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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历来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姓氏，没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是不会改变的。但考察今天中国的姓氏分布，就可以发现。人口少的姓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只存在于某些地区，甚至只有一个地方才有。但人口多的姓却遍布各地，人口最多的几个姓甚至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海外。不过姓氏刚形成时，一姓一氏只限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间，分布范围不可能很广。不同的宗族采用同一姓氏的可能性虽然也存在，但毕竟有限。所以每个氏或姓都有自己的起源地，该姓氏的人口扩展到其他地方主要是迁移的结果。人口迁移的方式很多，对不同姓氏的影响也不同。
分封产生的迁移
华夏诸族发祥于中原，大致即今天的河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安徽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特有的姓氏也集中在这一区域之内。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国君将本族子弟和贵族、大臣分封到各地，以后大多在当地定居，他们的姓氏也随之分布到各地。例如，周王姬姓，被分封到各地的周王宗室就将姬姓带到各地。又如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被封于齐(今山东中部)，姜姓也从今陕西扩大到山东。不少姓的起源都是某国，原来都是地名，分封为嗣后成为国名，以后又被封君及其后裔采用为姓。
西汉初曾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异姓王存在时间很短，而且除个别外都不得善终，所以几乎没有留下在封地繁衍的后代。同姓王却长期存在，有的王绵延数代，子孙众多，他们的封地就成为刘姓的聚居地。如彭城(今江苏徐州)是楚王等王的封地，以后成为刘姓的郡望(主要发祥地)，重要性超过了刘邦的故乡沛县(今江苏沛县)和皇族聚居的国都长安(今西安)。到西汉末年，刘氏宗室人口超过10万，除了长安一带外，大多居住在祖先的封国封邑附近。如后来成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刘秀，就因祖上被封的侯国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成为南阳人。东汉时也是如此，如刘备是中山王后裔，虽然家境已没落，但还是住在离中山不远的涿郡(今河北涿州)。
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为王，分居各地。明朝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控制，不让他们离开封地，不得从事任何职业，连科举也不能考，但另一方面又给予优厚待遇，只要长大成人，都能获得爵位和俸禄。有一位亲王竟创造了一项有100个儿子继承爵位的纪录，在诸王的封地都留下了大量朱姓人口。如明末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住在南昌，是宁王的后代。
强制性迁移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首都或特定地区的经济实力，或者为了打击敌国，削弱或消灭反抗势力，历来统治者都曾实施强制性的迁移，用行政或军事手段，将某些地方的人口迁入指定地区，也包括将被贬的官员、俘虏、罪犯流放安置到边远地区。这类措施相传在上古三代就已实行，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就被商朝放逐到巢。
秦始皇在灭六国的前后，不断将各国的国君、贵族、大臣和有影响的家族迁入秦国旧地和边远地区。赵国的卓氏就是以“迁虏”的身份迁至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自作主张嫁给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就是卓氏后裔。汉高祖继续实行“强干弱支”的政策，将六国旧族和地方豪强迁至首都所在的关中，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景、屈氏等都是迁移对象。田氏从今山东迁入关中后，不仅一度垄断了商业，还繁衍出大批后裔。由于田氏人口实在太多，只能按“第一、第二、第三”分房捧列，有的后裔干脆将编号当作姓了，史书上留下了“第五仲”、“第五伦”这样的人物。
首都的建立和迁移也必然伴随着大批宗室、高官、富户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例如，北魏曾将河西走廊和北方备地的重要人物及其家族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北方、西北以及境外的不少非汉族人口也在平城周围定居。到孝文帝南迁，就将他们全部迁至洛阳。到东、西魏分裂，一部分人又随西魏迁至长安，一些来自中亚或蒙古高原的家族以后发展成关中大姓。西魏攻占粱朝的首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北周灭北齐时，都曾将对方的要人迁入关中。隋灭陈后，陈朝宗室都被北迁。由于陈氏子孙众多，以后又得到隋朝的优待，派往各地当官，形成陈姓人口遍布的局面。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将各地富户、工匠迁入南京，到他的子孙迁都北京后，其中大部分又被迁至北京。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会将本民族人口迁至各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前秦的苻坚曾将苻氏和氐族子弟迁往各地，元朝也将蒙古人派驻各省。清朝入关后，就将满族八旗部署在全国，各省城一般都建有专供满族军民居住的满城。辛亥革命后，多数满人改用汉姓，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散处各地的满族姓氏，如关，改自关尔佳氏；叶，改自叶赫氏。
