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次，恐怕是回不去了。
GDP年增长率曲线图告诉我们，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共只有3次是连续两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1年间，第二次是1989年到1990年间，第三次则是1998年到1999年。但是这3次下跌主要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干扰，短期停滞过后又很快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上。
然而，从2012年开始，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连续两年低于8%，仅为7.7%。接着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回弹。2014年，GDP增速为7.4%。
而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与一个叫“新常态”的名词紧密相关。
此外，“新常态”还反映在居民消费信心指数的大幅下跌，国内投资需求的减缓，以及连续数月的购买力指数下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1973年说起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际的前几年，中国经济似乎像一匹永不停歇的骏马，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水平。无独有偶，60年前的美国、西欧和日本也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在二战后经济增长水平一发冲天。这一切都归功于“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总统对外政策的多用途武器。对于那些担心美国的出口会急剧下降的人，以及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和世界繁荣的人，马歇尔计划都是当时的一剂灵药。此外，当时以李普曼为代表的公知们连续撰文呼吁，认为欧洲所遭受的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洪流”，而是“生产问题”——只有马歇尔计划才能解决的“生产问题”。这个计划也吸引了强调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群人。除苏联人外，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当时的马歇尔计划中各取所需。
结果也是令人振奋的。从经济上看，美国既阻止了西欧国家因经济困难而日益缩减进口的趋势，为美国商品扩大了海外市场；又取得享有与本国居民同等的投资权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这样，增加了美国的出口，缓解了美国内部经济改革的困难；同时也加强了美国对西欧各国经济的控制和支配能力，通过二战后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良好运转，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是1973年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工业生产力大幅度下滑，大批企业破产，股票行情大跌，美、日、西德等10国两年内资本超过百万美元的公司破产12万家以上，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富兰克林银行的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股票价格下跌总额达5000亿美元；失业人数巨增，创战后最高纪录，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全失业人数1975年月平均为1448万，在1975年5月这个最低点，美国失业率升至9.2%；物价飞速上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入逆差严重，物价上升指数在英国为43.9%，在日本为32.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收入超达 203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为392亿美元。此外，危机过后，各国经济非但没有出现全面高涨，而是进入滞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严重，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生产能力的长期过剩。
而长期保持高能生产的中国，其经济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1973年”转折点上，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这个中国版的“1973年”现在正式被称作“新常态”。
“新常态”因何而生
要想了解“新常态”，就要先明白什么是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4%，但GDP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
看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和“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那么“新常态”会带来什么？
经济面临新“换挡”
数月以来，各媒体都纷纷发声，认为中国需要适应这一“新常态”。确实，短期来看，中国新经济纪元的关键词将会是“慢增长”，“优结构”，“新动力”和“多挑战”。那么，这些关键词将会带来什么？
通过对过去几个季度出台的政策分析来看，税收减免、购房补贴、放宽对开发商土地款支付期限等手段说明政府想要通过政策来“救市”，而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加大以新换旧的债务滚动，并通过负债成本降低实现企业盈利等行为被看作是另类版的央行“QE”。看起来，这种操作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又能对冲外汇占款的萎缩，从而实现基础货币的投放。
驯服变化无常的房地产市场和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两点其实是基于同一前提的。无论要达到哪一个目的，都意味着中国要经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意味着我国将真正进入后工业阶段。
从楼市来看，201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目前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
从减债来看，过去几年我国的“造城运动”大规模扩张，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在管理上像“一锅粥”，融资、资金使用和偿债均缺乏规范机制，风险积累在所难免。因此，当下我国的部分存量地方债务被用于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投资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对地方偿债形成一定缓冲，还有较大规模的债务以土地抵押的形式存在，使得资产变现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总体上可应对和化解个别地区的风险暴露。
综合这些特征不难看出，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面临“换挡”。
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有2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其中，出口的增长将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因为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而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推动下，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目前，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3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所以，不难看出，当下中国的“新常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王月菊）
