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江南，一度失忆。
　　虽然出生在苏北，但来到人世三个月后，我便被送回了祖居地，江南。我的童年便是在后来课本里面经常提及的“鱼米之乡”度过的。我家的老宅前是大片的稻田，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20公里外无锡的阳山。稻田之间有一条运河，入夜时分，常常有呜呜的汽笛打破虫鸟的奏鸣。
　　读书以后，离开了故乡，身体的远离反倒激发了想象的空间，尤其是初中后，开始阅读关于江南的诗词，那些凝练的词句所描摹的场景与情境，异于我生活体验，拓宽和加深了我对江南的理解与记忆。
　　岸、草、水、燕、月、酒、雪、雨、竹、柳，和那些隐藏在这些景与物后面的人，共同构筑了一个地域性的人类世界。而所有关于江南的诗词，其共同的特征是基于人与自然的通感，这种通感的建立，意味着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是相互舒服的，相互给予激情和创造力的。
　　而此后，尤其是世纪末的几年中，我已经无暇顾及江南了。故土上的稻花越来越稀疏，工厂遍地蔓延，我自己也疲于城市间的所谓拼搏。我曾经兴奋于上海的繁华已然不输纽约，曾经窃喜于自己生活在如此快速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我一度热情地投入到潮流中，努力开创大家都在为之奋斗的新生活，这个时候，身处江南的我，已经遗弃了江南这个我生命的背景，我对江南彻底失忆。
　　数年前的某日，我在好友家中邂逅一台“红梅HM-1”中画幅折叠相机，相机是“常州照相机厂”生产的，这个工厂最初承接上海照相机二厂的海鸥202型120折叠式照相机的生产，命名为菊花牌，1974年3月在常州市消防器材厂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常州照相机厂，将承接试生产的海鸥照相机由菊花牌改为红梅1型，既“HM-1”。查阅史志，这个相机在上世纪80年代还曾经红极一时。但是，中国的几十家照相机厂，没有一家最终修成正果，“红梅”也不例外，早在数码时代来临之前就已败落枝头了。
　　这相机显然是模仿之作，而且工艺水平相当低劣，我手中的这台产于何时已经不大可考。成色很新，大概都不曾正式使用过，但由于时间太久，机身外包裹的人造革已经干裂翘起，几近掉落。我于是自己用胶布重新做了包裹，但使用不久，卷片扳手还是坏了，不得已在卷片轴上用强力胶粘了一个牙膏帽子，用来卷片。与此同时，我从网络上淘到一批2003年9月到期的“Kodak　400VC”胶卷，我到手的时候已经过期了近三年。这原本是一种色彩鲜艳，影像锐利的高感胶卷，曾经是专业摄影师的的挚爱，只是随着胶片时代的终结，已少有问津的了。
　　常年边地的旅行和拍摄之后，这台相机和这过期的胶卷勾起了我对于工业，对于现实生活环境的关注，也因为相机是本地出产的缘故，我决定用它来拍摄我曾经和依然生活其间的江南。
　　用这相机和胶卷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拍摄到最后出来的影像，充满了不可控的因素，胶卷都是在本地的图片社冲洗，经常带着一些划痕回来，每次冲洗的品质都不尽同一，甚至，同一张底片，不同次的扫描，出来的色彩都天壤之别，偶或还会遭遇漏光，这种不确定性反倒激发了我的热情，也契合了我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也就是白驹过隙的刹那，诗词与童年记忆以外的江南，芦苇稻花间丛生的是烟囱，升腾起的不再是炊烟与薄雾，而是粗壮的、五颜六色的烟柱……当某一天我重新直面江南这个宏大的背景时，我与现实的江南，失去了任何通感。
　　噫吁，欲问风景旧曾谙？过尽千帆皆不是。
　　周伟　1969生于江苏如皋，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
　　曾作过厨师，电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杂志主编。现为自由摄影师，纪录片导演。
　　作品在新加坡国际摄影节，俄罗斯国际摄影节、丽水国际摄影节、广州、北京、大理、常州等地展出，并获得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摄影师提名奖、丽水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国际民俗摄影大赛“人类贡献奖” 大奖。
　　2012年完成纪录片《碧江》和田野录音《第七日—来自怒江大峡谷的赞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