有一类迁移往往使后裔不愿记录，如明、清时都曾将一些罪犯流放到云南、贵州和西北边疆，其中有些人也留下了人口众多的家族。但对祖先这样的出身和来源，家谱中往往不愿记载，或者不愿记载迁移的真正原因。而受贬斥的官员中的忠臣名人，往往成为一些家族附会的对象。如海南岛一些李姓家族自称为唐朝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宰相李德裕的后代，而史书上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国战乱引起的迁移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南迁，都是中原地区战乱的产物。从秦汉开始，黄河中下游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以后虽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除了分裂时期外，政治中心基本还在北方。正因为如此，皇室、贵族、高官、名流、富商及世家大族也都聚居于北方。但无论是异族入侵、权力斗争，还是民众暴动，往往以夺取首都为目标，所以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战乱大多发生于北方。在这种形势下，北方民众就会迁往各地避难，其中最主要的迁移方向还是生存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南方。
早在公元初的两汉之际，就有不少人为躲避战乱而南迁，最远的是从海路迁到交趾(今越南)。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前期，上百万人从中原迁至江淮之间、长江以南、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但相比之下，以后的3次南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以至北方的大姓几乎都有人迁移，并且在南方定居。
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南迁，发生在西晋末永嘉年间，从公元4世纪初一直延续了100多年，南朝期间余波不绝。由于晋朝在建康(今南京)重建，北方的上层人物和世家大族大多有人南迁，所以史书中可考的南迁姓氏就相当多。这些大姓大多定居在长江流域和江淮之间，其中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最为集中。在南朝期间，尤其是侯景之乱后，有些人才继续南迁至今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第二次是公元755年安史之 乱后的南迁。安禄山在幽州(今北京)发动叛乱后，先后占据唐朝的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四海南奔似永嘉”，北方又出现南迁大潮。安史之乱平息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持续到唐末五代，所以多数南迁人口就在南方定居。这次南迁的范围比上一次更广，江西成为主要的迁入地，移民大量迁入福建、湖南，有的已迁入两广和海南岛。至此，北方的汉族姓氏几乎已遍布南方各地。
第三次是北宋末靖康之乱后的南迁。由于金兵由北向南全面推进，以后宋金边界又固定在淮河一线，加上到北宋末年人口已达1亿，南方平原地区的人口已相当饱和，南迁人口较前两次更加深入丘陵和偏远地带，更多人口迁入四川、福建、两广。临安(今杭州)是首都所在，加上江南经济发达，生活优裕，吸引大批北方移民定居。来自开封等地的上层移民聚居于杭州城内，在当地形成一种以北方口音为主、带儿化的新方言。赵氏宗室除集中于杭州外，还聚居在福州等地。孔子的嫡系后裔从山东曲阜迁至今浙江衢州，繁衍至今，被称为“南孔”。
生存性的迁移
这类迁移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成语就形象地描述了先民为了生存而迁入荒山丛林中开垦定居的艰辛。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加剧，就是不发生战乱，大批农民也在不断从中原迁往周边，由平原迁往山区。但在战乱以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或者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或者原来封禁的地区对民众开放，这样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
这类移民往往有集中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因此不啻一次姓氏大迁移。如明清期间，江西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迁入湖广(今湖北、湖南)。到清初。四川受战乱影响，人口稀少，清政府采取鼓励迁入的政策，大批移民从湖广等地涌入四川，形成“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流。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是当初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姓氏大多可以追溯到湖北、湖南，或进一步追溯到江西。近代东北人大多是“闯关东”的产物，是1860年清政府开放东北封禁地后由山东等地迁入。内蒙古的汉人主要也是实行“放垦”后由山西等地“走西口”迁入。他们的姓氏当然也与迁出地相同。
和“洪洞大槐树”一样，这类移民也有共同的源头，如“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南雄珠玑巷”(迁往广州一带)、“江西瓦屑坝”(迁往安徽安庆一带)、“苏州闾门外”(迁往苏北)、“南京杨柳巷”(迁往云南)等。
