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由各侵略军派人联合成立了一个“都统衙门”，维护社会治安。1901年9月，清廷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以丧权辱国与巨额赔款，保全政权。但各国并无将“都统衙门”交还的意愿。清廷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承担起谈判重任。经多方谈判，最后达成在天津周围20里以内不能驻扎中国军队的条件下，袁世凯仅带300名侍卫亲兵，于1902年8月进入天津接收政权。
　　天津虽然收回，但城内有各国租界，在周围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山海关等地还有各国驻军。在整个直隶（ 今河北省） 地区，中国只能行使有限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下，1903年，营口
　　（ 今辽宁省营口市）突发鼠疫， 与其有密切来往的天津北塘港也出现疫情。
　　近代西方各国已形成了较成熟的卫生检疫制度。在“都统衙门” 管治天津时，曾在城内设卫生局， 实行公共卫生管理，这是中国城市首次设立卫生局，在1902年已移交给天津当局。看到瘟疫流行，各国军队担心殃及自己，他们怀疑中国方面是否有能力进行防疫，法国提督雷福禄、德国提督裴策先后照会中方，要求派本国军医来主持防疫。
　　好在这时袁世凯手下有一支西医队伍。20多年前，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并资助英国伦敦教会医师马
　　根济（1876—1935年）在天津建立“医学馆”，培养了三届学生，成为第一批中国自主培养的西医。其中佼佼者有首届的林联辉，第二届的屈永秋、徐清华等。1893 年，李鸿章正式开办我国首个官办西医学校，即北洋医学堂，林联辉为总办，但他不幸于1900年病逝。1902年，随袁世凯到天津的是屈永秋。
　　屈永秋，生于1862年，原籍广东番禺，后到香港读书，1881年考入医学馆，毕业后任北洋海军军医，经历了甲午战争，后回北洋医学堂任职。他在林联辉逝世后接任北洋医学堂总办。袁世凯从“ 都统衙门”接收回卫生局后，改名为天津卫生总局，屈永秋兼任总办。屈永秋主持在全市设三个卫生分局，先后出台《卫生办法》
　　《清洁办法》《时症医院办法》等，并雇佣中外巡捕80名，夫役200名，有效管理全城公共卫生事务。面对1903年的瘟疫，袁世凯决定“收回事权”，迅速让屈永秋“参酌西人防疫之法，厘订章程”，拟定《天津防疫章程》《大沽查船验疫章程》，对各国“示以章程，婉切驳阻”，表示中方已经有效开展防疫，毋须各国派人参与。
　　在屈永秋的带领下，天津全市开设4个传染病患者收容所，各卫生分局积极清扫街道、桥梁及沟渠，派出巡丁把守大沽海口码头和北塘、新河等车站，“查防所有车船，均不准载患者私往他
　　处”，对发现瘟疫的房屋、车船进行消毒， 病死者入葬时，“掘坑至七尺深，铺用白灰，再行掩埋”，严格执行防疫法， 有阳奉阴违者，必定“查出重究”。
　　天津的防疫措施相当成功。“数月之后，疫气渐息，全活（ 救活）众多，津郡亦未流行。”袁世凯说，经此一役，“各国军队及领事各官，咸知中国于防疫一端，办理不遗余力，始终无可藉口， 遂亦枝节全消”，成功挽回了防疫主权。
　　今人常说伍连德主持防治东北鼠疫（1910—1911年），是我国首次应用西医防疫，且由于东北涉及日本和俄国势力，关系到主权问题，更令人瞩目。其实，1903年屈永秋主持的天津防疫，是时间更早、同样关乎主权的涉外防疫，中国官方首次应用西医防疫，同样值得后人铭记。在屈永秋的有力措施下，这次瘟疫很快被扑灭，所以影响不大。
　　1909年，京师大学堂拟筹办医科大学，屈永秋被荐任医科大学监督。鑒于他对防疫事业的贡献， 1912年，法国政府授予他骑士团勋章中的第三等司令勋章。民国后他任大总统府医官、陆军医监。1953 年，屈永秋在北京病逝。