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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陆知识界来说，知道殷海光这个名字，还是海峡两岸渐开沟通后的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岳霖在一篇自我批评的文字中，曾将殷海光与沈有鼎、王浩并称为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或许这也是相当一段时期，大陆关于殷海光的惟一记录。这并不奇怪，以1949年为界，殷海光五十年的生命旅程，恰好前三十年在大陆度过，后二十年生活于海峡对岸。离开大陆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殷海光都只是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留下的历史印痕并不多；当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者，其俗世声名如日中天，大陆这边也无从了解。最近这些年情况才有所改变，先是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在大陆出版的论著中涉及其师的文字；接着殷海光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大陆出版；殷、林二人论学书信《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98年夏天，在殷海光的故乡湖北，还举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注意到殷海光和他的论著，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起因于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当追踪到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活动，殷海光这个名字，自然就被注意到了。大陆与台湾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的隔绝，无疑造成了探讨像殷海光这样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思想家思想演进的困难，材料并不是主要的，除了完整读到殷海光本人的著述；多次赴港访学，还使我有机会系统研读与殷海光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报纸杂志。可怕的是一种隔膜，以及因此造成的距离。所以当我应韦政通先生之约，撰写第一部研究殷海光的书稿时，就颇感困难，好在“世界哲学家丛书”其性质偏重于论学，不妨碍我从远距离去探讨殷海光的思想，那就是结合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理路，为殷海光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这也多少可以弥补海外研究殷海光思想留下的空白点。从海外研究殷海光不多的论文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隔膜，相应的结合殷海光在大陆时期思想成长的脉络来讨论其思想的文字就并不多见，对于殷在大陆时期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其中尚有不少得自于印象的模糊认识。这也并不足奇，因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殷海光本人口述的自传，不仅过于简略，本身即有许多回忆有误的地方。而我则试图赋予殷海光在现代中国思想脉络中一定的位置。在我看来，就殷海光生活的时代来说，他在大陆的三十年不仅是其思想成长的基础，而且当他来到陌生的台湾社会，其实也并没有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抽离出某种特殊的问题意识，他的发言位置与问题结构，都与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密切相关。
如同过去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极少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接触，在我撰写的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殷海光的论著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才有机会有我的初次台湾之行。那真是一段感受力特别强的日子。一个多月的时光，差不多都是在寻觅着殷海光生活在台湾的足迹。棕榈树掩隐下的台湾大学，伴随殷海光度过了在台湾作为大学教授的岁月；距台大不远的温州街十八巷，殷海光一手经营了一个充满田园之趣的家；在台北阳明山下的圆山饭店，殷海光与他的同道们宣告了“《自由中国》时代”的来临……而台北南港的“自由墓园”，则是雷震为他的《自由中国》社的朋友殷海光等人安排的最后的家园。睹物思人，跟随殷海光的足迹，我感到我在渐渐走近殷海光，走近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特别是，寻觅殷海光的足迹，是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陪同我进行的，他们中既有殷在《自由中国》社的同仁夏道平、宋文明、马之肃，更多的是殷海光当年在台大的学生王小波、陈鼓应、钱永祥、刘福生、林正弘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见到夏道平时，他已经进入生命的迟暮之际。他是《自由中国》社的另一位要角，对过去所发生的倒还能清晰的说出。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眷念，听说我已完成关于殷海光的著作并即将出版，对我说，他怕是赶不上见到书了，到时候，烧一本给我吧。后来我知道，此时的夏已改信基督教。从台湾回来后，就接到韦政通先生的来信：“夏道平先生已于1995年12月23日去世，今天下午(1996年1月7日)我到士林一教堂参加追悼会。出席的知识分子很少，多半是教友，因夏先生近二年信了基督教。像他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却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说明当代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价值之间，确实产生了疏离。夏先生对《自由中国》杂志很有贡献，而《自由中国》乃台湾自由主义的重镇，因此他对台湾的自由主义是有贡献的。但晚年却很寂寞，似乎象征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你这次来能见到他，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想想去拜谒“自由墓园”时，夏先生的朋友还郑重委托我们看看给夏先生预留的位置，但最后夏先生走向的却是基督教教友的墓园，长眠于“自由墓园”的雷震、殷海光，已经永远不能迎来他们的夏道平了。