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姓氏的“汉化”
由于中原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位，对周边人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内迁一直在进行。东汉以后，大批非汉族人口从北方、西北边疆和中亚各地迁入内地，有的民族基本都已移居中原，有的还成为统治民族。由于华夏(汉族)文化始终处于优势，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为了有效地掌握政权，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汉族文化，包括主动采用汉姓。他们有的就以故乡的谐音为姓，如来自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昭武九姓”，就根据汉译康国、安国、米国、曹国等改姓康、安、米、曹、白等。有的则攀和汉族某一大姓，如匈奴的一支自称是曾与刘邦“结为兄弟”的冒顿单于之后，因而改姓刘。
这类改变一般是逐渐进行的，但在统治者大力倡导甚至强制推行的情况下，就会集中进行。如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的同时，下令鲜卑族全部改汉姓，本族拓跋改为元姓。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改姓。如拓跋的一支改姓长孙，达奚改为奚，丘穆陵改为穆，步陆孤改为陆，勿忸于改为于，普陋茹改为茹，贺葛改为葛，阿伏于改为阿，迄豆陵改为窦，侯莫陈改为陈，独孤浑改为杜，等等。到了后来，其中多数家族有意无意隐去了真正的族源，反而认同于同样的汉姓了。
也有一些非汉家族采用了汉族中没有或罕用的姓，如蒙古族姓萨，傣族姓刀，有的将本民族的姓直接译为多音节的姓。迁入湖南桃源的一支维吾尔人姓翦，史学家翦伯赞属此家族。随着他们迁居各地，这些姓氏也有了更广泛的分布。如萨氏是海军世家，其中不少人定居在福建。
移居海外
东亚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越南曾经是中原王朝的郡县，近代以前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文曾经是它们唯一的文字或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本来就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还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如朝鲜和韩国的郑、柳、车、赵、王、李等，像郑氏都以河南荥阳为郡望，与中国的郑氏并无不同。但大部分汉姓人口都是土著，他们采用汉姓，就像中国南方的土著一样，只是一种文化认同。韩国有大量朱姓、孔姓人口自称是朱熹、孔子的后裔，朱姓人口还相当多。实际上其中多数是出于“仰慕华风”，并非真有血统关系。日本的汉姓也有类似情况。
从明代中叶起迁往东南亚各地和近代迁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般都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即使在加入当地国籍，改用当地语言的姓名后，一般还采用本姓，或者另有一个中文姓名。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一方面有大批新移民迁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有不少海外华人寻根访祖，恢复与故乡或本家族的联系。
责任编辑 王 凯
分封产生的迁移
华夏诸族发祥于中原，大致即今天的河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安徽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特有的姓氏也集中在这一区域之内。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国君将本族子弟和贵族、大臣分封到各地，以后大多在当地定居，他们的姓氏也随之分布到各地。例如，周王姬姓，被分封到各地的周王宗室就将姬姓带到各地。又如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被封于齐(今山东中部)，姜姓也从今陕西扩大到山东。不少姓的起源都是某国，原来都是地名，分封为嗣后成为国名，以后又被封君及其后裔采用为姓。
西汉初曾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异姓王存在时间很短，而且除个别外都不得善终，所以几乎没有留下在封地繁衍的后代。同姓王却长期存在，有的王绵延数代，子孙众多，他们的封地就成为刘姓的聚居地。如彭城(今江苏徐州)是楚王等王的封地，以后成为刘姓的郡望(主要发祥地)，重要性超过了刘邦的故乡沛县(今江苏沛县)和皇族聚居的国都长安(今西安)。到西汉末年，刘氏宗室人口超过10万，除了长安一带外，大多居住在祖先的封国封邑附近。如后来成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刘秀，就因祖上被封的侯国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成为南阳人。东汉时也是如此，如刘备是中山王后裔，虽然家境已没落，但还是住在离中山不远的涿郡(今河北涿州)。
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为王，分居各地。明朝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控制，不让他们离开封地，不得从事任何职业，连科举也不能考，但另一方面又给予优厚待遇，只要长大成人，都能获得爵位和俸禄。有一位亲王竟创造了一项有100个儿子继承爵位的纪录，在诸王的封地都留下了大量朱姓人口。如明末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住在南昌，是宁王的后代。