GDP年增长率曲线图告诉我们，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共只有3次是连续两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1年间，第二次是1989年到1990年间，第三次则是1998年到1999年。但是这3次下跌主要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干扰，短期停滞过后又很快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上。
然而，从2012年开始，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连续两年低于8%，仅为7.7%。接着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回弹。2014年，GDP增速为7.4%。
而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与一个叫“新常态”的名词紧密相关。
此外，“新常态”还反映在居民消费信心指数的大幅下跌，国内投资需求的减缓，以及连续数月的购买力指数下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1973年说起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际的前几年，中国经济似乎像一匹永不停歇的骏马，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水平。无独有偶，60年前的美国、西欧和日本也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在二战后经济增长水平一发冲天。这一切都归功于“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总统对外政策的多用途武器。对于那些担心美国的出口会急剧下降的人，以及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和世界繁荣的人，马歇尔计划都是当时的一剂灵药。此外，当时以李普曼为代表的公知们连续撰文呼吁，认为欧洲所遭受的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洪流”，而是“生产问题”——只有马歇尔计划才能解决的“生产问题”。这个计划也吸引了强调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群人。除苏联人外，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当时的马歇尔计划中各取所需。
结果也是令人振奋的。从经济上看，美国既阻止了西欧国家因经济困难而日益缩减进口的趋势，为美国商品扩大了海外市场；又取得享有与本国居民同等的投资权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这样，增加了美国的出口，缓解了美国内部经济改革的困难；同时也加强了美国对西欧各国经济的控制和支配能力，通过二战后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良好运转，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是1973年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工业生产力大幅度下滑，大批企业破产，股票行情大跌，美、日、西德等10国两年内资本超过百万美元的公司破产12万家以上，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富兰克林银行的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股票价格下跌总额达5000亿美元；失业人数巨增，创战后最高纪录，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全失业人数1975年月平均为1448万，在1975年5月这个最低点，美国失业率升至9.2%；物价飞速上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入逆差严重，物价上升指数在英国为43.9%，在日本为32.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收入超达 203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为392亿美元。此外，危机过后，各国经济非但没有出现全面高涨，而是进入滞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严重，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生产能力的长期过剩。
而长期保持高能生产的中国，其经济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1973年”转折点上，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这个中国版的“1973年”现在正式被称作“新常态”。
“新常态”因何而生
要想了解“新常态”，就要先明白什么是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4%，但GDP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
看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和“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那么“新常态”会带来什么？
经济面临新“换挡”
数月以来，各媒体都纷纷发声，认为中国需要适应这一“新常态”。确实，短期来看，中国新经济纪元的关键词将会是“慢增长”，“优结构”，“新动力”和“多挑战”。那么，这些关键词将会带来什么？
通过对过去几个季度出台的政策分析来看，税收减免、购房补贴、放宽对开发商土地款支付期限等手段说明政府想要通过政策来“救市”，而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加大以新换旧的债务滚动，并通过负债成本降低实现企业盈利等行为被看作是另类版的央行“QE”。看起来，这种操作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又能对冲外汇占款的萎缩，从而实现基础货币的投放。
驯服变化无常的房地产市场和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两点其实是基于同一前提的。无论要达到哪一个目的，都意味着中国要经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意味着我国将真正进入后工业阶段。
从楼市来看，201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目前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
从减债来看，过去几年我国的“造城运动”大规模扩张，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在管理上像“一锅粥”，融资、资金使用和偿债均缺乏规范机制，风险积累在所难免。因此，当下我国的部分存量地方债务被用于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投资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对地方偿债形成一定缓冲，还有较大规模的债务以土地抵押的形式存在，使得资产变现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总体上可应对和化解个别地区的风险暴露。
综合这些特征不难看出，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面临“换挡”。
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有2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其中，出口的增长将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因为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而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推动下，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目前，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3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所以，不难看出，当下中国的“新常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王月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