走近殷海光，获得了对那个时代更为真切的感受，也让我感到或许以传的方式，更能揭示殷海光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者生命的意义。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来得这样快。陈思和老师读到我的《殷海光》一书后，觉得稍做修改在大陆出版可能意义更大。陈老师的隆情高谊，玉成了我在该书写作时就产生的愿望，因为就实质性意义来说，毕竟现时的台湾社会，在许多方面距离殷海光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想想也是，度过“戒严”时代的台湾，早已为新的政治热情鼓噪着，活跃于五六十年代的胡适、雷震、殷海光，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还保留着长远的记忆，在新生代中已没有什么印痕了，海内外关于殷海光的第一本著作，居然由我这位远离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大陆学人完成，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开始，我也只是试图做些简单的修改，但获得近距离观察殷海光后，已经对原来的书稿不甚满意了，于是下决心重写。从完成的书稿来看，篇幅已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除了论学方面的文字略有保留，其他都按照新的感受重新撰写。
如何写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苦旅；如何去把握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生命的意义，撰写此书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中。
“五四之子”，缘自殷海光走到生命的尽头之际为自己一生的定位。那时，年仅五十岁的殷海光已被医生作了最后的宣判，尽管他渴望着能够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与死神作最后的顽拒，因此愈加希望能为所生活的时代留下些什么。这些最后的话语，也为他五十年的生命旅程赋予了最真切的写照：“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于“五四后期人物”，并非始于此时，两年前在给学生张灏的信中，殷海光就有这样的自诩。看得出，这一定位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并非只是一时的冲动。在那封信中，殷海光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他们和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情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人，注定要孤独的。”
殷海光这些袒露其心路历程的最后独白，既包含着对时代际遇的无限感慨，同时也展现了他在不断碰壁中仍然为理想奋斗的那份苦志和豪情。与许多悲剧性人物的处境相似，殷海光所面对的也是一个有负于他的社会。在肃杀之气遍布大地的岁月中，五四一代所享受到的如日中天的声华，距离他已是十分的遥远。作为“中间物”，既与老一辈产生疏离感，又与下一辈分立于不易沟通的“心灵世界”，同时还要被保守人物视为不祥的征兆与祸根。然而，正是在陷身于这种交织着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的巨浪大潮中，殷海光试着摸索出了自己前行的路，并为这个“恨由爱生”的社会，增添一份光彩。也因为如此，他能够成为他所生活的那段历史永远的见证；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此，殷海光的两位学生林毓生、张灏，都提供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追忆。
无庸讳言，类似于我们在现代中国看到的那些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身影，作为学者来说，殷海光也并不成功。学术上的意义，只有立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才能分析其中的历史性贡献。但其中所蕴涵的殷海光作为思想者的艰苦旅程，却显出别样的意义。晚年，殷海光这样为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独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也许，这正是殷海光生命意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作为生平意义上的“五四之子”，殷海光诞生于一个企望告别过去文化的年代。在我们惯常的话语里，常常是将一桩公共事件发生的年代作为一个时代的命名，五四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并成为文化上重要的分界点，其影响力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造就一代文化新人的时代，殷海光在一生也与这样的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殷海光所说的三十年，是从他由偏于一隅的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走出来算起的。按其自述，他的知识兴趣的提升，是因为在乡居生活中倍感理学式的虚伪，而转而深契于具有浓厚工具性色彩的逻辑学，并获得相当的满足。当他读到金岳霖编写的《逻辑》讲义，一位少年人心灵中萌动的知识兴趣便促使他只身前往北京，进而追随至昆明，投到金的门下。但这段求学的日子，却是和八年抗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的紧张不安，殷海光也进入了其思想自我放逐的岁月。使他引为终生憾事的便是，在这段宝贵的青春岁月，他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的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进了西南联大校园里的种种政治活动。受道德热情的驱使，他在校园就按捺不住对政治的投入，成为著名的“右派”学生，其躁动不安的灵魂，因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忠诚的拥戴，有了暂时的安顿。在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后，他甚至不惜中断尚未完成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毅然投笔从戎。结束短暂的士兵生活后，殷海光就开始了在国民党舆论圈里的沉浮，直至做到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主笔。