强制性迁移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首都或特定地区的经济实力，或者为了打击敌国，削弱或消灭反抗势力，历来统治者都曾实施强制性的迁移，用行政或军事手段，将某些地方的人口迁入指定地区，也包括将被贬的官员、俘虏、罪犯流放安置到边远地区。这类措施相传在上古三代就已实行，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就被商朝放逐到巢。
秦始皇在灭六国的前后，不断将各国的国君、贵族、大臣和有影响的家族迁入秦国旧地和边远地区。赵国的卓氏就是以“迁虏”的身份迁至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自作主张嫁给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就是卓氏后裔。汉高祖继续实行“强干弱支”的政策，将六国旧族和地方豪强迁至首都所在的关中，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景、屈氏等都是迁移对象。田氏从今山东迁入关中后，不仅一度垄断了商业，还繁衍出大批后裔。由于田氏人口实在太多，只能按“第一、第二、第三”分房捧列，有的后裔干脆将编号当作姓了，史书上留下了“第五仲”、“第五伦”这样的人物。
首都的建立和迁移也必然伴随着大批宗室、高官、富户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例如，北魏曾将河西走廊和北方备地的重要人物及其家族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北方、西北以及境外的不少非汉族人口也在平城周围定居。到孝文帝南迁，就将他们全部迁至洛阳。到东、西魏分裂，一部分人又随西魏迁至长安，一些来自中亚或蒙古高原的家族以后发展成关中大姓。西魏攻占粱朝的首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北周灭北齐时，都曾将对方的要人迁入关中。隋灭陈后，陈朝宗室都被北迁。由于陈氏子孙众多，以后又得到隋朝的优待，派往各地当官，形成陈姓人口遍布的局面。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将各地富户、工匠迁入南京，到他的子孙迁都北京后，其中大部分又被迁至北京。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会将本民族人口迁至各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前秦的苻坚曾将苻氏和氐族子弟迁往各地，元朝也将蒙古人派驻各省。清朝入关后，就将满族八旗部署在全国，各省城一般都建有专供满族军民居住的满城。辛亥革命后，多数满人改用汉姓，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散处各地的满族姓氏，如关，改自关尔佳氏；叶，改自叶赫氏。
有一类迁移往往使后裔不愿记录，如明、清时都曾将一些罪犯流放到云南、贵州和西北边疆，其中有些人也留下了人口众多的家族。但对祖先这样的出身和来源，家谱中往往不愿记载，或者不愿记载迁移的真正原因。而受贬斥的官员中的忠臣名人，往往成为一些家族附会的对象。如海南岛一些李姓家族自称为唐朝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宰相李德裕的后代，而史书上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国战乱引起的迁移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南迁，都是中原地区战乱的产物。从秦汉开始，黄河中下游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以后虽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除了分裂时期外，政治中心基本还在北方。正因为如此，皇室、贵族、高官、名流、富商及世家大族也都聚居于北方。但无论是异族入侵、权力斗争，还是民众暴动，往往以夺取首都为目标，所以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战乱大多发生于北方。在这种形势下，北方民众就会迁往各地避难，其中最主要的迁移方向还是生存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南方。
早在公元初的两汉之际，就有不少人为躲避战乱而南迁，最远的是从海路迁到交趾(今越南)。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前期，上百万人从中原迁至江淮之间、长江以南、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但相比之下，以后的3次南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以至北方的大姓几乎都有人迁移，并且在南方定居。
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南迁，发生在西晋末永嘉年间，从公元4世纪初一直延续了100多年，南朝期间余波不绝。由于晋朝在建康(今南京)重建，北方的上层人物和世家大族大多有人南迁，所以史书中可考的南迁姓氏就相当多。这些大姓大多定居在长江流域和江淮之间，其中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最为集中。在南朝期间，尤其是侯景之乱后，有些人才继续南迁至今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第二次是公元755年安史之 乱后的南迁。安禄山在幽州(今北京)发动叛乱后，先后占据唐朝的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四海南奔似永嘉”，北方又出现南迁大潮。安史之乱平息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持续到唐末五代，所以多数南迁人口就在南方定居。这次南迁的范围比上一次更广，江西成为主要的迁入地，移民大量迁入福建、湖南，有的已迁入两广和海南岛。至此，北方的汉族姓氏几乎已遍布南方各地。
