。魏则西案并未离我们远去，客观而言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还在于绝症本身，只是莆田系医院的欺诈、百度公司的竞价导向将其推向魔窟，而后者恰恰早被民众诟病，一时间民众声讨莆田与百度成为主流，但本应没有交集的两种声讨却发生难以理解的碰撞，似乎声讨一方就是袒护另一方，竟成水火，恰如莫名涌出大量的“五毛”“五美分”一般。
　　二则是，民间娱乐至死与官方导向背离。從东莞扫黄开始的“今夜都是东莞人”，到快播案中各种似是而非、混淆黑白的无罪段子，其实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本不难断定，然而娱乐至死的文化却呈现出一种叛逆，这虽然倒逼了官方自媒体、法学界普法传播能力的提升，但其背后的文化态势却不能不令人担忧。
　　纵览时代变迁，无论是无序的手段去实现有序的目的也好，无力的自卑感却有指点江山的自负也罢，中国式声讨走向的根本问题其实还在于价值观念主导。当公共意识、人性本位、法治理念不能觉醒时，这种声讨往往被催化成为一种可怕的杀伤力，划分阵营、党同伐异的二元观更容易成为一种彼此戕害的源头，这在五十年前曾经便得以印证。那一场浩劫中，民众所追求心目中的有序，却不知道如何达到这种有序，乃至于寻求于无序的破坏手段，这不能不让人反思良久，在时下民粹主义抬头时更不能不让人警惕。
　　值得肯定的是，纵使自媒体的出现弱化了以往有主导的有序状态，但民众的公共意识、人性本位与法治理念也日益强化，即便在娱乐化导向下亦不会真正导致价值观混淆，这也是时下中国式声讨进步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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