离开大陆前，殷海光已经对国民党的作风深恶痛绝，他之所以选择台湾，当时还对国民党存留那么一点希望，总觉得大失败后总该有彻底的反省。在仅有的那么一点希望幻灭后，殷海光彻底的抽身而去，开始了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的心路历程。在台湾大学谋得一教职的同时，又加入了《自由中国》集团，并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与他的同道们开创了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殷海光本人也在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向右或向左转向的那个大变局面前，锲而不舍地把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陶铸成了理想中的自由主义者。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因为“雷震案”的发生被迫停刊，殷海光发表政论性文字的发言权被剥夺，而历经沧桑的殷海光对于涉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也失去了往昔的热情，于是他努力锻炼“隔离的智慧”，潜心于学术的建构，对知识的理性追求又成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不用说，殷海光这一切仍旧是受到其道德热情的影响，他的学生林毓生称其为具有强烈道德热情与诗人气质的人，提倡科学只是满足道德热情的道路。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认为道出了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然而就在殷海光不断地抖落因袭的重担，他却面临了不可战胜的病魔，以五十英年就辞别了这个有负于他的世界。
这就是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艰苦的思想旅程，从一个追求纯粹知识的青年，一步步将自己的思想放逐到现实政治的漩涡，再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直到联系社会甚至学校的管道都逐步被切断，再重新收拾起成就知识的梦幻。一直处在这种知识渴求与道德不安的紧张之中的殷海光，正以其艰苦的心路旅程，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以及处在此一时代中的思想者的乖戾命运。
我们知道，关于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一向是讨论知识分子的焦点问题，学术界常常以某一个时代作为划分知识分子代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相应的我们也常常见到诸如“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的说法。更有甚者，在五四知识分子中还划分出老师一代和学生一代，认为是“蛇”与“夜猫”联合起来发起了文学革命：老师们把自己视为蛇，以理性怀疑的毒液布毒于同时代人长期奉守的信仰；学生们则把自己比拟为夜猫，以来自海外的知识的喧闹来惊醒同胞们的昏睡。也许我们不能否认上述代际的区分所具有的意义，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划分就显得相当勉强。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其讨论传统复杂性的代表作《论传统》一书中，也曾将眼光落实在代际问题上。在他看来，无庸讳言，每一代人都以一种新精神对待他们的任务，不受前一代人既定的信仰和依属感的束缚。尤其在现代，每一代人都有其特有的出发点；一个“新观念”一旦为相应的新一代人接受和支持，它便在社会中蔓延开来。但希氏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以及同一代之间的差异性，论证了代与代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并没有明确的自然界限可言；同时强调了任何有作为的一代人都无力取代大多数已有的东西，因此“要从这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纵横交错的世代中构想出一代人，只能是一个有争议的理想模式”。这样看来，我们以往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代际的划分，恐怕是过于随意了一些。一旦将涉及代际问题的诸种因素考虑进去，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自信地以简化的方式来看待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在我看来，殷海光心路历程的意义正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自身的“代”，还为自己作了界定，从而也为我们思考“后五四一代”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本文是笔者《五四之子殷海光——自由思想者的苦旅》一书中的序言，略有删改。）
注意到殷海光和他的论著，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起因于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当追踪到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活动，殷海光这个名字，自然就被注意到了。大陆与台湾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的隔绝，无疑造成了探讨像殷海光这样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思想家思想演进的困难，材料并不是主要的，除了完整读到殷海光本人的著述；多次赴港访学，还使我有机会系统研读与殷海光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报纸杂志。可怕的是一种隔膜，以及因此造成的距离。所以当我应韦政通先生之约，撰写第一部研究殷海光的书稿时，就颇感困难，好在“世界哲学家丛书”其性质偏重于论学，不妨碍我从远距离去探讨殷海光的思想，那就是结合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理路，为殷海光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这也多少可以弥补海外研究殷海光思想留下的空白点。从海外研究殷海光不多的论文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隔膜，相应的结合殷海光在大陆时期思想成长的脉络来讨论其思想的文字就并不多见，对于殷在大陆时期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其中尚有不少得自于印象的模糊认识。这也并不足奇，因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殷海光本人口述的自传，不仅过于简略，本身即有许多回忆有误的地方。而我则试图赋予殷海光在现代中国思想脉络中一定的位置。在我看来，就殷海光生活的时代来说，他在大陆的三十年不仅是其思想成长的基础，而且当他来到陌生的台湾社会，其实也并没有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抽离出某种特殊的问题意识，他的发言位置与问题结构，都与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密切相关。