第三次是北宋末靖康之乱后的南迁。由于金兵由北向南全面推进，以后宋金边界又固定在淮河一线，加上到北宋末年人口已达1亿，南方平原地区的人口已相当饱和，南迁人口较前两次更加深入丘陵和偏远地带，更多人口迁入四川、福建、两广。临安(今杭州)是首都所在，加上江南经济发达，生活优裕，吸引大批北方移民定居。来自开封等地的上层移民聚居于杭州城内，在当地形成一种以北方口音为主、带儿化的新方言。赵氏宗室除集中于杭州外，还聚居在福州等地。孔子的嫡系后裔从山东曲阜迁至今浙江衢州，繁衍至今，被称为“南孔”。
生存性的迁移
这类迁移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成语就形象地描述了先民为了生存而迁入荒山丛林中开垦定居的艰辛。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加剧，就是不发生战乱，大批农民也在不断从中原迁往周边，由平原迁往山区。但在战乱以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或者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或者原来封禁的地区对民众开放，这样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
这类移民往往有集中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因此不啻一次姓氏大迁移。如明清期间，江西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迁入湖广(今湖北、湖南)。到清初。四川受战乱影响，人口稀少，清政府采取鼓励迁入的政策，大批移民从湖广等地涌入四川，形成“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流。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是当初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姓氏大多可以追溯到湖北、湖南，或进一步追溯到江西。近代东北人大多是“闯关东”的产物，是1860年清政府开放东北封禁地后由山东等地迁入。内蒙古的汉人主要也是实行“放垦”后由山西等地“走西口”迁入。他们的姓氏当然也与迁出地相同。
和“洪洞大槐树”一样，这类移民也有共同的源头，如“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南雄珠玑巷”(迁往广州一带)、“江西瓦屑坝”(迁往安徽安庆一带)、“苏州闾门外”(迁往苏北)、“南京杨柳巷”(迁往云南)等。
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姓氏的“汉化”
由于中原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位，对周边人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内迁一直在进行。东汉以后，大批非汉族人口从北方、西北边疆和中亚各地迁入内地，有的民族基本都已移居中原，有的还成为统治民族。由于华夏(汉族)文化始终处于优势，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为了有效地掌握政权，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汉族文化，包括主动采用汉姓。他们有的就以故乡的谐音为姓，如来自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昭武九姓”，就根据汉译康国、安国、米国、曹国等改姓康、安、米、曹、白等。有的则攀和汉族某一大姓，如匈奴的一支自称是曾与刘邦“结为兄弟”的冒顿单于之后，因而改姓刘。
这类改变一般是逐渐进行的，但在统治者大力倡导甚至强制推行的情况下，就会集中进行。如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的同时，下令鲜卑族全部改汉姓，本族拓跋改为元姓。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改姓。如拓跋的一支改姓长孙，达奚改为奚，丘穆陵改为穆，步陆孤改为陆，勿忸于改为于，普陋茹改为茹，贺葛改为葛，阿伏于改为阿，迄豆陵改为窦，侯莫陈改为陈，独孤浑改为杜，等等。到了后来，其中多数家族有意无意隐去了真正的族源，反而认同于同样的汉姓了。
也有一些非汉家族采用了汉族中没有或罕用的姓，如蒙古族姓萨，傣族姓刀，有的将本民族的姓直接译为多音节的姓。迁入湖南桃源的一支维吾尔人姓翦，史学家翦伯赞属此家族。随着他们迁居各地，这些姓氏也有了更广泛的分布。如萨氏是海军世家，其中不少人定居在福建。
移居海外
东亚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越南曾经是中原王朝的郡县，近代以前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文曾经是它们唯一的文字或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本来就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还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如朝鲜和韩国的郑、柳、车、赵、王、李等，像郑氏都以河南荥阳为郡望，与中国的郑氏并无不同。但大部分汉姓人口都是土著，他们采用汉姓，就像中国南方的土著一样，只是一种文化认同。韩国有大量朱姓、孔姓人口自称是朱熹、孔子的后裔，朱姓人口还相当多。实际上其中多数是出于“仰慕华风”，并非真有血统关系。日本的汉姓也有类似情况。
从明代中叶起迁往东南亚各地和近代迁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般都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即使在加入当地国籍，改用当地语言的姓名后，一般还采用本姓，或者另有一个中文姓名。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一方面有大批新移民迁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有不少海外华人寻根访祖，恢复与故乡或本家族的联系。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