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和赫尔辛基峰会后，许多自由派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行为。他拥抱普京，冷落自己的情报机关和美国传统盟友，这似乎表明他已经难以自拔；或者他被玩弄了；或者他精神有问题；或者他是俄罗斯的终极人造人—一个“叛徒”。
　　这些判断的任何一个都很有道理。但对于特朗普的行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解释：这源自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世界秩序的隐藏的哲学理想。
　　当然，特朗普不是什么哲学家。但他确实本能地接受了一些概念，这要感谢他对流行叙事的精通和他对支持者在感情上如何对他做出反应的深度的敏感性。在每一场集会中，他都会受到群众的鼓励调整他的思想，满足群众自我感觉的情绪需要，并反过来通过社交媒体把它们政治化。
　　特朗普汲取思想最多的思想家，也许是德国法哲学家卡尔·施密特。尽管施密特因为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而声名狼藉，但仅仅因此就否定他是一个错误。在今天的学者中间，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施密特都以其对现代自由主义的犀利批判而闻名。
　　施密特批判的核心是其对自由主义的普世志向的蔑视。自由派真心实意地将个体权利置于他们政治观点的核心，并相信理论上这些权利应该扩展到每一个人。根据这一观点，美国是一个概念。
　　对施密特来说，这一观点导致了灾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国内，由于“人民”的自由派概念是无排斥的，因此也含糊不清。如果“我们”可以包括任何人，那么谁才是我们？施密特认为，这一思维方式导致自由国家很容易从内部被私人利益集团绑架，从外部被外部势力绑架—特朗普将这一论断作为其选战的核心。
　　施密特对自由派外交政策的批判，基于类似的分析。作为无排斥的基于权利的信条的捍卫者，自由派必须干预政策不符合自由价值观的其他国家的事务。而当自由派介入国际军事冲突时，他们的世界观就成为导致总体战和持久战的不二法门，因为它们致力于抽象的规范，这促使他们将反对者不仅仅视为竞争对手，也视为“绝对的敌人”。对于“真正的敌人”，可以形成临时协定，但对于“绝对的敌人”必须及时摧毁或予以演变。
　　施密特提出了基于土地原则的政治身份理论，以替代规范性和普遍性。按照施密特的理论，共同体的“诺莫斯”（nomos，即源自地域的自我感知）是其法律的哲学前提。相反，对自由派而言，国家首先也最主要是通过其法律承诺来定义的。
　　特朗普的执政，让施密特的内政外交观的政策影响一览无遗。最明显的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在美国南部国境筑墙的热衷，体现了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斯蒂芬·米勒等特朗普的顾问，将筑墙描述为由“爱”驱动的政策—對显然是根据空间来定义的美国政治共同体的爱。
　　必然地，在布鲁塞尔和赫尔辛基，特朗普的施密特政治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美国传统盟友和敌人的行为上。施密特鼓吹普及门罗主义的全球秩序：大国划定不可侵犯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即“大空间”，由此实现相互尊重。特朗普鼓吹标准的多元主义、不干预的国际秩序。
　　根据这一反自由主义观点，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是绝对的敌人，而有充分的理由打破国际制度，摆脱美国的传统盟友。对反自由派来说，和平的“朋友”必须是足够强大的国家，要强大到能够在国境之内建立起政治霸权，并维持重要主权玩家主导的全球秩序。
　　当特朗普与普京并肩而立，“站边”普京而不是美国情报机关时，他正在演绎施密特思想的最高峰。而这些思想将在特朗普下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