如同过去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极少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接触，在我撰写的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殷海光的论著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才有机会有我的初次台湾之行。那真是一段感受力特别强的日子。一个多月的时光，差不多都是在寻觅着殷海光生活在台湾的足迹。棕榈树掩隐下的台湾大学，伴随殷海光度过了在台湾作为大学教授的岁月；距台大不远的温州街十八巷，殷海光一手经营了一个充满田园之趣的家；在台北阳明山下的圆山饭店，殷海光与他的同道们宣告了“《自由中国》时代”的来临……而台北南港的“自由墓园”，则是雷震为他的《自由中国》社的朋友殷海光等人安排的最后的家园。睹物思人，跟随殷海光的足迹，我感到我在渐渐走近殷海光，走近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特别是，寻觅殷海光的足迹，是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陪同我进行的，他们中既有殷在《自由中国》社的同仁夏道平、宋文明、马之肃，更多的是殷海光当年在台大的学生王小波、陈鼓应、钱永祥、刘福生、林正弘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见到夏道平时，他已经进入生命的迟暮之际。他是《自由中国》社的另一位要角，对过去所发生的倒还能清晰的说出。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眷念，听说我已完成关于殷海光的著作并即将出版，对我说，他怕是赶不上见到书了，到时候，烧一本给我吧。后来我知道，此时的夏已改信基督教。从台湾回来后，就接到韦政通先生的来信：“夏道平先生已于1995年12月23日去世，今天下午(1996年1月7日)我到士林一教堂参加追悼会。出席的知识分子很少，多半是教友，因夏先生近二年信了基督教。像他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却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说明当代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价值之间，确实产生了疏离。夏先生对《自由中国》杂志很有贡献，而《自由中国》乃台湾自由主义的重镇，因此他对台湾的自由主义是有贡献的。但晚年却很寂寞，似乎象征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你这次来能见到他，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想想去拜谒“自由墓园”时，夏先生的朋友还郑重委托我们看看给夏先生预留的位置，但最后夏先生走向的却是基督教教友的墓园，长眠于“自由墓园”的雷震、殷海光，已经永远不能迎来他们的夏道平了。
走近殷海光，获得了对那个时代更为真切的感受，也让我感到或许以传的方式，更能揭示殷海光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者生命的意义。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来得这样快。陈思和老师读到我的《殷海光》一书后，觉得稍做修改在大陆出版可能意义更大。陈老师的隆情高谊，玉成了我在该书写作时就产生的愿望，因为就实质性意义来说，毕竟现时的台湾社会，在许多方面距离殷海光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想想也是，度过“戒严”时代的台湾，早已为新的政治热情鼓噪着，活跃于五六十年代的胡适、雷震、殷海光，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还保留着长远的记忆，在新生代中已没有什么印痕了，海内外关于殷海光的第一本著作，居然由我这位远离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大陆学人完成，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开始，我也只是试图做些简单的修改，但获得近距离观察殷海光后，已经对原来的书稿不甚满意了，于是下决心重写。从完成的书稿来看，篇幅已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除了论学方面的文字略有保留，其他都按照新的感受重新撰写。
如何写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苦旅；如何去把握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生命的意义，撰写此书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中。
“五四之子”，缘自殷海光走到生命的尽头之际为自己一生的定位。那时，年仅五十岁的殷海光已被医生作了最后的宣判，尽管他渴望着能够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与死神作最后的顽拒，因此愈加希望能为所生活的时代留下些什么。这些最后的话语，也为他五十年的生命旅程赋予了最真切的写照：“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于“五四后期人物”，并非始于此时，两年前在给学生张灏的信中，殷海光就有这样的自诩。看得出，这一定位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并非只是一时的冲动。在那封信中，殷海光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他们和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情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人，注定要孤独的。”
殷海光这些袒露其心路历程的最后独白，既包含着对时代际遇的无限感慨，同时也展现了他在不断碰壁中仍然为理想奋斗的那份苦志和豪情。与许多悲剧性人物的处境相似，殷海光所面对的也是一个有负于他的社会。在肃杀之气遍布大地的岁月中，五四一代所享受到的如日中天的声华，距离他已是十分的遥远。作为“中间物”，既与老一辈产生疏离感，又与下一辈分立于不易沟通的“心灵世界”，同时还要被保守人物视为不祥的征兆与祸根。然而，正是在陷身于这种交织着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的巨浪大潮中，殷海光试着摸索出了自己前行的路，并为这个“恨由爱生”的社会，增添一份光彩。也因为如此，他能够成为他所生活的那段历史永远的见证；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此，殷海光的两位学生林毓生、张灏，都提供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追忆。
无庸讳言，类似于我们在现代中国看到的那些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身影，作为学者来说，殷海光也并不成功。学术上的意义，只有立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才能分析其中的历史性贡献。但其中所蕴涵的殷海光作为思想者的艰苦旅程，却显出别样的意义。晚年，殷海光这样为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独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也许，这正是殷海光生命意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作为生平意义上的“五四之子”，殷海光诞生于一个企望告别过去文化的年代。在我们惯常的话语里，常常是将一桩公共事件发生的年代作为一个时代的命名，五四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并成为文化上重要的分界点，其影响力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造就一代文化新人的时代，殷海光在一生也与这样的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殷海光所说的三十年，是从他由偏于一隅的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走出来算起的。按其自述，他的知识兴趣的提升，是因为在乡居生活中倍感理学式的虚伪，而转而深契于具有浓厚工具性色彩的逻辑学，并获得相当的满足。当他读到金岳霖编写的《逻辑》讲义，一位少年人心灵中萌动的知识兴趣便促使他只身前往北京，进而追随至昆明，投到金的门下。但这段求学的日子，却是和八年抗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的紧张不安，殷海光也进入了其思想自我放逐的岁月。使他引为终生憾事的便是，在这段宝贵的青春岁月，他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的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进了西南联大校园里的种种政治活动。受道德热情的驱使，他在校园就按捺不住对政治的投入，成为著名的“右派”学生，其躁动不安的灵魂，因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忠诚的拥戴，有了暂时的安顿。在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后，他甚至不惜中断尚未完成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毅然投笔从戎。结束短暂的士兵生活后，殷海光就开始了在国民党舆论圈里的沉浮，直至做到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主笔。
离开大陆前，殷海光已经对国民党的作风深恶痛绝，他之所以选择台湾，当时还对国民党存留那么一点希望，总觉得大失败后总该有彻底的反省。在仅有的那么一点希望幻灭后，殷海光彻底的抽身而去，开始了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的心路历程。在台湾大学谋得一教职的同时，又加入了《自由中国》集团，并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与他的同道们开创了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殷海光本人也在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向右或向左转向的那个大变局面前，锲而不舍地把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陶铸成了理想中的自由主义者。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因为“雷震案”的发生被迫停刊，殷海光发表政论性文字的发言权被剥夺，而历经沧桑的殷海光对于涉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也失去了往昔的热情，于是他努力锻炼“隔离的智慧”，潜心于学术的建构，对知识的理性追求又成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不用说，殷海光这一切仍旧是受到其道德热情的影响，他的学生林毓生称其为具有强烈道德热情与诗人气质的人，提倡科学只是满足道德热情的道路。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认为道出了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然而就在殷海光不断地抖落因袭的重担，他却面临了不可战胜的病魔，以五十英年就辞别了这个有负于他的世界。
这就是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艰苦的思想旅程，从一个追求纯粹知识的青年，一步步将自己的思想放逐到现实政治的漩涡，再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直到联系社会甚至学校的管道都逐步被切断，再重新收拾起成就知识的梦幻。一直处在这种知识渴求与道德不安的紧张之中的殷海光，正以其艰苦的心路旅程，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以及处在此一时代中的思想者的乖戾命运。
我们知道，关于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一向是讨论知识分子的焦点问题，学术界常常以某一个时代作为划分知识分子代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相应的我们也常常见到诸如“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的说法。更有甚者，在五四知识分子中还划分出老师一代和学生一代，认为是“蛇”与“夜猫”联合起来发起了文学革命：老师们把自己视为蛇，以理性怀疑的毒液布毒于同时代人长期奉守的信仰；学生们则把自己比拟为夜猫，以来自海外的知识的喧闹来惊醒同胞们的昏睡。也许我们不能否认上述代际的区分所具有的意义，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划分就显得相当勉强。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其讨论传统复杂性的代表作《论传统》一书中，也曾将眼光落实在代际问题上。在他看来，无庸讳言，每一代人都以一种新精神对待他们的任务，不受前一代人既定的信仰和依属感的束缚。尤其在现代，每一代人都有其特有的出发点；一个“新观念”一旦为相应的新一代人接受和支持，它便在社会中蔓延开来。但希氏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以及同一代之间的差异性，论证了代与代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并没有明确的自然界限可言；同时强调了任何有作为的一代人都无力取代大多数已有的东西，因此“要从这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纵横交错的世代中构想出一代人，只能是一个有争议的理想模式”。这样看来，我们以往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代际的划分，恐怕是过于随意了一些。一旦将涉及代际问题的诸种因素考虑进去，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自信地以简化的方式来看待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在我看来，殷海光心路历程的意义正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自身的“代”，还为自己作了界定，从而也为我们思考“后五四一代”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本文是笔者《五四之子殷海光——自由思想者的苦旅》一书中的序言，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